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靠种树，还救不了森林

出品｜虎嗅ESG组

作者｜陈玉立

头图｜AI生成

本文是#ESG进步观察#系列第147篇文章

本次观察关键词：森林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

从事森林修复十三年，方晔认为原始森林被破坏的现状是触目惊心的。

2008年方晔以志愿者身份跟着团队进山，2013年他成为了一名全职的森林修复工作者。这十几年来，他曾见过因大型工程被扰乱的森林生态，也曾目睹火灾后寸草不生的土地，“那些画面太强烈了，如果没人去干预，仅靠自然自己恢复，可能几百年都恢复不了。”

方晔平时承担最多的修复工作是因“工程扰动”而造成的森林破坏，比如某座山体开挖或者修路造成的边坡裸露，“人为因素会让当地土壤不再具备某些植物的生长条件，此时便需要我们带上这些植物的种子去做修复。”

相比之下，周嘉鼎的经历则更“学术”一些。2017年博士毕业的周嘉鼎进入了一家保护组织，随即接手了一个以修复滇金丝猴栖息地为核心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我的研究方向本就是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但进入机构之后，我才真正体会到科研和实践的差距。”对他来说，修复不是简单的造林，而是如何找到更系统、科学的方法让濒危动物重新拥有家园，以及如何让社区的人逐渐接受并参与到森林保护中来。

实际上，森林修复在过去三十年经历了一轮显著但曲折的演变——人类从“森林砍伐不可持续”的初步认知，逐步走向“森林恢复是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水土退化的多重解方”的科学共识。问题在于，虽然全球范围内已有数亿公顷退化土地被纳入修复计划，但这场“绿色反攻”至今未能彻底扭转局势。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2025年最新评估，全球森林修复进展极不平衡：尽管各国已承诺在2030年前实现“终止并逆转森林砍伐”的宏大目标，但实现力度远远不足。目前，全球每年应通过森林吸收10亿吨二氧化碳的理想预期，实际兑现率仅为24%。同时，很多修复项目过于关注“树木数量”的增长，却忽视了“生态系统质量”的重建。

国内森林修复相关标准对生物多样性指标关注不足

图源：绿色和平《森林修复相关技术体系覆盖度分析》报告

作为全球森林修复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中国的森林修复在修复完整性与生态适应性之间，同样面临着深层挑战。

与自然的博弈

森林修复工作者的日常都远比人们想象得更琐碎。

方晔向虎嗅ESG组描述了森林修复工作的日常：先调查周边植被，确认哪些是适合的乡土物种；再采集种子，带回基地繁育；等苗木长成，再播撒或种植到退化地里；最后还要长期监测，发现死亡就要补植。

“这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个持续好多年的过程，”他特别强调：“与单纯的植树造林不同，修复追求的是群落结构和生态健康，而不是一片看似整齐的树苗林。”

在方晔负责的森林修复项目中，滇西北高山亚高山森林生态的修复尤为艰难。“高海拔意味着气温低、水分少，不同于西双版纳的热带植物，滇西北高山植物一年可能只长几厘米，这意味着种植成本高、周期长，”方晔说：“最难受的时候是苗木死掉的时候，但你还得继续尝试，这种坚持本身就是修复工作的一部分。”

滇西北生态修复案例：通过植苗和播撒配方种籽技术，裸露边坡上已覆盖一定厚度的植被。
图源：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

与方晔不同，周嘉鼎负责的云龙天池修复项目充满了社区色彩。因森林大火摧毁了邻近滇金丝猴的栖息地，周嘉鼎与同事需要想办法种植更多云南松、华山松和其他阔叶树以恢复猴群的生存环境，让他们未来能有更大的活动范围。

因人力有限，项目便邀请村民一起参与——育苗、种植、养护、巡护，每个环节都有人加入，“村民在过程中还能得到补贴，带动了当地收入的增长，这很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村民们慢慢开始觉得，这片山也和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周嘉鼎记得，有村民曾对他说：“以前我们砍柴上山，现在是栽树进山，干的事不一样了。”这些朴实的言语，比任何数据都更能说明森林修复的意义——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变了。

周嘉鼎还经常组织志愿者活动，其中既有白领也有学生，在山上体验一天后不仅能学习到森林修复的知识，重要的是更加认同森林保护的理念。“现在滇金丝猴的数量正在稳步增长，虽然不确定它们是否回到了原来的栖息地，但鸟类和兽类已经明显多了起来，生态在往好的方向走，”周嘉鼎说。

云龙天池多重效益森林恢复项目：火烧迹地五年前后对比，植被恢复成效明显
图源：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然而这条路并不轻松，方晔和周嘉鼎都一再提到，修复是人和自然不断博弈的过程。

