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荐读 | 战争中的生命史——以《李亦怀日记》为中心的探讨

作者介绍

吴敏超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内容摘要抗日战争前所未有地影响了当时几乎所有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生命轨迹。关注具象的生命个体，呈现战时日常生活，分析中国人民在战争苦难中的精神状态，是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应有之义。浙江地方银行温州分行经理李亦怀留下的150万字珍贵日记，让我们有机会近距离观察战争环境下的个体生命史、温州区域社会史，进而感受抗战历史的复杂进程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抗日战争中的生命史，揭示的是人的历史，也是时代风貌的变迁。在民族危机和战乱变动中，国家历史与个人生活实为一体两面，须臾不可分离，将两者结合起来探讨，可进一步展现抗战史研究的整体视野，呈现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历史逻辑。

关键词抗日战争 李亦怀 温州 生命史

研究抗日战争史，除了关注重要战役、重大事件外，也需要关注抗战时期普通人的生活，呈现千千万万民众所承受的颠沛流离之苦、空袭频仍之险、生活困顿之窘、社会动荡之难。正是广大民众，共同书写了抗日战争这部宏大历史。在那些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中国人民以无比勤劳、忍耐、坚毅乃至牺牲，绽放出最美丽的生命之花。城市沦陷了去乡村，道路断绝了辟新路，妻离子散后仍然坚忍不屈、满怀希望，最终迎来抗战胜利的那一天、浴火重生的那一刻。李亦怀，就是这千千万万民众中的普通一员。他生活的温州沦陷了三次，抱持不在日本人占领下讨生活的强烈愿望，他携家人几度逃难，历经生死。他十多年留下的长达150万字日记，让我们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与感受战争环境下有理有情的生命个体。从社会史的角度讨论李亦怀的个体生命史，有助于呈现抗日战争深刻影响中国社会的微观景象。李亦怀，1900年生于浙江杭州，从小在私塾熟读四书五经，深受传统文化的熏染。李亦怀的曾祖父李星沅是道光年间的进士，曾任云贵总督、两江总督。祖父李桓曾任江西布政使、陕西布政使。父亲李辅耀在浙江为官近30年，主持清代最后一次钱塘江海塘的大修工程，担任过杭嘉湖道台、宁绍台道台等。进入民国后，李亦怀接受新式教育，先后考入长沙雅礼大学、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就读。1919年，李亦怀与陶澍的曾孙女陶萸荪结婚。1927年开始，李亦怀在江西南昌裕民银行任职。此后他到杭州工作。

1932年，李亦怀到浙江温州组建浙江地方银行温州分行，后长期担任温州分行经理。他自1934年1月1日起写日记，至1947年2月下旬离开温州时停笔，留下整整13年的温州日记，共41册。因其职业关系，日记字里行间记录了抗战前后温州地区的金融状况，为研究20世纪三四十年代温州金融史提供了难得的一手资料。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部日记细节丰富、笔触细腻，反映了李亦怀一家和当地百姓的战时生活，包括躲避轰炸、数次逃难、外出求学、物价高涨等。其间，李亦怀的妻子陶萸荪不幸离世，一家人经历了战火纷飞下的颠沛流离、生离死别。

整理李亦怀的日记时，斑驳黄纸上流淌的个人情感起伏、展现的命运顺逆，令人唏嘘不已。从中可窥见中国人民如何扛过战火纷飞、通货膨胀、生活困顿的艰难岁月，最后迎来胜利时刻，山河重光。抗战时期李亦怀的生命史，为深入观察战时中国社会的剧变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

一、三次逃难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许多重要的港口城市如天津、上海、厦门、广州等先后沦于敌手，而温州处于瓯江入海口，为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之一，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为数不多尚未沦陷的沿海城市。为维持战时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运行和抗战所需，温州港的进出口贸易量剧增，形成了战时温州的“畸形繁荣”。随着日本侵略的扩大，日军意欲进一步占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获取战略物资，切断我方补给线，破坏中国持久抗战所需的经济力。1941年2月26日，日本大本营订立陆海军关于对中国东南沿海封锁作战协定，规定“对被用作输入抗战物资及输出内地物资之沿海港口，实行奇袭登陆占领，没收或销毁抗战物资及破坏设施”。4月19日晨，日军第十三军第五师团和海军陆战队在军舰、飞机的配合下，分路进攻浙东南沿海的瑞安等地，温州第一次沦陷。

