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赵登禹限令日军还人，否则“将平津一带日本人统统杀光”

“九一八”时，日军炸毁南满铁路，嫁祸中国军队

1931的9月18日，日本制造事端、对我东北军发动袭击，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纵容下，日军在中国肆无忌惮、横行霸道。有人试图为蒋介石洗白，说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并未下过“不抵抗命令”。

可这种洗白是徒劳的，蒋某人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在那时对日本的妥协，立场是一贯的：

• 1928年济南惨案，屈从日本淫威，改道北伐；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不敢言战，“避免冲突”、期待“国联行政会”“公理之解决”；
  1932年上海事变，淞沪停战协定，不敢与日争锋、放弃军队驻防上海；
  1933年长城抗战，默许日本扶持满洲国；
  1935年何梅协定，对日放弃了华北主权；
  1937年首都南京被屠城，仍不对日宣战；……

然而，就在那个丧权辱国事件频发的时期，有个籍贯为山东的国军将领让日军闻风丧胆。中国人都知道一句话，叫：自古山东出好汉。

1936年夏天，日军宪兵队在北平绑架了国民党派驻29军的政训处长宣介溪。29军132师师长通过陈觉生（亲日派，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委员）向日方传话：“限日本人两小时以内好好把人送回。超过时限，我们就把平津一带的日本人统统杀光！”

当陈觉生的面，师长操起电话向部队下令，要求两小时内完成作战准备，待命行动。日本人得到消息后被凛然之气震慑，不到一个小时就将宣介溪安全送回。这个向日军下最后通牒的师长叫做赵登禹。

在1933年3月的长城抗战中，时任109旅旅长的赵登禹，趁夜黑风高、率领29军大刀队勇士对日军发动的喜峰口夜袭战，是将军最著名的英勇事迹之一。

赵登禹

3月9日晚，赵登禹挑选大刀队员夜袭、夺回喜峰口，毙敌千人，五百壮士仅生还二十余人。现在的人可能不理解，当时的军人为什么要用大刀？因为“他们装备差，炮弹都装黄土，一半都落下来，有枪不着火，打几发就打不出去了”，所以西北军的创办者冯玉祥命令每人配一把大刀。

到3月11日夜的11时，29军两位旅长亲率大刀队分头出击，赵登禹率左翼大刀队袭日军步骑兵营地，佟泽光（佟麟阁的侄子）率右翼大刀队袭日军炮兵阵地。有史料载兵力各为一个团，另一说有各两个团。

至15日，日军在喜峰口伤亡3000余人。从此，日军戴上铁围脖，以防头被砍下后、天照大神（日本神话里的神仙）不收其魂。日军国内大哗，《朝日新闻》当时这样评论："明治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遭受60年来未有之侮辱。"还有报纸的说法是“明治大帝练兵以来之皇军名誉，均被宋哲元在喜峰口外剥夺尽净也”。

砍杀中，赵登禹两口价值180块银元的战刀均被砍缺了刃口，左腿在战斗中负伤，取得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首次大胜。后来，被史学家称为“喜峰口大捷”。这场胜利，大长了中国军队的士气，大灭了日军的威风。战后，赵登禹升为132师师长，次年提升为中将。

待到后来的卢沟桥事变时，第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再次发挥威力、令日寇丧胆；上海一个23岁的年轻音乐家麦新，被大刀队的英勇事迹感动，谱写了著名的抗日歌曲《大刀进行曲》。歌曲随即传遍整个上海，后来又传遍了全中国。

从此，“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声唱遍大江南北。多少次弹尽粮绝之际，多少个英雄好汉、热血儿女，就是吼着这首歌，抡着大砍刀往鬼子堆儿里冲。

29军大刀队

29军武术总教官，民国武林十大宗师之一李尧臣，传授29军刀法。

下面介绍一下赵登禹的吧。

赵登禹是山东菏泽杜庄乡赵楼村人，出生于1898，7岁时进私塾读过2年书；13岁时他和二哥赵登尧一起拜当地著名武术教师朱凤军习武。三年间刀、枪、剑、棍各种兵器，和太极拳、八卦掌、少林多种功夫都练得纯熟，寻常十几人近不得身。尤其擅长徒手夺刀、赤手夺枪。