自然的阻力是最直观的。比如高海拔环境极端，种子要经过低温、春化等复杂过程才能发芽，很多苗木成活率极低；人为的干扰同样严峻，一些大型工程常常造成山体大面积破坏，哪怕后续做了修复措施，也很难真正恢复原貌；而盗伐、盗挖、偷猎在偏远地区依旧存在，“我们做修复有时候就像赛跑，”方晔说道。

资金问题也很重要。作为社会组织，周嘉鼎所在的机构要不断寻找资金来源——企业CSR部门、外部基金会，或者政府的采购项目等渠道。有些企业因为矿山、风电项目造成森林扰动，会支付一定费用；还有一些大公司会投资碳中和项目。

“但资金来源渠道仍然较少，愿意支持的大企业其援助资金体量也很小，”周嘉鼎说：“一方面资金是紧张的，另一方面如何把这些资金花好、花得令各方满意，这些其实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们的工作。”

而在森林修复这一核心命题上，周嘉鼎认为目前中国的森林修复的质量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很多基层的林场主要以恢复面积和覆盖率、蓄积量为指标，只要种了树、没火灾，工作也就差不多了，但单一树种的种植其生态功能十分有限，”周嘉鼎说道：“但林场其实也缺资金，或者说没有条件去对已有的森林进行改造、提升，这是需要被重视的。”

北京大学保护生态学课题组华方圆持有同样的观点：“过去几十年我国森林面积覆盖率从不到10%恢复到了25%左右，面积的增长本身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但也有一点不容忽视，即森林生态系统的质量有待长足提高。”

作为人类生存的依赖

森林生态系统的质量为何重要？华方圆认为，森林修复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有着重要的支撑作用。

在她看来，目前国内森林大致可以被分为人工林、退化或幼龄的天然林、状态完好成熟的原始林三大类。从覆盖面积上看，真正意义上成熟的原始林已经非常有限了，大面积集中在藏东南地区及西南高海拔山地。

面积不在少数的是人工栽种的人工林，人工林的树种组成简单、植被结构单一，从生物环境角度看，其生态系统内的各类食物资源种类也相对较少，导致其能够支撑的生物多样性数量和种类都很有限。类似的情况也在退化或幼龄的天然林中发生，生态环境的改变导致当地生物发生了“置换”现象，濒危、敏感物种被淘汰，而耐干扰物种占优势。

“对环境条件敏感的物种、依赖原始林的物种，在整个森林退化的进程中会受到负面的影响，尽管生态系统内可能有那么一套看起来还挺热闹的一套群落，但是群落的组成已经发生置换了，被淘汰的物种往往是保护关注度/濒危等级较高的物种，”华方圆分析道：“不管是人工林还是部分退化的天然林，其生物多样性的量和能够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的能力相较于原始林都较低，而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森林修复工作的意义重大。”

一个关键问题是，为什么要保护生物多样性？更普适性的答案是，每个物种都有生活在地球上的权利，人类并不是“造物主”，没有权利干扰甚至抹杀其他物种，保护生物多样性是对生命的尊重。

华方圆还提供了另一个基于“共存”视角的答案。去年《科学》期刊发布了一篇极具影响力的文章，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Eyal Frank发现，在白鼻综合征（该疾病导致蝙蝠冬眠时鼻腔长出白色菌丝，破坏其生理机能，平均死亡率超过70%）导致蝙蝠大量死亡后，农民因害虫失控被迫增购农药。

文章数据显示，受白鼻综合征影响的地区婴儿死亡率（非事故/谋杀）上升了7.9%。“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例子，说明了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服务的巨大价值，以及为代偿这一服务可能给人类带来的代价，”华方圆说道。

除了生物多样性以外，森林修复工作也会直接推动森林固碳量增加，这与气候变化议题直接相关。此前，联合国曾发布报告指出，如果要让全球气温升高的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的几率达到66%，那么到2030年，全球每年须避免或吸收150亿吨的排放量；而基于森林的解决方案就可为此提供重要的减缓潜力，由其贡献的固碳量到2030年每年或可达到40亿吨。

报告强调，通过制止森林丧失和退化的行动，以及可持续的森林管理、养护和恢复措施，可以提供具有成本效益的气候减缓，进而有助于规避气候灾难。

联合国环境署生态司司长苏珊·加德纳（Susan Gardner）曾表示，“《巴黎协定》和可持续发展目标能否实现取决于森林。环境署的《排放差距报告》再次提醒我们，时间窗口正在关闭，我们急需为以森林为基础的减缓措施加大行动与投入，以实现到2025年每年由森林固碳十亿吨的目标，从而规避灾难性的气候变化。”