沦陷前夕，日军飞机在温州上空多次投弹，李亦怀家后门附近中两弹，杂屋震毁两间，正屋的玻璃、纱窗也被震落。此时李亦怀的妻子已去世，他自己正在银行上班。李亦怀母亲率三个小孩子躲在床下等处，受到惊吓，所幸都未受伤。李亦怀可能预感到危险即将来临，让温州中学（时在青田办学）的长子李傚慈马上回家。19日晨，李亦怀得知日军已在浙江瑞安登陆，瑞安离温州仅有20多公里，情势危急。他马上令行员迅速收拾物品，一边派人到码头寻找船只，准备沿瓯江向青田方向撤退。那时银行账簿、凭证非常重要，转移库存等任务艰巨。因李亦怀要照顾行务，只能命李傚慈带领祖母和弟妹收拾行李，赶往码头。李亦怀在码头又遇到当地驻军国民党军第三十三师提取现款、船夫欲带自家老小一起逃难等事，至夜里11时才离开温州。20日中午他们到达青田后，得知温州已于19日夜沦陷，幸亏撤离及时！22日，李亦怀抵达浙江地方银行战时总行所在地丽水，又听到噩耗：该行总经理徐恩培于当日晨因敌机轰炸罹难。李亦怀非常悲痛，因徐恩培很赏识李亦怀，两人在10年的工作过程中配合默契，彼此信任。徐恩培死后，李亦怀失去总行领导层面的支持与庇护，在温州分行的处境变得越来越艰难。

1941年5月1日，日军在对温州城大肆掠夺后撤离。李亦怀于5月8日回温复业。银行的木器及抵押品等均被地痞流氓于敌人撤离后抢劫一空。他的个人物品，包括收音机、衣服均荡然无存，书籍仅剩十之一二。家中的损失更大，不仅物品被抢劫一空，连房屋的玻璃、五金、窗格也不知所踪，自然也是被地痞流氓抢走。据统计，温州第一次沦陷的工商经济损失总计达1600多万元。李亦怀的同事兼好友方恭敏来访，说地方银行下属的制革厂损失不大。其中，除谷米以外的损失，均由内部少数员工引起，令人痛心。

1942年夏，为配合浙赣战役，抢占瓯江流域的战略物资，日军第十三军向小菌江旅团和第七十师团下达温州作战命令。7月11日，温州第二次沦陷。这次敌人从丽水、青田方向来，沿瓯江顺江而下。7月8日，李亦怀前往温州南郊仙岩的伏虎寺避居。他将家人安顿在温州西南郊的上河乡躲避，谁料上河乡也被敌人窜扰。7月21日始，手持刺刀的日寇数次搜劫李家，李亦怀母亲和孩子受到威胁，所带财物损失殆尽，到了“无衣无履”的程度。7月25日，李亦怀二子李乐龄冒险来到伏虎寺，告知家中详情。李亦怀欲哭无泪，自己在寺中安居，母亲和孩子却处于危险之中，深感“不孝之罪通天矣”。后来李亦怀接母亲到仙岩居住，以便就近照料。8月15日夜，日军退出温州，李亦怀很快回到行中。因此次撤离准备时间充分，行中家具物品都已提前搬走，所以损失不大，只是房屋在沦陷后被弄得十分污秽。

1944年8月，日本为防止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也为策应“一号作战”计划日军第十一军攻占长沙及衡阳的行动，日军第十三军第七十师团在浙赣铁路东线发起进攻。9月9日，温州第三次沦陷。李亦怀与同事撤退到瑞安县高楼镇继续营业。这是一个位于飞云江中游的山区小镇，比较安全。李家人被安置在飞云江上游的泰顺县百丈口镇，更为偏僻。此时，李亦怀的大女儿韵仪已出嫁，大儿子李傚慈和二儿子李乐龄在外地求学、工作，家中老的老、小的小。此次日军在温州盘踞9个多月，李亦怀长期不能就近照顾家庭，令他难以安心。其间，李亦怀母亲两次生病，大女儿韵仪与家中佣人发生矛盾，更让他揪心挂念。朋友们一直劝李亦怀续弦，他也不得不有所考虑。经友人介绍的何宁知书达理，父亲曾为温州道尹。此时，何家避难于浙南的龙泉县，何宁在云和县工作，要与李亦怀见面颇为不易。等到1945年6月，何宁才来到高楼镇，已是日军撤出温州的前夕。所以，在温州第三次沦陷的9个多月期间，李亦怀很难照顾家中老小。

