缙云丨张从辉：教师节忆父亲

教师节忆父亲

文/张从辉

每年当教师节来临的时候，总会牵动着我的思绪，对我引以自豪的父亲充满深深的怀念。

四十年过去了，在第一个教师节的庆祝大会上，父亲作为优秀教师代表，在主席台上交流发言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作为一个民办教师，一定要种好两块责任田，一块在教室里，一块在责任田里……一个个孩子，就像一棵棵幼苗，必须得细心呵护，精心培育……急不得，懒不得。如果种坏了，心疼啊……”

父亲是个民办教师，也是村小学主任教师（上世纪八十年代，每个中心校下辖的村都有村小，而且规模不小，多的村甚至有三四百名学生，当时中心校管理不过来，就委派在教学和管理上都有经验的老师担任主任教师，具体负责村小管理。那个时候，当地老百姓都习惯称主任教师为校长）。由于父亲工作认真负责，再加上是正牌的师范生，学校非常信任他，就任命他为村小主任教师。在第一个教师节的时候，学校为起到示范带头作用，安排父亲作为民办教师优秀代表在大会上交流发言。

父亲在台上发言，显得有些紧张和激动，因为他教书十几年，是第一次当上优秀教师，更是第一次从教室的讲台走上这么大的主席台。他的发言虽然声音有些小，却非常坚定，甚至还有些诙谐，时不时赢得台下阵阵掌声，特别是最后那句：“话不多说了，季节不等人，趁教师节有点空隙，回家种萝卜去喽。”

父亲诙谐的发言被台下的掌声淹没了，那个时候我也刚走上教师岗位，竟激动得情不自禁地站起来为他鼓掌。

其实，我从小到大最佩服的就是我父亲，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在我们村子里的人的眼里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因为他是村子里唯一的文化人，大家都还称他为秀才。

父亲总爱在我们面前谈他读书的事情，尤其是谈他考起初师的那件事，总是滔滔不绝，满脸堆满了自豪的表情。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大足和荣昌合办初师，两县共招初师生50人，我父亲去报名考试，最后考上了。当时，父亲找大队书记盖章，竟跟在大队书记屁股后跑了几十根田坎。说来父亲也运气孬，初师读了一年就遇到扩招，他那一年所有师范毕业生都未安排工作，父亲就当了个民办教师。每谈到这里，父亲总有些遗憾。不过还好，在父亲59岁那年，遇到好的政策，终于转为公办教师，弥补了他多年的遗憾。

父亲很有头脑，总是给生产队出一些点子，大家都称他为“军师爷”，我叔公是队长，有事便总是找我父亲商量。大家都很信任我父亲，特别是左邻右舍，对他简直就是一种依赖，什么事做得做不得，划得不划得着，都要来问我父亲。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隔壁的二婶，那年队上死了一头牛，在分肉的时候，牛脑壳是按三分之一的斤两来计算，当时她就问我父亲要不要得着，我父亲当时就答复“干得着”。后来，二婶把牛脑壳煮熟，她竟撕了一大簸箕肉，乐得要请我们全家人去尝尝，我父亲没去，我却不懂事，饱餐了一顿。

乡邻信任和依赖父亲，还因为他更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本来一天工作很忙，除了教书外，还要种责任田，但他一有空就总爱帮助他人，告诉他们庄稼要怎样做才能高产，什么时候种才能卖个好价钱，而且每次都能帮到点子上。

在我们这个穷村子，父亲最能帮上忙的就是给人家写信了，而且从不收一分钱。那个时候通讯不发达，除了传口信外，书信就成了农村唯一的通讯工具了。因此，每到晚上，我家总会闹热一阵，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围坐在我家院子里，当然不全是为了写信，有听父亲讲故事的，请教种庄稼的，也有姑娘大姐向母亲请教打鞋底的，还有的就是纯粹来耍的。这个时候我父亲最高兴，脸上不免也流露出一种自豪感，这时也是我和妹妹最高兴的时刻，总是会拍着小手高兴地说：“哦！哦！又有好吃的啰。”因为除了跟着父亲自豪外，还要享受叔伯大娘、大哥大姐带来的感谢物品：花生、瓜子、棒棒糖。那时候，对于我们来说，也就是最好的奢侈品了。当然也有最烦的时候，有时候半夜了也有人敲门叫父亲帮忙写信，这一般都是些情窦初开的姑娘。我想大概是怕人多不好意思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吧。这个时候，劳累了一天的父亲仍然乐意地给人家写，而且写完了还要念上一遍，直到对方满意为止。有时候遇到啰唆的，竟会写到凌晨三四点钟。

父亲现在虽然离我们而去了，但他生前的言行却时时刻刻影响着我们，他除了教我们知识，更教会我们做人的道理。特别是父亲在主席台上所说的两块“责任田”，更是提醒着我作为一名人民教师必须承担的那份沉甸甸的责任。

作者简介：张从辉，重庆市作协会员，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大足区作协会员、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