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伟 | 宗族祠堂的现代价值

在珠江三角洲，最引人注目的地标景观，就是分布在城乡各地的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祠堂，或成行排列在村前，或雄踞村落的中心，或错杂于民居中，在城市乡镇，则错落分布在大小街区里；门楣匾额，或书某某宗祠，或称某某家庙，又或称某某公祠，还有以书院、书室等名称之，今人或常忘其祠堂之本性。清初著名文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非常精要地描述了这一景观风貌及其文化意义：

其土沃而人繁，或一乡一姓，或一乡二三姓，自唐宋以来，蝉连而居，安其土，乐其谣俗，鲜有迁徙他邦者。其大小宗祖祢皆有祠，代为堂构，以壮丽相高。每千人之族，祠数十所，小姓单家，族人不满百者，亦有祠数所。其曰大宗祠者，始祖之庙也，庶人而有始祖之庙，追远也，收族也。追远，孝也，收族，仁也，匪谮也，匪谄也。……今天下宗子之制不可复，大率有族而无宗，宗废故宜重族，族乱故宜重祠。有祠而子姓以为归，一家以为根本，仁孝之道，由之而生。吾粤其庶几近古者也。

祠堂，古时本是祭祀死后之人的堂构，多同墓地联系在一起，而且一般是以某个个人为供祭主体。士庶之家设祠堂以祭祖，是宋代理学家的主张，将祠堂定为某个社群的象征性标志建筑和公共组织空间的制度性规范，始作俑者则为南宋大儒朱熹。当时，历经唐宋之间的社会变迁，社会秩序亟待重整，宋代的理学家致力于将古代贵族社会的国家礼制在庶民社会推行，以建立新的儒家社会规范。先是程颐、程颢提出，既然民间已经有墓祭之俗，“则祠堂之类亦且为之可也”。到南宋朱熹撰《家礼》,则进一步明确提出，士庶之家立庙不合礼制，“有所不得为者，故特以祠堂名之，而其制度亦多用俗礼”。按古代礼制，通过为祖先立庙确立一套基于血缘继嗣关系的等级制政治秩序，是天子诸侯贵族的特权，而祠堂之设，虽然在奉祀死去之人这一功能上与家庙一样，但与家庙不同的是，它并没有构成一种等级制社会政治秩序象征的功能。朱熹在《家礼》中提出这种变通的做法，实际上就变俗礼中的祠堂为国家礼制中的家庙，打开了国家礼仪向乡村下移渗透的门径。在朱熹之后，经历了宋元明士大夫们的努力，家庙性质的祠堂普遍成为乡村秩序象征，这一新的社会规范到明代逐渐成形，并在之后的几百年间逐渐普及开来。

这个新的礼仪规范确立与普及的过程，与珠江三角洲乡村基层社会中国家秩序的确立过程，在时间上基本上同步，实际上是同一过程。明代以前，在珠江三角洲及其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下，本地人群多以散居和流动为主，明代以后的垦殖和王朝国家在当地建立秩序的努力，促成了很多人口陆续定居，形成聚落，农耕聚落中自然形成血缘关系，成为本地乡村的一种基本纽带。以此为基础，这些人群中产生的读书人根据宋明理学家的社会构想推动了乡村社会文化建构，乡村逐渐演变为近世宗族社会。由此，我们可以明白，今天珠江三角洲乡村的历史记忆，为何往往通过关于祠堂建立的宗族历史记忆来表达。虽然实际上祠堂的建立时间往往滞后于宗族祖先定居的时间，但人们还是习惯用祠堂的历史去讲述乡村历史。这个历史背景，说明了乡村的祠堂是地方社会确立国家认同最重要的象征。虽然在明清时期的历史中，曾经有一些地方官员把宗族祠堂看成是对官府权力的挑战，而要采取封禁的措施，但就本质来说，从更长时段的历史过程和深层结构来看，祠堂表达的是乡村民众的国家观念和文化认同，在此基础上，以祠堂为核心形成的乡村秩序，也是国家秩序在乡村社会确立和稳定的基础。