三次逃难，第一次极为仓促，在日军占领温州的前一刻安全撤离，家中和行中财物损失巨大；第二次逃难，家中老小受到日军抢劫，事后仍心有余悸，而今80多岁的李亦怀三子李崧峻回忆起来仍印象深刻，对日军的侵略和蛮横深恶痛绝；第三次避难时间长达9个多月，于大山中居住，看病、求学都颇为不易，家中骨肉长期分离。历次沦陷期间，公私财物被日军破坏，亦常被地痞流氓和少数同事乘乱抢走或偷走，让李亦怀倍感痛心。这也是社会秩序突然崩溃时沉渣泛起的体现。另外，因日军行踪不定、盘踞温州多久难以判断，逃难时何处安全、何处不安全，常常看运气，不免增加了冥冥天意、人生几何的感慨。第三次沦陷时间较长，但此时已到1944年的下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总体形势日趋明朗。李亦怀深知日军侵略已是强弩之末，虽然交通极为困难，仍需考虑孩子教育、续弦等家庭长久安排。温州历经三次沦陷，李亦怀都及时逃离，没有直接在日军的铁蹄下生活。

二、妻子弃世

温州15年，最使李亦怀伤心的莫过于1940年11月妻子陶萸荪突然弃世。此时，李亦怀已与陶萸荪结婚21年，育有六个孩子：韵仪、傚慈、乐龄、璧莹、崧峻、震初。陶萸荪出身名门，受过良好教育，温良贤淑，与李亦怀伉俪情深。

可以说，陶萸荪去世，与战时播迁、和丈夫长期分离有极大关系。1937年12月，浙江省会杭州沦陷。1938年春，位于浙东南的温州也时遭日机轰炸。5月下旬，出于安全考虑，李亦怀的母亲带领儿媳、女儿（李亦怀的姐姐，1937年初回娘家探亲）、三个年幼的孙子孙女搬到浙南山区的松阳居住。李家三个较大的孩子韵仪、傚慈、乐龄在温州中学寄宿。一同前往松阳的，还有银行其他同仁的眷属。李亦怀则继续留温工作。

到松阳没多久，李家就遇到不少困难。一是三个孩子年纪尚小，不时生病。6月1日前后璧莹出麻疹，紧接着震初出麻疹。李亦怀觉得松阳一时找不到好医生，颇为挂怀。二是李亦怀的朋友徐文郁的妻子性格偏执，常与人吵架，编排李家事。三是家中佣人不得力，陶萸荪想辞退佣人又有所顾忌。李亦怀深知妻子温柔顺从，鼓励其拿出魄力来应对避难环境，不能被人慑服。李亦怀与妻子通信频繁，一般是两三天一次。面对妻子信中诉说的痛苦，李亦怀耐心开导：一是让她用适合浙江内地的眼光去应付一切，否则万事不如意，且自己的身体跟着吃亏，即一定要随遇而安；二是从根本上让妻子意识到：战时财产等都靠不住，只要家人平安，即是大福，别无所求。应当说，李亦怀的眼光和心胸相当宽广。当然，当妻子对某件事过于担心时，他也偶有烦言。

7月下旬，陶萸荪在给丈夫的信中，详告姐姐在家引起姑媳间不少恶感。因一边是母亲、姐姐，一边是妻子，李亦怀也很为难，只能让妻子将主要精力用于教育儿女成才，其他琐事应置之不理，这样好事者自然也无计可施。7—8月，李亦怀的长女韵仪放假在家，在给父亲的信中对姑母数次表示不满。10月初，陶萸荪给长子李傚慈写了一封信，恰好李亦怀看到，才知道妻子9月下旬患病，痰中有血。不过他知道，妻子更多的苦还是来自心情不畅。因儿女之累，也因家中意见分歧而生气，信中语气较为消极。李亦怀不禁感叹：自从移松阳后，家里没有过过一天舒服日子。母亲对于妻子不能慈爱，反而听人挑拨，妻子则只能驯服而不敢言。李亦怀决定至必要时，只能全家返温。否则长此下去，“良好家庭，只有破裂之日”。1938年底，李亦怀的姐姐有回湖南的打算，其间经历一些波折后，于1939年2月初离浙。

