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书法界为什么那么多奇谈怪论？

当今书坛有很多惊世骇俗之语，往往都引发巨大争议，比如沈鹏先生说过：“书法要随性书写， 不要一味的按照古人的模样去写，要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田英章先生说的：“书法不要想创新，古人没有给我们留下创新的空间，今人能够继承古人一二已属不易，又何谈创新！”

张旭光先生说的：“现代草书已经不再为识读服务，而是为情感服务。”崔寒柏先生说的：“当代很多书法家都被严重高估了，包括沈尹默、启功。”还有刘洪彪先生提出的“冠军论”和“超越论”，王厚祥先生提出的“超越于右任、林散之”等等，每每都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给人的感觉就是今人书家狂妄自大，自以为是。其实这些言论的出现正反映出当今书坛的繁荣昌盛，百家争鸣。

这种现象在古代肯定是很难出现的，因为古代封建皇权统治，统治的不仅仅是人民，还有人心、人性，对艺术审美的统治就是规范人性的主要方法之一。一切为了迎合皇权喜好，不可能出现任何异论。

如今书法家都拥有了独立自由的创作权，必然会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所谓奇谈怪论正是独特见解的表达，这也充分证明当今书家并没有趋炎附势，而是勇敢的表达自己的独立观点。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任何一种看似奇葩的观点都有提出的道理，都值得品味和研究，如果没有这些独特新奇的观点，那书法又何以缤纷璀璨。

当今的这些奇谈怪论，实则是一场意义深远的艺术探讨。沈鹏的“随性书写”，实则是将创作主体从“法”的绝对统治下解放出来，高扬现代人的主体精神。

田英章的“无法创新论”，乃是对盲目创新浮夸风的反动，其背后是对传统深度的敬畏与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坚守。

张旭光将草书推向“纯情感”的险峰，实则拓展了书法作为视觉艺术的表现边界，使其与当代艺术精神相接轨。

而崔寒柏对大师的质疑，虽显刺耳，却体现了难得的批判性思维，是对社会普遍论断的勇敢反驳。

至于刘洪彪、王厚祥的“超越说”，虽似狂言，却折射出一代书家提振文化自信，驳斥消极思想的责任感。

这些言论，立场迥异，甚至彼此抵触，却共同构成了一场没有预设结论的“大讨论”。它们撕裂了以往看似统一实则僵化的评价体系，逼迫我们从不同角度重新审视书法的无限可能。

正是这些刺耳的“异质声音”，确保了书坛生态的活力与多样性。没有这种“混乱”的争鸣，书法艺术恐将陷入一潭死水般的“和谐”，在麻木的继承中缓慢失语。

当然，言论自由之珍贵，并不等于每一种具体观点都正确无疑。许多惊世之论，确有其偏激、片面之处，甚至夹杂着营销炒作或个人意气。

然而，一个健康的艺术生态，其优越性并不体现在它能生产多少“绝对真理”，而恰恰体现在它能否容纳并批判性地审视这些“不完美”甚至“错误”的异见。

真正的危险从来不是存在谬论，而是万马齐喑，只剩下一种不容置疑的声音。我们不必急于为每一种论调鼓掌，但必须誓死捍卫这种敢于提出论调的权利。

当今书坛之“奇谈怪论”，非但不是洪水猛兽，反倒是我们时代艺术自由的象征。它们的存在，证明毛笔虽软，却因思想的独立而显出铮铮铁骨；墨池虽深，竟能倒映出万千不羁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