【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抗战时期自贡盐业的“增产加运”‖张建

抗战时期

自贡盐业的“增产加运”

张 建

抗战时期,自贡盐业所谓的“增产加运”,便是“增产川盐”和“加大运力”。

自贡盐业:抗战中的使命

抗战时期,自贡成为侵华日军向大后方轰炸的主要目标之一,遭日机空袭多达7次,原因是生产的井盐供军需民食,在战略和经济地位上甚为重要。1939年10月至1941年8月,自贡遭受日军出动483架飞机7次16批狂轰滥炸,目标是自贡盐业的“增产加运”。日机对盐场和市区共投弹1544枚,伤亡千余人,井盐设施损失极其惨重。

清同治时期到辛亥革命,自贡盐业平均年产量400万担,是中国三大产盐区之一。民国初年,平均年产量下降到300万担,最低年产仅167万担。抗战期间,自贡盐业却得到长足发展,平均年产量达486万担,最高年产量达526万担。全部产出的井盐靠公路、水路、驿路及力夫肩扛外运。

1939年,淮盐产区沦陷,长江下游相继失守,淮盐不能上运,整个华中地区食盐顿时紧张。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抗战进入紧张阶段,前后方的军需民食,唯靠川盐供给。特别是战事持久期,大量军政费用支出浩繁,财政负担日见沉重,而当时内迁工商企业立足未稳,难以从中取得大量税收。为取得大量财政收入,除田赋征实外,增收盐税成了易行之法。至此,国民政府于1938年3月下令增产川盐,并特别强调“增加产量先从富、荣(今富顺、荣县)两场着手”,即指自贡盐场。一是大量增产川盐,二是将盐税每担提高到5元6角,以征收更多税额。

四川盐务管理局为“增产增税”和“增产加运”,采取了五项措施。一是盐政改制,即将战前之“商运商销”改为“官收官运商销”,实行全盘统制盐业专卖经济;二是重新划分四川盐务辖区,改制盐政管辖范围,以便集中精力着重盐场增产;三是修建船闸和统制运盐船只,扩建专用公路和驿路,增加运载能力;四是整训盐务税警部队,建立强有力的护运武装;五是筹措巨额资金,扶持盐业运输等。

自贡井盐全面实施“官收官运商销”后,1940年的官收场盐量达630万担,并将各储备盐仓改名“国防囤盐”,对抗战时的军需民食具有备战备荒意义。至于小灶户分散零星之票盐,除规定必须陆运外,为便于管理,乃委托票盐商联合组成盐垣,设人专司其职,盐垣不得私自启闭,由盐场分署派员管理。所谓“盐垣”,是指盐场区内的运输节,它是在井盐中心设有的集中购销点。其作用一方面是收购或统一保管井灶的产盐,另一方面是售票卖盐。盐商盐贩在盐垣购盐后即雇用人力或运输工具运到各地销售。自贡的盐垣按时间的先后次序设立东岳庙沟头、豆芽湾、凉高山、大坟堡、郭家埸等盐垣。

自贡井盐“战时盐运”的运务管理也因战时仓容有限,实行盐运到岸后即可入仓待配售,还可以船代仓。采取以船代仓的较多,既节省收卸搬运费用,又减轻了成本。但盐船代仓泊岸,因目标较大而易遭空袭,时有损失惨重。当时自贡盐场每年发运的盐斤有三千余载,长江运盐木船一般载量为每船1260担,每包盐重200余斤,转运换船、装卸吊秤都是人力搬运。

1942年,国防最高会议决定实行《盐专卖暂行条例》,并定为国策,由国民政府明令实施。条例的主要精神是统制产销,实行民制、官收、官运和官销。盐税改称“专卖利益”,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寓税于价。

零售盐业务仍利用现有商店经营,但须经政府登记,给予特许营业证,并按规定办法经营。盐务机关在各集散地设置“食盐公卖店”,基本上每县一店,负责批发。零售业务则由核准的合作社、代销店经营,均须设立专账,随时由盐专卖机关派员稽查,其应得利润,由盐专卖机关核定计入批发和零售价内,并核定出最高价,必要时还规定最低价。盐专卖在战时对安定人心、平抑物价、稳定社会均有成效。1939年建立西康省,四川盐务管理局又改称“川康盐务管理局”,业务辖区缩小,只辖自贡、犍乐、盐源、井仁、简阳、资中、隆昌等盐场,意在集中力量在井盐增产和大宗盐运上。