此后，家中的氛围有所好转。只是三个孩子尚小，常有生病、磕碰之事。1939年暑期，陶萸荪陪伴长女韵仪应考英士大学，如愿以偿。

1939年下半年，邻居徐家、王家等与李家越来越格格不入。9月，李亦怀多次告诫陶萸荪，尽量不要与徐文郁夫人往来，免生是非而伤感情。“说长道短，终非所宜。”12月，陶萸荪在致李亦怀的信中表示，家中来客甚多，都是王宅引来一群打牌女客。1940年初，李亦怀有让全家回温的打算，因为战争时期“究竟何处为安，何时方安”，无人可以回答。另外，他觉得松阳邻居徐、王诸家，均是生是非、无纪律的家庭，给小孩们不良暗示。李家若不从速离开，将来愈多是非。不过，因时局不安定，回温计划又暂时搁置。

1940年上半年，陶萸荪因很多事情烦恼，包括韵仪交男朋友事，李亦怀的妹夫可能要携妹妹来温州发展之事。更主要的是，婆媳矛盾一直存在。4月底，李亦怀在日记中写道：“母亲近来对于萸姊殊无爱怜之意，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令人烦闷之极。”可谓道出一个儿子与丈夫的心酸和痛楚。5月6日是陶萸荪40周岁的生日，在给丈夫的信中，如怨如诉。“婆媳之间，直如仇敌。”李亦怀意识到：长此以往，妻子生命可危。纵不然，亦将成痴狂病。于是，他马上写就13页的长信，耐心开导和安慰妻子。李亦怀决定家人即刻回温，否则婆媳之间的矛盾必将越来越深。5月中旬，一家老小回到离别两年的温州，全家团圆。

1940年下半年，李亦怀因工作忙碌，日记中记录的与妻儿出游、散步的机会很少，夫妇日常生活也极少涉及。陶萸荪在松阳时留下的心结，可能即使到了温州，与丈夫生活在一起，也难以开释。直至11月21日，陶萸荪突然弃世。日记被大片涂黑，难以辨认字迹。从此后李亦怀对妻子的悼念与追忆看，陶萸荪离世，原因是“亲友之刺激”，而徐文郁夫妇“为造成萸姊得病之原动力”。李亦怀的妹夫接到陶萸荪10月10日的寄信，其中“语多烦闷，不料此书竟成绝笔，且为其死亡之先兆也”。

由此可知，两年松阳生活，家庭矛盾、邻里挑拨、养育子女等，都使陶萸荪疲惫不堪。因其性格温顺，又顾念家中老小，遇到委屈不快，只能默默忍受，消极厌世之心亦一点点滋长，越积越深。虽然李亦怀发现问题的严重性后，及时让一家老小回到温州，并乐观地认为，只要回温全家团圆，婆媳矛盾自然会迎刃而解，陶萸荪的精神与健康将恢复如初。可惜事与愿违，令人痛惜。陶萸荪弃世时，长女上大学，长子和二子上高中，二女儿是小学生，三子、四子还是幼童。面对这六个孩子，她毅然决然地离开人世，内心是郁积了多少痛苦和失望！此时此刻，这位母亲已经满心伤痕，身不由己。

失去妻子的李亦怀十分悲痛，每天至妻子灵前抚棺痛哭。以后每至清明、陶萸荪生日、逝世周年、搬家，李亦怀都会怀念亡妻，悲从中来。1942年11月21日，是陶萸荪弃世两周年的日子，李亦怀在日记中写道：“在此廿四阅月中，永城两度沦陷，伊均得稳卧棺中，平静渡过，可谓幸矣。然生者之颠沛流离，尤以家中老幼遭遇之苦，设伊在世，或可有较佳之计划，免遭恐惧，亦未可知。”

战争时期，生之痛苦，可谓人人尝遍。但女性所受之苦，因其身体柔弱、情感细腻、多思多虑，感受的威胁和痛楚较之男性更多、更深、更久，也更难抒发、化解，而我们以往的历史却记载单薄，关注很少。战争时期，经历家庭破碎、经济窘迫、颠沛流离、生命威胁的女性不计其数，有的默默坚持，撑到云开雾散，有的难以为继，最终绝望，一曲挽歌，无尽哀伤。当女性之柔弱、隐忍遭遇战争之惨烈、残酷，生命之花的绽放究竟要付出多大代价？

