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林东：《新唐书》怎样评价唐代史学

五代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刘昫等撰成《旧唐书》200卷；105年后，即北宋嘉祐五年（1060年），欧阳修、宋祁等撰成《新唐书》。这是两部优秀的唐史著作，二者不可偏废。但通观二书，在表述和评价唐代史学方面，表面上看来似无太大差异，但仔细推敲则可发现，《新唐书》对唐代史学颇有微辞，而且有的论点是带有全局性的评价，有必要提出来予以讨论和辨析。

一、《新唐书》卷132后论说明了什么

欧阳修、宋祁等所著《新唐书》卷132记述了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吴兢、韦述、蒋乂、柳芳、沈既济等有关事迹，同时附录相关后人传记，其时限跨度从唐玄宗至唐懿宗约150年。值得关注的是，著者在本卷后论中对唐代史学所作的评价：

赞曰：唐兴，史官秉笔众矣。然垂三百年，业巨事丛，简策挐繁，其间巨盗再兴，图典焚逸，大中以后，史录不存。虽论著之人，随世裒掇，而疏舛残余，本末颠倒。故圣主贤臣，叛人佞子，善恶汩汩，有所未尽，可为永忾者矣。又旧史之文，猥酿不纲，浅则入俚，简则及漏。宁当时儒者有所讳而不得骋耶？或因浅仍俗不足于文也？亦有待于后取当而行远耶？何知幾以来，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欤！自韩愈为《顺宗实录》，议者哄然不息，卒窜定无完篇，乃知为史者亦难言之。游、夏不能措辞于《春秋》，果可信已！[1]（P4542）

这一则只有200余字的评论，从整体到个案把唐代史学都说到了，也可以说都否定了。概括其主要观点是：

第一，唐代近300年史学，由于种种原因，所保存下来的只是“疏舛残余，本末颠倒”的文字，以致善恶不清都慢慢消失了，令人感到永远的遗恨。

第二，旧史之文，非“俚”即“漏”，难以卒读。而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一是当时史家“有所讳”而不能发挥其才智；二是当时史家“因浅仍俗”，缺乏应有的文采；三是有待于后人的才识“取当而行远”。

第三，进而举出代表人物，以论其所非：一则是刘知幾撰《史通》，“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一则是韩愈主修《顺宗实录》，弄得“议者哄然不息，卒窜定无完篇”。这两人，刘知幾是史学上的名家，韩愈是文学上的巨擘，都具有突出的代表性，但前者应受到质疑，后者难免遭到贬斥。

总之，在《新唐书》看来，唐代近300年的史学活动及其论著似无可取之处，致使后人“可为永忾者矣”！

唐代史学果然如此不堪吗？当然不是。我们来看《旧唐书》著者是怎样评价相关问题的。《旧唐书》卷102记述马怀素、褚无量、刘子玄、徐坚、元行冲、吴兢、韦述等学人与史家及附传有关人物的事迹，其后论这样写道：

史臣曰：前代文学之士，气壹矣，然以道义偶乖，遭遇斯难。马怀素、褚无量好古嗜学，博识多闻，遇好文之君，隆师资之礼，儒者之荣，可谓际会矣。刘、徐等五公，学际天人，才兼文史，俾西垣、东观，一代粲然，盖诸公之用心也。然而子玄郁结于当年，行冲彷徨于极笔，官不过俗吏，宠不逮常才，非过使然，盖此道非趋时之具也，其穷也宜哉！

赞曰：学者如市，博通甚难；文士措翰，典丽惟艰。马、褚、兢、述，徐、元、子玄，文学之书，胡宁比焉！[2]（P3185-3186）

在上述评论中，著者首先指出所述学人与史家，在气概与学识上并无什么差别，只是由于各自的际遇不同，所以有的人才干和仕途都很光辉，而有的人虽才学俱佳却仕途不畅，再说这些人的职责与“趋时”毫无关系，其人生遭际不顺是可以理解的。在这些评论的话语中，包含着理解、赞美和同情。以此与《新唐书》的评价相比，在唐代史学的是非得失上明显地存在很大差异。尤其令人不解的是，《新唐书》在评价刘知幾时，为什么要把韩愈撰《顺宗实录》一事牵扯进来作为陪衬？这不论是在作史方法还是在文字表述上都不合乎逻辑。看来著者的目的，只是为了“证明”唐代史学之弊。