川盐增产的“科技战士”

所谓川盐增产的“科技战士”,便是爱国实业家范旭东。

范旭东是久大盐业公司和永利碱业公司创始人,他很早便意识到化学工业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1915年,他在天津创办久大盐业公司后,相继在1917年创办永利碱业公司、1922年在久大化学实验室旧址创立黄海化学工业社,汇集一大批技术精英如孙学悟、郭浩清等人,专门研究精盐副产品及化学制造方法。1937年,他创办南京硫酸铔厂等企业,使其实业的“永久黄”化工产品包括酸、碱、盐等。那时,范旭东的久大实业早已实现现代化作业,具有雄厚的技术力量,也奠定了我国民族化学工业的基础。抗战爆发后,范旭东的久大实业相继毁于敌手。

1938年3月,国民政府下令“川盐增产”,给予范旭东以重建久大实业的信心。范旭东素怀“实业救国”理想,重建久大实业,实际上也是他这一思想的体现,彰显了一个爱国实业家强烈的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其实,范旭东当初创办久大实业时,也是凭借着“抵制洋盐,改良国盐”的强烈使命感,而不是单纯的经商。他曾道出在天津创办久大的缘由:“本公司成立于民国四年,当时寄居吾华的外人,藉口吾们的食盐恶劣,不堪食用,遂私运洋盐进口侵销,吾人为求盐质精良计,创议设制盐工厂,以资改良。”抗战爆发后的次日,日本兴中公司就派浪人出面,要求天津久大盐厂与之“合作”,范旭东断然拒绝,结果该厂后被日寇霸占。

1938年2月24日至27日,范旭东等人在四川盐务管理局局长缪秋杰的陪同下参观自贡盐场。自贡盐场制盐技术落后使范旭东感触颇深,深感改良自贡盐场之制盐技术,是“知识分子个个都有责任,尤其是朝野靠盐吃饭的人们,应该不要完全漠视”。他仍打算在自贡重建久大盐厂。1938年,范旭东从沿海撤退后,便决定建立华西化工中心,开发华西,支持祖国长期抗战,在派员到四川等地勘查后,决定将华西化工中心设在四川。经具体分析,将永利碱厂和黄海化学社建在乐山五通桥地区,而久大盐厂则建在自流井地区,打算以自流井、五通桥地区为华西化工中心,建立华西化工基础。一来可以重振“永久黄”企业之雄风支持抗战,二来可以发展大后方的化学工业,响应国民政府开发大西南建设号召。范旭东的这一举动的确具有远见卓识。

1938年,范旭东委派唐汉三负责重建久大盐厂的具体事宜,当时的四川盐务管理局也支持范旭东在自贡重建久大盐厂,尤其是局长缪秋杰热情邀请范旭东在自贡重建久大。1938年初,缪秋杰在重庆偶遇范旭东,他向范旭东谈及川盐发展情况,并极力邀请他到自贡、犍乐一带参观。当年2月,缪秋杰陪同范旭东等人考察自贡盐场,认为战时增产问题要紧,希望久大在自贡设厂。同时,自贡地区的盐商们也表示如果久大能来,对于川盐技术改进不无裨益。政府和盐局的支持,再次强化了范旭东重建久大盐厂的决心。应该看到,范旭东建立华西化工中心的宏伟构想不仅符合其主观想法,而且也与当时国民政府开发大西南、建立大后方化学工业区的计划相一致。

范旭东在向四川盐务管理局关于久大在自贡设厂的呈文中说:“窃公司以丧失之余,猥荷增产任务,本年(1938年)四月,承指定富荣场张家坝模范盐厂旧址,令公司备价买收。”自贡盐场为了完成川盐增产的重任,除动员本地盐商开工增产外,对范旭东的建厂行为也很支持。

范旭东携少数机械、器材和全部技术与管理骨干约300人内迁四川大后方,他早已将企业利益置之度外,考虑得更多的是国家的前途命运。范旭东坚信,天津久大盐厂虽被日寇掠去,但只要坚持抗战,久大就不会消失。特别是当时沿海各省失守后,后方的食盐补给压力在川盐救急,国民政府又发出了增产川盐命令,久大公司作为全国最有影响的现代化盐业企业在内地重建盐厂,自然是响应政府号召,增产川盐,支持祖国长期抗战。