三、事业受挫

李亦怀从1932年到浙江地方银行温州分行担任经理，至1946年辞职，前后凡15年，工作积极认真，交友广泛，洁身自好。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温行及时应对战时情形的变化，增加温州内陆地区的营业点、开办下属工厂、发展农贷等，不遗余力地开拓新业务。从每年年终结算看，温行及下属各办事处的利润一直稳步增长。不过，因1941年4月时任浙江地方银行总经理的徐恩培在轰炸中罹难，加上温州经历三次沦陷，李亦怀在温行的最后五年处境艰难，并不顺心。其困难一方面是徐恩培去世后总行领导层的不信任，如1941年7月，总行派颇有背景的杨守尹任温州分行襄理（相当于副经理）兼信托处主任。因与李亦怀不和，杨守尹后改去瑞安支行任职。1943年夏，李亦怀以养病为由提出辞职后，总行派汪孝书来代理温行经理，其间又生不少龃龉。汪孝书在温行工作近两个月后，未与李亦怀当面交接，便径自离去，彼此都留下许多不快。另一方面的困难，则是李亦怀栽培的温行员工不能很好地协助他开展各项业务，令他越来越失望。可以想见，两者相较，对李亦怀刺激尤深的，不是那些外来人员的干扰，而是他自己在温州白手起家、多年精心培养的下属不能与他同心同德，全力推进事业。

从日记之始，王宪荣便是李亦怀最亲密、最信任的下属。1935年9月，瑞安办事处新成立时，李亦怀向总行推荐王宪荣升任瑞处会计员，并在其他多人加薪、王宪荣未能加薪之时，专门写信给徐总经理帮忙询问。当总经理复信表示待下届考勤再考虑加薪时，李亦怀便立即将此意告诉王宪荣，同时“勉以努力干去，明年或可冀多增，以补本年之失。”爱护鼓励之意，溢于言表。1936年11月，王宪荣调回温行服务，加晋一级，负责办理稽核及外出视察工作。1938年7月，《温州日报》要找一名兼职会计主任，月津贴十元。李亦怀马上将王宪荣推荐给报馆，每晚工作两小时，以增其收入与阅历。8月，当李亦怀前往松阳和遂昌两地主持办事处开业仪式时，令王宪荣随行。1941年2月，王宪荣被提拔为温行襄理。至此，其职业生涯已达到一个较高的平台。王宪荣的文化程度不高，在六七年间从一名普通行员成长为襄理，每一步都离不开李亦怀的提携支持。

工作之外的诸多交往，似乎更能体现李亦怀对王宪荣的信任与关心。如1934年，李亦怀帮助王宪荣的弟弟找工作。1936年6月，李亦怀到王家祝贺王宪荣母亲生日，7月又为王宪荣过生日。1938年1月两家一起吃春节团年饭。这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的第一个春节，他们谈论了上海及附近地区的战乱。5月，李家与王家家眷一起前往松阳避难。11月，当李亦怀不满于长子傚慈在学校的倔强表现，欲让学校将其开除时，王宪荣力劝李亦怀不要因一时生气而反应过度，先观察忍耐一段时间。平时李亦怀与行中同人饮宴，不管规模大小，几乎每次都少不了王宪荣。凡此种种，均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不过，就在王宪荣担任温行襄理之后不久，在温州第一次沦陷的撤退过程中，王宪荣和其他同事的行为可以说给李亦怀上了难忘的一课。其时，李亦怀带着行中同人和家眷分坐几艘船紧急撤离温州，沿瓯江上行，拟往丽水、松阳。行至中途，王宪荣等行中四位骨干从后面的船上递来名片，表示有要事面陈。李亦怀以为在此逃难途中出现紧急之事，便立即掉回头下行，遇到四人所坐之船。王宪荣和王书之提出：现在温行撤往丽水，恐被裁撤，而家乡已沦陷，此后生活将无以维持，请李亦怀设法救济。王书之1936年9月入行，长期负责乐清办事处工作，1940年初调回温行负责信托处，颇受重用。1941年初李亦怀向总行推荐的三位襄理人选，包括王书之。