当然，《新唐书》作者并不是最早否定《史通》的人，早在唐代，《史通》就开始经历毁誉参半、褒贬不一的命运。正面评价的当以刘知幾同时代人徐坚为代表，而唐末人柳璨所著《柳氏释史》即《柳氏析微》则是负面评价的代表。《旧唐书·刘子玄传》记：“时知幾又著《史通子》二十卷，备论史策之体。太子右庶子徐坚深重其书，尝云：‘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2]（P3171）这段记述，对《史通》内容的概括是准确的，而徐坚的评价也是中肯的。至于徐坚，《旧唐书》本传称：“坚多识典故，前后修撰格式、氏族及国史等，凡七入书府，时论美之。”又称：“坚父子以词学著闻，议者方之汉世班氏。”[2]（P3176）以班彪、班同作比喻，表明了徐坚的学识和在当时的影响力。而《旧唐书·柳璨传》记：“璨以刘子玄所撰《史通》讥驳经史过当，璨记子玄之失，别为十卷，号《柳氏释史》，学者伏其优瞻。”[2]（P4669-4670）①《新唐书》作者显然是吸收了《旧唐书·柳璨传》这一评价，同时不仅把“讥驳经史过当”改为“工诃古人”，而且又加上了“拙于用己”的贬词，这样不仅“论定”了刘知幾的“工诃古人”，同时又否定了刘知幾的才识。

需要指出的是，《旧唐书·刘子玄传》在记述刘知幾《史通》内容时，明确表述为“备论史策之体”[2]（P3171），而《新唐书·刘子玄传》则径自改为“讥评今古”[1]（P4521）。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改动：前者是概括《史通》的学术内涵，后者则鲜明地表达了传记作者的否定性判断。这种南其辕而北其辙的改动，违背了历史撰述的原则，也表明了作者否定刘知幾《史通》的真实意图。

二、否定刘知幾《史通》与韩愈《顺宗实录》目的何在

上文讲到，《新唐书》卷132后论中提到的两个具体的人和事：一是刘知幾的《史通》；二是韩愈主修的《顺宗实录》。讲唐代史学，不能不讲刘知幾；讲唐代文学，不能不讲韩愈。《新唐书》所举，具有突出的代表性，故有必要予以澄清。

第一，所谓“何知幾以来，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

刘知幾作为中国史学上第一个写出有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同时也是有系统的史学批评著作的史学家，他的渊博的知识、锋利的笔触和率直的言辞，在中国古代史学上可谓是前无古人的，因而受到学人的关注，以致引起非议，可谓情理中之事。这一点，刘知幾是有预感的。他在《史通·自叙》篇写道：“盖谈经者恶闻服、杜之嗤，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而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3]（P271）这表明，刘知幾对《史通》的命运，是有思想准备的。他在《自叙》中对“往哲”（不是全部）用了“多讥”字，对于“前贤”（也不是全部）用了“述非”，这当然不同于“温柔敦厚”的“诗教”的做法，但这也绝不是刻意诃求“往哲”，也不是无端地“喜述前非”，而是在其史学理论框架和史学批评中进行论述的。在这种撰述要求面前，前此的所有史学家的思想、方法、论著等等，都在被赞扬、被批判、被批评的范围之内，否则不足以总结出理论所得，不足以真正明瞭史学上的是非得失。清人黄叔琳说得好，“观其议论，如老吏断狱，难更平反”[3]（《别本序三首》，P2）。足见其发论的郑重和严谨。

至于说刘知幾“拙于用己”，那就更没有根据。如果刘知幾是只会写高头文章而不能身体力行的史学家，他何必坚持辞去荣耀的史臣之职，又何必上书宰相大谈史馆作史有“五不可”，更没有必要去同他人谈论“史才三长”的问题。以上这些，恰恰表现刘知幾与“拙于用己”无涉，而是一位有崇高理想的史学家。