总结而言，森林修复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变化、水土流失等议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森林生态系统能够为人类提供相当多关键的生态系统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氧气的生成释放、空气的净化、水源的涵养等等，”华方圆说道：“对山洪、滑坡等自然灾害风险的减缓，也极大地依赖于对山地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

修复还需多方协同

今年年中，绿色和平联合北京大学、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发布的《森林修复相关技术体系覆盖度分析——基于云南省提高森林质量、实现多重效益的实践需求》报告指出，人工造林、退化林修复、封山育林等措施是提高森林质量的主要手段，其中修复技术至关重要。

“因此，森林修复的起点不同，面临的基础条件和问题也就各异。同时，技术是森林修复的核心支撑，不同的修复技术具有各自的特点和适用范围。分析现有技术标准体系中所涵盖的技术，可以了解其技术储备的丰富程度和先进性，以及是否与实际修复需求相匹配，修复工作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相应调整，”绿色和平项目组潘文婧说道。

在技术之外，华方圆认为一些关键议题还需要相关政策的回应。在绿色和平联合北京大学发布的报告《协同实现森林修复的多重效益——中国政策法规体系的现状与挑战》中，华方圆作为报告作者指出：2012 年开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战略启动并不断深化，这一进程为森林修复政策的多元化和系统化提供了顶层设计动力。

但通过对过去十年间相关政策文件的梳理，报告发现政策覆盖存在明显不均衡：广义生态内容和林产品供给效益受到高度关注，分别覆盖67%和42%的文件，而精神文化支持效益则长期被忽视。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关键需求如“避免有害林相置换”和“非森林生态系统置换”在政策中几乎未被提及，可能对修复成效产生深远影响。

覆盖各类森林效益的文件数量累计演变趋势

图源：《协同实现森林修复的多重效益——中国政策法规体系的现状与挑战》报告

而在周嘉鼎看来，森林修复工作要想能长期持续，需要在森林生态系统经营和质量提升层面有完善的资金机制，以及技术人员的培养渠道。

“现在科研人才缺乏，还需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鼓励更多的人从事林业相关工作，提高收入待遇等等，”周嘉鼎向虎嗅ESG组表示：“公众层面则通过广泛宣传，让大家认识到森林保护的重要性，力所能及地做点个人贡献。”

回溯历史，中国的森林保护政策在“禁伐”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这也带来新的困境。大量人工林分布在公益林和保护地之中，这些森林的生态质量有限，却因严格禁伐政策而无法进行改造。

“能看到政策总体的初衷都是好的，我们也投入了非常多的政策的关注和资源在里面，但一些关键议题（如生物多样性）中的某些方面需要被回应，”华方圆说道。

“如果要想做森林的精细化管理，有些规定是需要改动的，但问题在于当政策松绑后，配套的机制怎么设计？什么情况下可以审批？如何保证这一机制不被滥用？政策该怎么表达？这些都是需要探讨的问题，”华方圆说道。

华方圆认为，森林修复的推进不能仅靠生态学家或林业部门，它还需要跨学科与多方合作。除了在科学研究方面提供数据支撑与方法论，确保修复路径科学合理，在政策与法律层面也要确保修复举措能够嵌入制度，形成可操作性强的治理框架。同时，在经济学与金融方面探索生态补偿、绿色金融等机制，为修复提供资金支持。此外，如何将生态修复产业化，且让当地居民成为受益者，也是修复成功的关键。

最重要的一点是，森林修复永远不能成为“免责金牌”。修复得到的森林在状况和功能上往往远不及原始林，且需要漫长时间和巨大成本。真正的愿景应是，优先保护现有的原始森林与高质量天然林，避免破坏胜于事后修复。将修复视为不得已的补救措施，而非替代保护的借口。

方晔还记得，第一次在荒坡上看见自己撒下的种子发芽时，心里涌起的不是喜悦，而是一种踏实感。几年后，那片荒坡已经变得绿意盎然，“那时获得的成就感是无法形容的。”

“森林修复，其实也是做人的工作，”周嘉鼎说。他相信，当越来越多人被修复的过程触动，被一片荒坡到生机盎然的画面打动，就会有人愿意投入其中。“而修复不能孤立，它要和碳汇、气候变化结合，要和当地社区的传统智慧结合，要和公众教育结合。”

无疑，森林修复在当下的确存在一定困难，但微小的改变正在发生，且在不断积累成未来的希望。

本文来自虎嗅，原文链接：https://www.huxiu.com/article/4759941.html?f=wyxw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