可以说，王宪荣、王书之是最受李亦怀器重的下属，可称左膀右臂。在逃难紧要关头提出上述要求，令他“勃然大怒”。李亦怀当即表示，这样的事情怎能在撤退途中商议？如果两人要回温州家乡，可马上辞职；如果还要在行中继续工作，只能到丽水后再商议应变之策。但两人依然不依不饶，要求李亦怀给予保障。李亦怀问他们究竟想如何保障时，两人表示要截留一部分温行库存，不交总行。李亦怀严厉责问：是否准备抢劫库存？如果是，快快动手。此时，两人可能被李亦怀的气势所震慑，语气、神情有所缓和。李亦怀进而表示：如果总行一定要裁人，他会尽力力争。如结果不满意，他首先离职，决不坐视大家无饭吃而自己一人有饭吃。

王书之听到李亦怀的表示后，不再说话。王宪荣则继续提出，自己购买过价值7000元的黑靓元，希望可以入账。李亦怀很诧异，因此前并未听闻此事，料定是王宪荣挪用公款购买黑靓元，以图涨价后抛出。李亦怀不禁感叹：“呜呼，不料予数年来所期望于同人者，所以精神训练于同人者，在患难中竟完全暴露，毫无成绩。不特毫无成绩，且渠等所表现者，人格皆已全失，直等于土匪行为。”“人格全失”“土匪行为”等，体现了李亦怀对行内骨干的极度失望。患难中，把“善”与“恶”都放大了。之后若干天，王宪荣又两次说到黑靓元之事，还提出辞职。李亦怀诚心诚意地加以解释，自觉对于王宪荣的训练，所花心血“虽手足间亦不过如是”，以后只能让他自磨自励成为有用之才。其中蕴含的深深失望与宽宥期待，恐怕只有李亦怀自己体会至深。

因此次温州沦陷仅十余天，李亦怀很快带领行员回温复业，故王宪荣等担心的遣散之事，不复存在。王书之于回温后不久便提出辞职，前往重庆工作。关于他离职的具体原因，日记并未涉及，或与其经历温州沦陷之危险，盼前往更为安全的重庆有关，或与瓯江上的这场尖锐对峙有关，还可能与温州沦陷前夕王味芄也被提拔为襄理、自己再一次落选有关。此后两年，王宪荣依然担任温行襄理，不过与李亦怀的关系不再那么融洽和亲密。李亦怀在日记中提及其做事漫不经心、不听指挥、因人情原因不按时催收银行贷款，负面信息较多。1943年6月，王宪荣辞职离行。后来他进入中国实业银行担任营业科主任，李亦怀为之介绍，说明两人关系并未闹至很不愉快。

王书之离职后，总行即派来杨守尹任温行襄理，令李亦怀在业务和人事上倍感掣肘。加上李亦怀和王宪荣之间的裂痕难以修复，1942年初王味芄调往总行，原本相对团结有序的温行，人事问题愈来愈复杂。

概而言之，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因温州暂时没有沦陷，浙江地方银行及时调整业务方向，温州分行在经理李亦怀的带领下，业务蒸蒸日上。但是，随着1941年4月温州第一次沦陷，总经理徐恩培在轰炸中罹难，李亦怀的三名得力下属王宪荣、王味芄、王书之，或不睦，或调走，或离行，加上后来温州又第二次、第三次沦陷，李亦怀的处境和温行的业务发展愈发艰难。浙江地方银行在抗战胜利后内部摩擦不断，国民党省党部又想插足，导致局面每况愈下。李亦怀被迫于1946年离开温行，结束15年的事业，1947年初离开温州。在温州的15年曲折经历、荣辱得失，李亦怀也从踌躇满志的青年慢慢变成尝尽世间冷暖的中年人，待回首，此生最重要的事业便在温行。这也反映了战时事业与生活的复杂，当危机与变故来临时，需要个人去应对、克服、调整，再重新建立局面，平顺中蕴藏危机，动荡中又孕育坦荡。

