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中国两三千年历史一治一乱的谜底

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中国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中国人的思想、心理是什么样的思想、心理？

这些都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然而照开放、改革以来又热了二十年的研究中国文化、中国思想的学者来说，可能还不会离开所谓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框架太远，认为中国大体上是孔孟教化下的“以仁为体，以礼为用”的礼仪之邦，是“亚洲价值”的摇篮与基地……

这些当然都是不错的，但是如果看了王学泰先生的这本书，可能会有一番新的思考。

原来中国还有一个历来被文人学士忽视的游民社会，他们的意识形态不但与官方的正统的意识形态对立，而且还支配着半个中国，半部历史，还时时冒出头来一统天下。

要如实地了解中国与中国社会，了解中国人的心理与思想，不看到这一些，是不能认为完整的。

学泰把这样的中国社会称作隐性社会，以与大家熟悉的显性社会相区别。我以为能把这样一个隐性社会发掘出来，使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引起人们的注意和研究，努力使它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消解，是有重大意义的事情，而且也是我们无可回避的责任。

这项工作无异乎“发现另一个中国”。

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然而是大有意义的工作，因为它蕴藏着中国两三千年历史所谓一治一乱的谜底，而且我生怕它可能还指向中国未来历史走向的谜底。

▌“游民意识”未死，游民仍广泛存在于现代社会中

我知道学泰最重视的是“游民意识”，我相信这样的意识还肯定地存在于我们的民族心理中。

过去的学者没有足够的重视，因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现在学泰已经有了一部著作，有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参考系，也就已经有了一个耳聪目明的优势，再进行发掘与研究，应该可以容易许多了。

学泰起了一个新名词叫作“游民知识分子”，有无数无名作家都可以归进这一类。

只是不知到现代才克享大名而身世至今查不清的罗贯中、施耐庵、关汉卿这些人，与之关涉到什么程度。

总之其中的品类是很不齐的，有的更多倾向于正统文人，也有充满游民心态，恨不得像李逵劫法场那样，抡起板斧排头向围观的老百姓头上砍去的。

不知为什么，这个名词使我想起现在已名满天下的敝同乡瞎子阿炳。从现在的电影上看，他已经是被套进了“革命加恋爱”的框框的进步人士了。

但是六十多年前我做中学生的时候，还能在无锡的崇安寺(相当于开封的相国寺和北京的隆福寺这样的地方)经常见到他，穿着极其破烂的衣服(无锡人叫“拖爿挂块”)，由一个烂眼边的老婆陪同，拉着二胡说唱故事。

我倒没有听他讲过什么“朴刀杆棒”，听到的全是通奸乱伦之类的新闻，形容入微，辞旨淫秽。因此，家里大人是不让听的，怕孩子坏了心术。但是他则因为听众多，当时物价又便宜，半天作场下来，不难得一醉饱。

看了学泰的书，我几乎认定他就是一个游民知识分子。我总觉得这样的人现在还有，倘能细心访求，也许对研究古代的和现代的游民文化会大有裨益。

▌“游民”的历史可能比宋代更久远

学泰把中国游民文化形成的上限定在宋代，因为他认为只有到了宋代，游民才大量产生。他当然要根据材料说话(即胡适所谓“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而且他对唐文化与宋文化的差异，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唐文化是贵族文化，而宋文化是平民文化。

但是我总觉得，既然《礼记》首著“游民”之称，《管子》又有“游食”之说，商鞅都慨叹“其民农者寡而游食者众”，中国游民的出现，其来源是否还能追溯得更远一些？

陈胜吴广、黄巾赤眉到底只是纯粹的农民起义，还是也夹杂地有广泛的游民成分？即以宋代以前的五代十国而论，其开国之君几乎都是游民(简直不妨称之为流氓或痞子)的渠魁，他们造就了一个被欧阳修称之为“天地闭，贤人隐”的时代，再往前一点的黄巢，杀人如麻，也是一个游民之雄。

虽然这些人就个人而论，都是“其兴也暴，其亡也忽”，然而他们的社会基础与心理背景，依我猜想，都应该是“其来有自”。也许通过持续的研究，我们竞能开发出一部源远流长的中国游民谱系来，那对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意义就更大了。

▌中国近现代极左思潮，与游民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为什么对游民问题这么感兴趣？

大约十年以前，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时候，有一股海外来的思潮，说以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我们称作极“左”思潮)即导源于1919年“打倒孔家店”的五四运动。