由此可知，在有关批评、贬斥刘知幾及其《史通》的言论中，所谓“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的说法，是对刘知幾及其《史通》的严重曲解，它既否定了《史通》的学术价值，又否定了刘知幾的学术人格，故不得不予以辨析。当然，在有关肯定刘知幾及其《史通》的言论中，也有最有分量并经得学术史检验的评价，那就是上文引证的刘知幾同时代学人徐坚说的那句经典性的评论，明清以来的学术史，证明徐坚之言乃是真知灼见。

第二，所谓“韩愈为《顺宗实录》”“卒窜定无完篇”。

为什么在刘知幾等的传记中，《新唐书》著者偏偏要牵扯出韩愈《顺宗实录》？这当是《新唐书》著者刻意为之。所谓“自韩愈为《顺宗实录》，议者哄然不息，卒窜定无完篇”，本是一桩学术公案，而《旧唐书·韩愈传》的模糊记载则使人对这一桩公案产生困惑：

时谓愈有史笔，及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穆宗、文宗尝诏史臣添改，时愈婿李汉、蒋係在显位，诸公难之。而韦处厚竟别撰《顺宗实录》三卷。[2]（P4204）

这段记述涉及三个问题：一是所谓“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问题；二是关于《顺宗实录》“改修”问题；三是“韦处厚别撰《顺宗实录》三卷”问题。对这些因模糊记载而造成的困惑，笔者在1982年发表的《关于〈顺宗实录〉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已作较详细的辨析，并论证韦处厚所撰《顺宗实录》（按：当称《先帝实录》）是在韩愈撰《顺宗实录》之前，因未得到监修宰相认可，不可能流传于世，《旧唐书》所记实误[4]（P316-328），此不重述。《新唐书》卷132后论所谓“自韩愈为《顺宗实录》，议者哄然不息，卒窜定无完篇”云云，当是源于《旧唐书·韩愈传》的这段文字而又有所夸大。退而言之，倘如《旧唐书·韩愈传》所言，那也只是叙事的“繁简”“取舍”问题，何至于“卒窜定无完篇”！

其实，只须读一读《旧唐书·路随传》，也就不难明了这桩公案的真相。此传写道：“初，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内官恶之，往往于上前言其不实，累朝有诏改修。及（路）随进《宪宗实录》后，文宗复令改正永贞时事”。路随是一个机智、果断的人，于是上呈了一道500余字的奏章，并提出请求：“其实录伏望条示旧记最错误者，宣付史官，委之修定。”对此，唐文宗下诏指出：“其实录中所书德宗、顺宗朝禁中事，寻访根柢，盖起谬传，谅非信史。宜令史官详正刊去，其他不要更修。”②读了上述这些记载，所谓“议者哄然不息”的“议者”本是“内官”，“言其不实”也是出自他们之口，何来“哄然不息”！《顺宗实录》所“刊正”处，也只是“德宗、顺宗朝禁中事”，又何来“卒窜定无完篇”③！

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记：“《旧（唐书）·韩愈传》云：‘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穆宗、文宗尝诏史臣添改。时愈婿李汉、蒋係在显位，诸公难之。而韦处厚竟别撰《顺宗实录》三卷。’景祐中，诏编次《崇文总目》，《顺宗实录》有七本，皆五卷，题曰‘韩愈等撰’。五本略而二本详，编次者两存之，其中多异同，今以详、略为别。”[5]（P7730）《考异》除征引《旧唐书·韩愈传》的记述外，还讲到宋人编次《崇文总目》所见韩愈等撰《顺宗实录》七本，并以详、略为之区分，文中并未提及韦处厚“别撰”的“《顺宗实录》三卷”，由此可证《新唐书·韩愈传》所谓“卒窜定无完篇”当诬指韩愈所撰《顺宗实录》，实为夸大、污蔑之辞。

清人蔡世钹认为《旧唐书·韩愈传》中所说的《顺宗实录》是韦处厚所撰：“昌黎之史才，何至‘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盖内官恶其切直。其‘拙’也，正所以为史才也。事载《路随传》：随奉诏改进《宪宗实录》，文宗复令改正永贞时事，故韦处厚别撰《顺宗实录》三卷，无复昌黎笔矣。”[6]（P23-24）蔡氏认为，世人读到的是韦处厚的《顺宗实录》。其本意是好的，但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其误也是受到《旧唐书·韩愈传》误载的影响所致。