乡村中这种以祠堂为标志形成的国家秩序，建立在以“追远”方式“收族”的社会基础上，同时赋予作为“收族”象征的祠堂培养和维系群体认同的功能。通过祖先祭祀来维系族人的团结，在情感和文化认同上建立一种平衡机制，缓和族内成员间由于社会分化出现的矛盾冲突，从而在一个分化的社会中形成稳定的秩序，是乡村中的祠堂发挥的重要作用。珠江三角洲的许多乡村往往有多个不同层级、大小不一的祠堂，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凝聚力。虽然祠堂使用了血缘宗法的语言，在原理上以一族一房的继嗣群体为单元来构建，但在现实中，这种血缘的语言，实质上表达的是乡村中的团结机制。因此，我们在一些地方看到不限于一族一姓共同建立的祠堂，反映出祠堂的这种维系乡村团结与秩序的本质。乡民们在不同的祠堂中获得成员资格，享有相应的社会权利，获取成为村民基本的社会身份资源。从男丁出生到祠堂挂灯，从每年祭祖到祠堂分猪肉，还有很多人从小在祠堂接受启蒙教育，分享在祠堂中举办仪式活动的乐趣，种种从直接生活体验中培养出来的情感，在乡民们心中培育出乡土社会的自我意识和世界想象，使得祠堂成为乡土情怀的重要载体；祠堂中祖先牌位、匾额、楹联以及旗杆夹上的文字图像彰显的祖先功业和人格理想，在乡民心中树立了自豪感和自信心，也培养了乡民的道德观念和人生价值。如此种种，凝结为乡村中的精神资源，在现代社会中逐渐淡薄而越来越为人们所轸念的所谓乡愁，无论人们有多少自觉，都一定会寄托在祠堂这类建筑之上。

祠堂，在珠江三角洲乡村中，往往是规模最宏敞的建筑，无论在物质形态上还是心理精神上，都是最具有公共性的空间，因而常常用作乡村的社区中心和集体活动的中心。这个属性，让祠堂不仅在乡村的日常生活和常态运作中、在维持秩序和处理乡村事务上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在乡村社会变革和革命运动的历史上，也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因此，祠堂的沧桑，记录着一个乡村的历史信息，讲述着乡村的历史。

祠堂不仅在乡村社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乡村景观上引人瞩目，在乡村建筑中具有典型性，同时还有其公共属性，因此虽然不少乡村的祠堂在20世纪激烈的社会动荡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但在珠江三角洲祠堂仍然是最能保存住乡村风貌的象征。在今天乡村迅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各种现代建筑取代了旧建筑，乡村聚落的格局也正在发生根本改变，唯有祠堂建筑例外地存续下来，甚至普遍得到修缮和保护，在很多乡村里甚至成为仅存的传统建筑。在今日的乡村，尽管祠堂已经大部分失去了社区中心和公共空间的功能，但修缮和保护祠堂在乡村中越来越成为一种风气并蔓延开来，在乡村中保存传统建筑遗产的行动，几乎首先进入人们视线的就是祠堂建筑。

近年来，佛山市三水区委宣传部和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十分重视发掘三水乡村的传统文化资源，和《佛山日报》合作，对三水区现存祠堂进行了调查采访，走进30个“祠堂+文化”示范点，揭示祠堂建筑和文化之美，讲述祠堂背后的故事，开设《在三水遇见最美祠堂》专栏，为三水区保存了祠堂文化的记忆。现在，《佛山日报》把这些专栏文章结集出版，更是为当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做了一件大好事。主事者嘱我谈谈对此举的认识，我谨以一己之浅见奉上，若能稍彰其意旨，亦一幸也。

本文选自《山长水阔：入史求学集》（刘志伟 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2020年7月18日写于康乐园，原是为李锋、陈伟鹏、宾水林主编的《在三水，遇见醉美祠堂》（广东旅游出版社，2021）写的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