但是我总觉得不会是如此。中国的老话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几个主流社会出身的知识分子能出头造反、领导革命已经很不容易了，难道还有能量把这种激进主义思潮推进到远远佚出一般社会常态之外，推进到三十年、六十年之后吗？

我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更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仅仅根据常识推论，中国革命的主体本来是农民战争，但是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最后成功都要靠一批游民勇敢分子和游民知识分子为其领袖。

辛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会党”的力量，这是人所共知的，而会党不过是有组织的游民而已。当代的中国农民革命在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斗争过程中，是不是也受到了根深蒂固的游民意识的侵蚀与影响呢？

尤其刺激我的是：1971年林彪在温都尔罕坠机殒命以后，毛主席亲自出来批判。毛主席过去一再讲自己超过秦始皇百倍，这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了。这一次他老人家却讲到：

“林彪说像我这样的人，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怎么能这样说呢？不是有陈胜、吴广吗？不是有洪秀全、杨秀清吗?……”

毛主席在中国历史上，只肯定陈、吴、洪、杨，许为同志，给我的印象极深，而且因此认为极左思潮的来源只能到中国社会的深处去找根子。单把眼光盯住几个知识分子，或者法国革命、俄国革命的思想影响上，都是远远不够的。

就实际历史说，则秦始皇与作为其对立面的陈胜、吴广以及两者的结合正是“中国激进主义，或曰极左路线”的活水源头，这种思潮以劫富济贫、分田废债的平均主义为一端，以“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的专制主义为另一端，在中国几千年一直没有断绝过，“大革命”不过是其结穴的杰作而已。

当然，秦始皇是真正的贵族出身，但是在他以后的许多开国之君，却有不少是真正的游民出身。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除了以异族入主中原者外，游民出身的开国皇帝竟占绝大多数。不过他们成为“太祖高皇帝”以后，都要自命为“奉天承运”、“继天立极”，而且总是要掩盖自己“少无赖”的历史罢了。

▌不理解游民文化，难以理解中国社会

学泰在这本书中做了许多极有意思，也极有趣味的研究。游民是在主流社会失去容身之地的人。他们所托命的空间称作江湖。

不过这个“江湖”与文人学士“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江湖”是完全不同的，那里风波险恶，一饱难求。

他们朝不保夕，因此轻生忘死，所追求的只是“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有朝一日能“发迹变泰”。“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是他们的美好愿望；“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是他们的最高理想。

他们没有原则，“有奶便是娘”就是原则。他们与法制完全是对立的，更不用说法治了。

他们一方面显得很英雄豪迈，一方面也鱼肉良善，全不觉得有何矛盾而于心有愧。他们醉心的是无法无天的自由，是“哥不大，弟不小”的平等，然而一旦组织起来，忠义堂上的交椅却不容有丝毫差池。其纪律不但严格而且残酷，所谓“欺师灭祖，三刀六洞”。

入盟都要发重誓：“五雷轰顶”，“万刀砍杀”。他们的最高规则，也是最高的道德标准是“义气”，有时也叫“忠义”或“仁义”。既然是“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那么朋友靠得住靠不住，全要看够不够义气了。

代表义气的尊神就是“义气千秋”的关羽。这个本是游民出身的普通武将，因为被历代游民知识分子把自己的理想不断往他身上堆而地位越来越高，虽然也曾遭同是游民出身的赵匡胤与朱元璋两度贬黜，还是最后在顺治九年被皇上封为“忠义神武大帝”，以后历代加封，名号越来越显赫，简直可以凌驾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而上之。

这在正统士大夫看来完全是荒唐无稽而不可理解的事情，学泰都一一令人信服地予以分析论证。

十来年前，我初闻大传统与小传统之说于台湾李亦园院士。我同他说，中国大传统的代表是孔夫子，小传统的代表是关王爷，他也很赞同。但是读了学泰的书，我自己却有些疑惑了。我们这个大传统到底有多大，小传统又到底有多小呢？

中国人今天得闻孔孟之教的真是凤毛麟角，但是崇拜关公的却不知凡几。倘到海外看，只要有华人处就不能没有关公。我到过澳大利亚的悉尼。华工开采过的金矿早已废弃无人了，唯一的中国文化遗迹只有一座关帝庙。开放改革二十年来，中国人移民海外的越来越多，他们带向世界的，我怀疑也是关公多于孔子。

研究中国，了解中国人的社会与思想，如果不理睬游民文化这个还活着的传统，能了解真正的中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