其实，《新唐书》著者对韩愈的评价本是非常之高。《新唐书》卷176后论是这样赞扬韩愈的：

赞曰：唐兴，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纲，文弊质穷，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讨究儒术，以兴典宪，薰醲涵浸，殆百余年，其后文章稍稍可述。至贞元、元和间，愈遂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障堤末流，反刓以朴，划伪以真。然愈之才，自视司马迁、扬雄，至班固以下不论也。当其所得，粹然一出于正，刊落陈言，横骛别驱，汪洋大肆，要之无抵牾圣人者。其道盖自比孟轲，以荀况、扬雄为未淳，宁不信然？至进谏陈谋，排难恤孤，矫拂媮末，皇皇于仁义，可谓笃道君子矣。……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1]（P5269）

这段评论，同《新唐书》卷132后论中说的韩愈，可谓天壤之别。这种情况表明：《新唐书》著者为了贬损唐代史学，竟然在韩愈评价上出现此种荒唐可笑的局面。

总之，《新唐书》著者否定刘知幾及其《史通》与韩愈《顺宗实录》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贬低乃至抹煞唐代史学的价值，尽管在有关史家的传文中还保留着《旧唐书》提供的基本史实，但在评论上却往往与《旧唐书》相悖。除了举名家如刘知幾、韩愈说事外。从著者的行文也看得十分清楚：所谓“何知幾以来……自韩愈为《顺宗实录》……”，一个“以来”，一个“自”，无疑是刻意地把“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议者哄然不息，卒窜定无完篇”云云联系起来，似乎成了唐代史学发展的“常态”。这是借用被曲解了的史事，并把它描绘成为常态而达到贬低以至否定唐代史学的目的。

三、为何对杜佑《通典》如此吝惜笔墨

杜佑《通典》是中唐史学最具代表性的史学成就，也可以说是唐代史学上最重要的史学成果之一。《旧唐书·杜佑传》全文收录了杜佑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的进书表。表文称：古代经典，可谓“天地之大德，百王是式”，“然多记言，罕存法制”；前贤论议“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拯之方”。其《通典》一书，旨在总结《周礼》以来的典章制度，“至于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等等。《旧唐书·杜佑传》还明确地写道：“优诏嘉之，命藏书府。其书大传于时，礼乐刑政之源，千载如指诸掌，大为士君子所称。”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佑性敦厚强力，尤精吏职，虽外示宽和，而持身有术。为政弘易，不尚皦察，掌计治民，物便而济，驭戎应变，即非所长。性嗜学，该涉古今，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2]（P3982、3983）正因为如此，《通典》在当时“大为士君子所称”，这可从权德舆的评论中看得极为真切：杜佑“阅天下之义理，究先王之法志，著《通典》二百篇，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立言之旨备焉。”[7]（P457）。这是从理论、法志、古今联系和经世致用等方面给予高度评价。

《通典》在宋代也有很大的影响。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命翰林学士承旨宋白等修《续通典》”。翌年，“翰林学士承旨宋白等上新修《续通典》二百卷。诏付秘阁，仍赐宴以劳之，赐器币有差。其书重复隈杂，大为时论所非，率不传布。上寻欲改作，亦弗果也。”[8]（P1029、1073）由此可见宋真宗对《通典》的重视，希望撰成一部《续通典》，把杜佑编撰的制度史延续下来，只是宋白等人过于草率，只用一年左右时间匆匆成书，难以真正成为《通典》的续作④，这也反衬出杜佑《通典》撰述的艰辛和巨大的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以宋人对“祖宗之法”的尊崇，宋真宗命大臣修《续通典》之事，后世史官自当知晓此事。然而，不论是《旧唐书》对《通典》的评价之高，还是宋真宗因重视《通典》而命大臣修《续通典》一事，都不足以使《新唐书》著者对《通典》作出应有的评价。今观《新唐书·杜佑传》，涉及《通典》者，仅70余字，且只字未提杜佑进《通典》表，后人从《新唐书·杜佑传》中自然无从知晓杜佑的撰述宗旨和《通典》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真相。与此相类的是，《新唐书》著者对唐代一些有成就的史学世家也采取近于漠然的态度。《新唐书》卷132对唐代史学家传记所收录的蒋氏、柳氏、沈氏三位史学世家的命运和地位，但在后论中不置一词。退而言之，不作评论倒也罢了，违背常理的改动传文则是不可理喻的做法。如《旧唐书·蒋乂传》记蒋乂所著“《大唐宰辅录》七十卷，《凌烟阁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四十卷”[2]（P4028），而《新唐书·蒋乂传》改为“义论撰百余篇”[1]（P4534）。《旧唐书》称蒋氏史学世家相继撰修国史实录，“时推良史，京师云《蒋氏日历》，士族靡不家藏焉”[2]（P4029）。而《新唐书》则改为“世称良笔，咸云‘蒋氏日历’，天下多藏焉”⑤。把“京师云”改为“咸云”，把“士族靡不家藏焉”改为“天下多藏焉”，这种夸大其辞的修改，完全违背了常理，当然也有悖于《旧唐书》著者的本意。凡此，也反映出《新唐书》著者的草率。