1938年3月,范旭东曾向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陈述了改进川盐的三点建议:一是改用钢质平锅及新式炉灶以节省燃料,增加产量;二是用机器压制砖盐,以代替巴盐;三是修改水运河道,减轻拆息,以轻负担。为全力推广制盐先进技术,范旭东在当年4月向四川盐务管理局关于申办久大自贡模范食盐厂的呈文中,又明确提出久大办厂的两个原则。一是本厂制造技术可尽量公开,听凭同业仿效;二是同行中有需要盐厂设计相委托的,久大厂在双方契约下将允为负责代办。抱着推广先进制盐技术的又一个重要目的,范旭东的建厂呈文获得四川盐务管理局批准,久大盐厂的重建得以顺利进行。

1938年9月18日,久大自贡模范制盐厂终于落成开工。范旭东选择这一天开工,就是告诉久大员工勿忘九一八事变,勿忘国耻。他在开工典礼的致辞中道出重建久大的部分原因,表示“中国制盐工厂决不消灭于敌人的侵略,决不屈服于敌人的炸弹,为工业方面培养吾们长期抗战的力量”。

范旭东在重建久大盐厂后,尽管面临着卤水不足、开工有限等困难,但对自贡制盐技术的改进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首先在汲卤方面,自贡盐场开始由电力推卤代替牛力推卤,提高了汲卤生产效率。抗战以前,自贡盐场牛力推卤比较盛行,但费时费力。1940年,久大自贡盐厂彭久生发明了电力推卤机,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而成本降低二分之一以上。其次在制盐方面,推行平锅制盐技术,既增产又干净、节能。当时自贡盐场一直使用旧式铸铁小圆锅制盐,既耗能又不卫生。久大公司为大盐商余述怀、刘瀛洲等修平锅,传授大平锅制盐新技术,使平锅制盐得以迅速推广。同时,久大公司还推行利用竹枝排架,浓缩盐水。以架高10米、长30米为一单元,可多可少。架顶设分水槽,用电泵引水入槽,从上淋下,经过竹枝,使水成无数点点水珠,扩大盐水的蒸发表面,经过气流或太阳光照射,盐水蒸发而浓缩。再用泵导入大平锅蒸煮,由此达到省燃煤目的。此法效果很好,用电不多,省煤不少,是项制盐节能的新技术。

久大公司在自贡率先开创盐化工业,即从制盐后的母液中提取多种化工产品。1941年,黄海化学社的无机盐专家郭浩清博士受范旭东派遣对龃水进行深入研究。久大公司根据郭浩清的研究成果,于1941年冬便从龃水中提取出食盐副产品,即有氯化钾、硼酸、酒精等11种。自贡从此开始有了真正的盐化工业。

早在1938年,范旭东在呈缪秋杰的公文中表露忧虑,认为川盐不能发展的原因除了技术之外,“交通不便与燃料供给之不自如”也是重要因素,而且改善自流井地区的交通条件“非民间力量所能补救”,他希望缪秋杰能迅速拨款,改善交通燃料供求,以求川盐增产。

范旭东的忧虑得到缪秋杰的重视,缪秋杰在任期间对自贡地区的公路、河道进行了大规模整治,他还委托撤退来川的华北水利委员会担任盐区航道的勘测设计,由盐局工程处整治盐井河、威远河航道 300 余公里,使自贡地区的盐运交通得到极大改善,推进了自贡盐卤资源的开发,打消了范旭东的顾虑。

川盐的“英雄运输线”

战时自贡井盐量产翻了两番,“增产川盐”全面实现。而在“加大运力”的井盐运输时,各种交通工具更是“各显神通”,井盐由是不断远运,亦称“日机炸不断的英雄运输线”。

该运输线的极大成功,一是得力于“加大运力”的井盐政策落地和对盐区公路水路等基建类进行改扩建。盐区公路和水路可谓是“系统工程”,自贡井盐既要不断远运,而生产井盐的生产资料,如煤炭、木材、楠竹、钢绳、蔑绳等生产资料及生活物资又需源源不断运入,曾有数据统计形象比喻“井盐生产”和“生产资料”的关系,是“一吨井盐一吨煤”。二是各种交通工具的增量和运力得到极大发挥,没有“极大发挥”,自贡井盐便“形同虚设”,所以四川盐务管理局是抓住盐区的公路水路便不放手。由于自贡井盐的运输方式多,运输环节多,中转次数多,运输范围广,运输路线长,运输工具变化大,极其复杂,四川盐务管理局更是不得怠慢。