16岁时，他听说冯玉祥参加过辛亥革命，带兵纪律严明，不扰百姓；便与其兄赵登尧及同村好友赵学礼、赵全胜一起离家，不分昼夜奔行20多天、1800多里，到达陕西潼关，找到了冯玉祥的第十七混成旅。尽管当时不招新兵，但军中管事被赵登禹千里投军的精神感动，收留他在佟麟阁任连长的连队当了副兵；副兵只管饭，不发军饷。

赵登禹当兵时，就已经长成身高一米九的大个子，要穿一尺二寸长的大鞋。因大鞋难找，只好趿拉着鞋去训练、出操。有一次被冯玉祥发现后、叫出队列。

山东菏泽（古称曹州）是武术之乡。冯玉祥知其籍贯后，问他有没有练过武。赵登禹回答"练过"后，同样身高体壮的冯玉祥跃跃欲试，要与他比试摔跤。当赵登禹询问"真摔假摔"时，冯玉祥回答："当然是真摔。"连摔三跤，三次把冯玉祥撂倒；冯玉祥一时站不起身来，他就过去扶。

排长见此情况，批评赵登禹说：“你怎么能真的这么摔长官呢?不行，非得处罚你不可！”但冯玉祥站起来后，说：“不用你们处罚、我把他带走吧。”从此后，赵登禹就成为了冯玉祥的卫兵。冯玉祥后来曾说赵登禹“躯干修伟，负膂力，精技击”。

冯玉样有个著名的故事，就是在读书写字时，门口要挂一块“冯玉样死了”的牌子；此时，他不见任何人，无论谁来、都要挡驾。当时，帮冯玉祥挂牌子拒客的，就是赵登禹。

1918年，冯玉祥驻军湖南常德时，附近山上有一只老虎，经常在夜间下山伤人害畜，闹得百姓不安、鸡犬不宁。有次赵登禹上山执行任务时、正好遇到这只老虎；他机智地躲过老虎扑咬，将老虎击毙、扛着下了山。

打虎将军赵登禹

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奔走相告，参观者络绎不绝。冯玉祥得知后更是特别高兴，专门请来了照相馆的师傅，让赵登禹骑在打死的老虎身上照了一张相。1937年7月28日赵登禹在北平殉国；7月31日，冯玉祥在南京找出相片，在上面题写了“民国七年的打虎将军”几个字。

1921年，冯玉祥在陕西剿匪时，曾摆过一次“鸿门宴”，想要在酒席上擒拿匪首郭坚。不料未等摔杯为号，埋伏的官兵竟然将屏风挤倒。双方行将火并之际，赵登禹擒贼先擒王，迅速出手将郭坚擒获；因下手迅猛，竟然将郭坚的脖子拧断。

赵登禹赤胆忠心、一心保国；1920年，赵登禹被任命为第16混成旅直属工兵连第3排排长，后历任连长、营长、副团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1930年，赵登禹跟随冯玉祥参加了“中原大战”，战败后冯的部队被整编，赵登禹从师长被降为第29军37师109旅旅长。

1933年秋，29军被调回察哈尔省驻防；赵登禹率部进驻察哈尔省张北县。此间，赵登禹“制造”了两次轰动一时的“张北事件”。1934年10月，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川口健中佐和池田克已外务书记官等人，借游历为名从张家口去多伦、路经张北县时，赵登禹部城防卫兵要查看他们的证件。

但川口等人不仅蛮横拒绝而且侮辱了卫兵。赵登禹获悉后，即令卫兵将鬼子带到了师司令部，由参谋长冯润昌、军法处长杨玉田讯问。可是，川口等人无理拒讯。

为了杀其威风、使其就范，赵登禹命特务营挑选100名高大健壮的战士，持步枪上刺刀，十人一班、五分钟一换，轮流刺向鬼子头部约一寸远的地方。鬼子们吓得魂飞魄散，跪在地上求饶，并立字据认错、赔礼道歉，保证今后不再侮辱中国士兵。这就是第一次“张北事件”。

1935年5月，4名日本特务机关人员，奉机关长盛岛南芳之命由多伦出发到张家口，经过张北县时又不服从赵登禹部的检查。卫兵奉命将他们抓到师部拘留了一夜，此为第二次“张北事件”。