再看《旧唐书》卷149是怎样记述中晚唐时期几位史学家及其附传人物事迹的。他们是于休烈、令狐峘、归崇敬、奚陟、张荐、蒋乂、柳登、沈传师，其史事年限上起唐肃宗、下至唐懿宗约一百二三十年。著者在这些史家传记的后论中发表了如下评论：

史臣曰：前代以史为学者，率不偶于时，多罹放逐，其故何哉？诚以褒贬是非在于手，贤愚轻重系乎言，君子道微，俗多忌讳，一言切己，嫉之如仇。所以（令狐）峘、（张）荐坎壈于仕途，沈、柳不登于显贵，后之载笔执简者，可以为之痛心。道在必伸，物不终否，子孙借其余佑，多至公卿者，盖有天道存焉。

赞曰：褒贬以言，孔道是模。诛乱以笔，亦有董狐。邦家大典，班、马何辜？惩恶劝善，史不可无。[2]（P4038）

这段文字，除了讲时势的影响如“不偶于时”“君子道微”、史家职守特点和寄予同情以外，还有真诚的鼓励和对于史学的信念，所说“惩恶劝善，史不可无”，既是对过往史家的肯定，也是对未来史家的激励。

两两对比，也可以看出《新唐书》对唐代史学的漠然。

四、相互抵牾，反映出认识上的混乱

从上文所述几个部分来看，《新唐书》著者对唐代史学的评价确有贬低以至否定的倾向，这种倾向反映出著者认识上的混乱。

《新唐书》卷102记述了岑文本、虞世南、李百药、褚亮、姚思廉、令狐德棻及有关附传人物的事迹，其时限上起唐高祖、下至唐顺宗约一百六七十年间史学家的史学活动。著者在本卷后论中这样写道：

文本才猷，世南鲠谔，百药之持论，亮、思廉之邃雅，德棻之辞章，皆治世华采，而淟汩于隋，光明于唐，何哉？盖天下未尝无贤，以不用亡；不必多贤，以见用兴。夫典章图史，有国者尤急，所以考存亡成败，陈诸前而为之戒。方天下初定，德棻首发其议，而后唐之文物粲然，诚知治之本欤！[1]（P3988）

评论中提到的人，虞世南、褚亮是当世名臣，擅谋划，敢直言；李百药、姚思廉是史学家，前者著《北齐书》，后者著《梁书》《陈书》；令狐德棻是史学家、历史撰述组织者，又与岑文本合著《周书》。他们都是唐太宗时期受到重用的人物，著者由此引发出“天下未尝无贤”的议论是顺理成章的。问题在于最后几句话：“方天下初定，德棻首发其议，而后唐之文物粲然，诚知治之本欤”。这当是指本传中所记令狐德棻提出修撰“近代正史”的建议并为唐高祖采纳，而在唐太宗时史臣撰成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史”一事。其后，令狐德棻又在主修《晋书》的活动中扮演了“先进”的重要角色。《新唐书》著者由史学活动而对令狐德棻作了很高的评价，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准此，可以得到两点结论：第一，唐高祖、唐太宗时期的这一批学人、史家及其作为，是值得称道的；第二，自“德棻首发其议，而后唐之文物粲然”，是值得肯定的。如果这两点结论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从《新唐书》卷132后论和《新唐书》卷102后论中发现某种相同或相近的评论呢？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在卷132后论中，著者所论，不论是对唐“三百年”中的“论著之人”“旧史之文”以至作史之人如刘知幾、韩愈均持否定态度；与此相反的是，在卷102后论中，著者对令狐德棻等史家、学人，以至“唐之文物粲然”，均持赞颂态度。显然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评价。