四、战争中生命的宽度

国难深重、家庭变故、事业危机，似乎要将人逼到绝境。何以解忧？何以度过？对李亦怀而言，他大抵能经得起战时的各种风吹雨打，原因有多种。首先，李亦怀热爱收藏书画古董，常常捧着祖上的日记、诗文阅读，以此平复不宁的心绪。即使当战时各种藏品丢失损毁后，他也相对能坦然处之。其次，他热爱大自然，周末常常郊游，或去公园散步。全民族抗战爆发前浙江地方银行在各地轮流开年会时，他乘便游览名胜古迹，在日记中留下详细记载，堪称一篇篇精彩的游记。特别是战时因公路破坏，经常乘小舟或步行出差，不管是到位于丽水的总行所在地（战争后期是龙游）报告业务，还是到温行管辖的泰顺等内地山区视察工作，路上往往要几天时间。虽说效率很低，若能苦中作乐，权当饱览沿途风光，也算是踏遍了浙东南的山山水水。再次，或许因妻子去世，以及第二次温州沦陷时避难温州南郊仙岩的伏虎寺，李亦怀对佛教越来越有兴趣。平时他经常阅读印光法师的多部著作，以及佛教刊物《弘化月刊》等，读后“心中甚静”或“心中为之静朗”。

另外，李亦怀长期担任温行经理，因业务需要，常和温州政界、商界、企业界、金融界人士酬应往来。在聚会饮宴中，他也慢慢结交了一些声气相投的朋友，如中央银行温州分行经理徐久华，企业家吴百亨、王小同，金石篆刻家叶显尧等。还有亲戚唐醉石等战时也在温州居住，少不了互相在家中请客、畅谈。每当有重要决策或遇到麻烦时，李亦怀也常与朋友商讨。

李亦怀有六个子女，对子女们的教育训导，是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凡是适合带上孩子的郊游，一般不会让孩子缺席；孩子们在学校寄宿时，他常常给他们写信、寄钱，对学习、修身有所告诫；待孩子长大后，他将家中经济情况、家庭关系如实相告，教育孩子养成节约习惯，为家庭分忧。当1947年日记结束时，三个大孩子已经成年，均毕业于温州中学，又接受了大学教育，在战乱环境中殊为不易。

正是在亲友往来关爱，寄情山水、书画与佛教典籍，教育子女的事务中，虽逢战时离乱、事业挫折，李亦怀还是活出了生命的宽度，相对从容地应对一个个挑战，度过逆境，可谓关关难过关关过。在他身上，有传统士人的底色，如忧国忧民、热爱收藏、讲究礼仪、喜欢交游、课子甚严等，也有现代银行职业经理人的特点，工作负责、讲求效率、有经济头脑，这也是近代历史在变化与演进过程中投射到个人身上的呈现。更重要的是，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背景下，他是一名有良知、有坚守的中国人。1938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一周年时，温州举行悼念阵亡将士的纪念活动，晚上2万人参加火炬游行，李亦怀带领银行全体员工参加。他认为未去参加的两位下属“自甘暴弃，殊可痛恨”，显示了拳拳爱国心。

李亦怀日记中的每个人，也即战争年代的生命个体，各自面临不同的遭际，多数人生存空间愈来愈逼仄，失去、变动、危险是常态，有的人进退失据，有的人苦苦支撑，还有的人冷静从容，当然，更多的人在不同情形下于这几种状态中转换、调整。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共同组成了战时社会、战时中国的多元图景。在全民族抗战中，普通人的个体生命是整个社会最根本的元气之所在。对于抗战时期的中国而言，国家政治与普通人的个人生命是一体两面，密不可分。因为每个人的生命历程，事实上全息式地承载着整个社会的生命历程，所以当我们探求战时中国社会的整体面貌时，可行的路径是深入感悟个人的生命状态。关注这一时期普通人以生活与工作为中心的生命史，正是展现了抗战史研究的整体视野。

面对民族危机、战乱变故和命运流转，普通人在家庭、职业、社会交往以及个人的内外兼修多重关系中不断调整，尽量保持平衡、坚守底线，可以说这是文化与文明延续传承的重要因素。从这个层面说，抗战历史被赋予了更悠远的纵深。在灾难不可避免之时，当逆境摆在眼前那刻，给人力量、抚慰人心的东西最可宝贵，那必定是经过长久历史积淀的精华。也正是在抗战最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中国人的坚强与忍耐，中国人不当亡国奴的信仰，再一次淬炼升华。中华文明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发展，生生不息。

原文载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5年第3期，注释从略

·来 源：《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