自贡盐区公路的大力改扩建和发展,是以1938年四川盐务管理局奉命接收井富马路作为自贡第一条盐区公路时为起点的。井富马路由贡井雷公滩为起点,至富顺县止,全长50余公里,于1927年起测设施工,1930年7月建成通车。该局接收井富马路后首先对其实施改扩建,又先后动工修筑内乐、自贡贡坳、向高等10条盐区公路。内乐公路于1942年6月全线建成通车,在修筑过程中先后分为井内、井荣、荣桥三段施工。从内江脚盆田起经白马庙、凌家场、大山铺大坟堡、自流井、贡井、成佳场、双石桥、荣县、长山桥、竹园铺三江镇、五通桥至乐山,全长201公里,路基宽度为7.5米。井内公路段于1937年2月26日竣工通车,属自贡盐区道路,由自流井下桥起到内江脚盆田,全长45公里。井荣公路段由四川盐运使署组织人员测量,该路也是因井盐增产后,煤炭不能满足需要,四川盐务管理局除与资源委员会合资开发威远黄荆沟煤矿、荣县煤矿,而开发荣县煤矿的首要便是修筑井荣公路。四川盐务管理局在川内大旱成灾之际,用以工代赈的方式进行施工,1937年下半年动工,1939年7月路基修竣。

1941年,川康盐务管理局向自贡和威远倡导修建向高公路。为便利管理,将该路分为两段施工,向家岑至高洞大桥路段由威远县负责,高洞大桥至一桥路段由自贡负责。威远段于1943年3月开工,路基土石方工程基本完竣。自贡段于1944年6月1日开工至7月19日土石方工程基本竣工。后因工程款无着落,加之农忙季节而被迫停工。经自贡市政府提出办法,在高洞煤运脚力内,每包煤炭附加费20元,一个月即有60万元作为筑路经费。川康盐务管理局为加强公路的管理和养护,还招募养路长工数百人,组建道班护路。此外,威远县还在境内新建向善场至新场、向善场至黄荆沟、向善场至山王场等公路,以保障自贡盐场的煤炭供给。

自贡第一辆板车的诞生和运货是从1938年春季开始,当时民营恒通汽车公司有一辆汽车因发动机无法修复,车工便卸下发动机,利用前后桥装上木板,作为运物资和修理汽车的人力工具车。后来该车卖给搞运输的杨某,经他几次改进便成为板车,投入盐、煤的运输,且后又快速发展,到当年底板车发展了百余辆。板车产生的历史背景为板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即公路的扩展延伸,货运量大幅度增加,而汽车运力不足,板车又有在运输上节省人力、载量大、不消耗燃料、成本低劳资双方收益较高的优越性。因此自贡盐区板车除运输盐、煤外,还有竹木、五金器材及粮油的运输。在1936年以前,在井威公路尚未修通时,是靠人、畜力运输。1937年井威公路通车,煤炭经井威公路运至自贡,运输工具有大板车、小板车、畜力和人力搬运,还有少部分汽车,其中以板车为主。据1944年3月统计,井威公路的运煤板车已发展到千余辆。

1941年,川康盐务管理局为保证井盐水运安全又推出了《井渝水运线运盐木船船户管理规则》。凡运盐木船均具殷实铺保,或5家运盐船户联保才准登记。对船只种类,载运量,及船只坚固程度详细列明,送由船业公会查明后转送盐务机关,经勘验登记后,编号烙印或发给登记证,钉于船尾明显处方准运盐。规则还对船只的木质、造船方法及使用年限都作了严格规定。

从1938年起,自贡盐增产后,川康盐务管理局还组织区外的供给物资,在五通桥、重庆及富顺的沱江沿岸购买煤炭,由水路经泸州、邓关运回自贡,1938年至1939年运回5万余吨。竹木是盐业生产必需的物资,大多是从省内的江安、长宁、乐山,省外的云、贵、湘等省由水路经泸州 、邓关运回;五金器材主要从江津运来,钢绳、镔铁筒等由重庆运回;粮油从金堂、赵家渡和富顺运来,可谓采购水运之“规模宏大”。

战时自贡的公路、水路、驿路及力夫的肩膀,已是公认的中国盐业的“英雄运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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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载《巴蜀史志》2025年第3期)

作者:张 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