不论是从历史评价来看，还是从历史编纂来看，《新唐书》卷132后论的说法，都极为不妥。在同一部书中对同一对象竟然出现两种相悖的评论，此其一。其二，修撰《新唐书》是北宋史学中的一件大事，主修者又为当时名家，对唐代“垂三百年”史学的“论著之人”“旧史之文”作如此简单、武断的判断，可视为违背常理。其三，忽略以致于无视前人的相关评论，甚至对前人评论作含义相悖的改动，是造成此种轻率判断的重要原因。

清代史家赵翼曾就唐人所撰本朝史的数量和唐五代史家“老于文学”的笔力两个方面，有力地批驳了《新唐书》著者对唐代史学及《旧唐书》的贬损。赵翼指出：

《旧书》当五代乱离，载籍无稽之际，掇拾补葺，其事较难。至宋时，文治大兴，残篇故册，次第出见，观《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唐代史事，无虑数十百种，皆五代修《唐书》时所未尝见者，据此参考，自得精详。又宋初绩学之士，各据所见闻，别有撰述。如孙甫著《唐史记》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见当时治乱，若身历其间，人谓“终日读史，不如一日听孙论也”。又赵瞻著《唐春秋》五十卷，赵邻幾追补《唐实录》、会昌以来《日历》二十六卷，陈彭年著《唐纪》四十卷（以上见《宋史》各本传）。诸人皆博闻勤采，勒成一书，必多精核，欧、宋得借为笔削之地。又吕夏卿熟于唐事，博采传记杂说数百家，又通谱学，创为世系诸表，于《新唐书》最有功（《宋史·夏卿传》）。宋敏求尝补唐武宗以下六世实录百四十卷，王尧臣修《唐书》，以敏求熟于唐事，奏为编修官（《宋史·敏求传》）。是刊修《新书》时，又得诸名手做助，宜其称良史也。[9]（P342）

这一段文字，皆据事实说明《新唐书》“宜其称良史”的原因，其中包括唐人“所载唐代史事，无虑数十百种”：宋初史家所撰唐史而“诸家皆博闻勤采，勒成一书，必多精核，欧、宋得借为笔削之地”，而有的著作“于《新唐书》最有功”；加之“又得诸名手佽助，宜其称良史也”。尤其是上百种的唐人“所载唐代史事”，岂可一笔抹煞！

赵翼进而列举实例，证明《新唐书》中一些列传本采自唐人所撰旧文，“因此可知唐史官之老于文学也”，而“其余列传虽事迹稍略，而文笔极为简净，以《新书》比较，转逊其老成。则五代修史诸人，如张昭远、贾纬等亦皆精于史学，当缺漏支诎中仍能补缀完善，具见撰次之艰，文字之老。今人动谓《新书》过《旧书》远甚，此耳食之论也。《新书》谓旧史之文，浅则入俚，简则及漏，或有所讳而不得逞耶，或因浅仍俗而不足于文也。此亦偶摘《旧书》之俚俗缺略者疵之耳，其佳处终不可没也。”[9]（P348-349）赵翼的考证和评论，可以看作是对唐代史家和《旧唐书》著者的辩证与称赞，是对《新唐书》著者关于唐代史家和有关史籍的贬损之辞有力的驳斥，反映了赵翼在史学批评方面的实事求是态度和公允之心。

五、结语

欧、宋撰《新唐书》本有分工，欧阳修著纪、表、志，宋祁著列传。《宋史》对他们各有评价，称欧阳修“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又说他“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又引用苏轼对欧阳修的评价说：“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10]（P10381）总的看来，评价极高。宋祁事迹附于其兄宋庠传后，《宋史·宋庠传》写道：“祁兄弟皆以文学显，而祁尤能文，善议论，然清约庄重不及庠，论者以祁不至公辅，亦以此云。修《唐书》十余年，自守亳州，出入内外尝以稿自随，为列传百五十卷。”[10]（P9599）宋祁以一人之力撰《新唐书》列传150卷，其功甚伟，然或许如《宋史》著者所说，“清约庄重”不及其兄，乃至撰史过程中难免有失当、抵牾之处，我们不必以此苛求古人。只是有的失当、抵牾处，涉及全局，理应辨析清楚，以免继续误导后人。欧阳修不论是作为《新唐书》的主要修撰者，还是作为与宋祁的合作者，宋祁之误，他都不能不受到疏于失察的影响。