介绍见下行文字

1937年春，二十九军高级将领。前排左起：张维藩、张自忠、宋哲元、刘汝明、石友三，后排左起：郑大章、冯治安、赵登禹、佟麟阁

第二次“张北事件”后，日本驻丰宁县参事官一行多人进入赵登禹部队东面楂子防区，无理挑衅。赵登禹令守军自卫还击，鬼子见无空可钻，只好狼狈逃窜。此为“东楂子事件”。

日本人抓住这些事件大做文章，无能的南京国民政府再次妥协退让。随后，赵登禹及所部随第29军移驻北平附近。赵登禹驻军张北期间，还有一段佳话。

1934年，赵登禹在殿布青山猎获了两只火狐；他未按照塞北习俗、取狐皮制作皮帽，而是派副官送交北平万牲园，并写了亲笔信。

• 径启者：
  敝师驻防塞北，有名殿布青山者，日前偶在该山得获火狐两只，因敝师不便饲养，恐日久伤其生命，殊为可惜，素谂贵园万牲罗列，以供游人观瞻，兹特派副官单永安，携往送上，即请查收为荷，此致万牲园。
  师长赵登禹拜启。

这就是真实的赵登禹将军：打虎不伤狐、凌强不欺弱，心存大善、充满爱心。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7月25日，日军对驻防平津的29军大举进攻。赵登禹在南苑召集各部开会时说：“军人抗战有死无生，卢沟桥就是我们的坟墓。”

7月27日，赵登禹与老上级佟麟阁共同与敌激战。午后，佟麟阁在大红门以东中弹牺牲。赵登禹奉命率部向大红门方向突围。下午，一贯冲锋在前的赵登禹在杀至大红门附近黄亭子时，遭埋伏在高粱地中的日军机枪扫射，不幸中弹。

殉国前，他对流泪的卫兵说：“军人战死沙场原为本分，没什么可悲伤的。北平城还有我的老母，你去对老人说，忠孝不能两全，儿子为国牺牲，也算对得起祖宗。”

今天的陶然亭公园西侧的龙泉胡同里，当时有座龙泉寺。寺内崇敬抗日英烈的老方丈，带领4名僧人，连夜出城在高粱地中寻得将军的遗体，抬回龙泉寺装殓。为避日寇耳目，将军灵柩隐藏寺中8年之久。

蒋先生发的荣哀状

毛先生发的“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抗战胜利之后，赵登禹将军10岁长女赵学芬去龙泉寺祭奠时，老方丈安慰她说：“将军没有走，我常在夜间听到将军喊口令操练士兵。”1946年7月28日，赵登禹将军牺牲九周年之际，南京政府军委副委员长冯玉祥及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等军政官员，在北平中山公园为其举行公祭大会。为实现将军“卢沟桥就是我们的坟墓”遗言，次日、将军灵柩于由龙泉寺起灵，运至卢沟桥以东两公里处的西道口山坡上安葬。

1946年11月25日，时任北平市长的何思源（山东菏泽人）签发了《府秘字第729号训令》，将市区三条道路命名为赵登禹路、佟麟阁路、张自忠路，以纪念抗日英烈。新中国成立后，保留了三处地名，沿用至今。

赵登禹牺牲后，一家人的生活主要由其堂弟赵登舜照顾。赵登舜原是赵登禹将军手下的机枪连长，有一次回老家山东招兵，逾期一个多月未归队，违反了军规。其母知道儿子治军甚严，便预先代为求情，望能轻罚。但赵登禹还是按军法下令责打四十军棍，并宣布革除其军职。后来，赵登禹回家时向母亲跪地赔礼，并请医生医治堂弟棍伤。

让赵登禹将军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堂弟，因为被革了军职、未能和自己一起战死沙场，自己的家人后来才得到了他的照料。1949年后，北京市政府清理京城内的无主地产，查清鼓楼方砖厂一处荒宅原是赵登禹的旧宅，又从佟麟阁后人处得知赵家仍有后人，于是就派人到山东把赵家一家人接回北京。

1952年，十七岁的赵学芬在家里发现了蒋介石署名的荣哀状。“我觉得解放了，还保留这个东西不太好。扔掉吧，似乎也不太合适，便给民政部门打了个电话说了这事。”同年，赵学芬收到一张“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编号为“北京字第000捌拾号”。

• 查赵登禹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其家属当受社会上之尊崇。除依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恤暂行条例》发给恤金外，并发给此证以资纪念。

“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由毛泽东主席亲自署名，日期为“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