当然，我们如深究《新唐书》的编撰过程，事情并不这样简单。这是因为：

第一，据宋人曾公亮《进新修唐书表》称，实际参与《新唐书》撰述的学者还有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等“儒学之选”[11]（P1341）。今人颜中其曾详考这些名家在撰写《新唐书》过程中各自曾分担的任务，如刘羲叟专修律历、天文、五行诸志；吕夏卿精于谱学，创世系谱表；梅尧臣修方镇、百官表，等等[12]。这说明，《新唐书》本成书于众手。

其二，欧阳修、宋祁二人虽身任刊修官，但二人并不专任此职，而是长期兼任外职。据宋祁自述：

臣自庆历中，受诏纂修，与诸儒讨论，首尾才及六年，便值臣差任出外。虽蒙朝廷许将史草自随，悉力编纂，其如极边事务，荒废转多。皇祐中，史未有绪，蒙朝廷差欧阳修分总纪志，与臣共力。臣任益州，日烦差使，臣督趣列传残卷。及移郑州，又蒙遣编修官吕夏卿乘驿就臣商较同异，催促了当，历一十七年，书克奏上。书成淹延，职臣之罪。至如欧阳修撰列纪志等众篇，各有法度，方成一家。范镇、王畴以下，撰次精该。一代大典，非修等不成。臣去书局已十有一年，修撰之时，不与诸儒研确，成书之日，又不与伏奏殿廷，臣于修书之勤，十不得一二。[13]（P361）

从这段自述中可知：宋祁受命撰《新唐书》在欧阳修之前；在修撰过程中曾与编修官吕夏卿“商较异同”；宋祁对欧阳修史才的赞扬，以及对范镇、王畴等人的肯定，都是明确的。重要的是，在其17年的修史过程中，“与诸儒讨论，首尾才及六年”。这样看来，宋祁对他人参与所修文稿（故事或草卷），似亦未能统筹。

再看欧阳修在自述中所写：

臣伏思圣恩所及，必以臣近进《唐书》了毕，凡与修书官，并均睿泽。窃缘臣与他修书官不同。检会宋祁、范镇到局，各及一十七年，王畴一十五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并各十年已上。内列传一百五十卷，并是宋祁一面刊修，一部书中三分居二。范镇、王畴、吕夏卿、刘羲叟并从初置局便编纂故事，分成卷草，用功最多。如臣者，盖自置局已十年后，书欲有成，始差入局，接续残零，刊撰纪、志六十卷。是臣到局月日不多，用功最少。[11]（P1341-1342）

这段自述表明，范镇、王畴、吕夏卿、刘羲叟这些最早入局的修史官员，在“编纂故事，分成卷草”等修撰基础工作方面，“用功最多”。而欧阳修身为《新唐书》的主要刊修者，但其在史局的时间确实不多，自然与其他修史人员的接触、讨论也不会太多。尽管颜中其文中提到“吕夏卿讨论是正，于新书为力居多”；“宋敏求与其他编修官一起，‘网罗搜逸，厥协异同’起到了重要作用”，当属事实。但这既与唐初修梁、陈、北齐、北周及隋“五代史”时，有令狐德棻尽其“总知类会”[2]（P2598）的责任与作用有很大区别，又无元修辽、金、宋三史时如同修史凡例那样的规定，即“其余该载不尽，从总裁官与修史官临文详议”[14]（P1557）的体制，这就使史局之中没有专职的监修官或总裁官主事，从而造成了关于唐代史学之认识上的混乱、抵牾。笔者举出这两个事例，并不是表明唐修“五代史”和元修“三史”没有缺点、讹误，而是为说明相关人选和体制设置的必要性。当然，本文所指出的这些问题，并不影响《新唐书》在整体上是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

在中国史学的历史编撰史上，既有宝贵的经验，也有严重的教训，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当今史学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