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了66年的条约，1991年无意间发现，为我国捡了一个“大漏”

16世纪的欧洲，探险家的船队迎着北海的寒风，追寻通往东方的海上航路。1596年6月，荷兰探险家威廉·巴伦支率领一艘双桅帆船，穿越北冰洋的迷雾，抵达一片未知的土地。6月17日，船员们发现了一座被冰雪覆盖的岛屿，山峰尖锐，刺破云层。

巴伦支将这片岛命名为“斯匹次卑尔根”，意为“尖峰之地”，后统称为斯瓦尔巴群岛。他在航海日志中详细记录了岛屿的地理特征，但未提及任何主权归属。这个疏漏为后来的国际争端埋下了伏笔。

巴伦支继续北航，试图在更远的海域寻找新航路，却在严寒中受困新地岛，船员因饥寒和疾病大批丧生，巴伦支本人也在探险中殞地。他的日志被后人整理，成为斯瓦尔巴群岛最早的书面记录。

17世纪初，斯瓦尔巴群岛因丰富的鲸鱼资源成为欧洲列强的焦点。荷兰捕鲸船率先抵达，船员们在岛上搭建木制捕鲸站，处理鲸油和鲸骨。英国紧随其后，派船队在岛上建立据点，试图分一杯羹。

两国船员在海岸边争夺捕捞权，冲突时有发生。挪威作为地理上的邻国，派官员前往调查，试图宣示主权，但因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未能获得英荷两国的认可。挪威官员只能无奈返航，留下群岛继续成为无主之地。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工业革命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鲸油的需求逐渐被煤炭取代。斯瓦尔巴群岛的地下矿藏——煤炭、磷灰石、石棉——开始显露价值。各国船队频繁光顾，矿工们在岛上挖掘冻土，将煤炭装船运往欧洲工厂。

法国、丹麦、俄国等国也加入资源争夺，群岛周边海域变得热闹非凡。捕鲸站逐渐转为矿业据点，木屋旁堆满了煤炭和矿石。各国公司在岛上划分地盘，互不相让，导致冲突不断。19世纪末，群岛的资源开发已演变为国际博弈的舞台，各国都在为更大的利益角逐。

20世纪初，斯瓦尔巴群岛的归属问题亟需解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谈判被搁置。战后，1919年巴黎和会重启讨论，挪威、美国、英国等国代表齐聚一堂，商讨群岛的归属与使用权。1920年2月9日，《斯瓦尔巴条约》在巴黎正式签订，18个国家成为首批缔约国。

条约明确规定，挪威拥有斯瓦尔巴群岛的主权，但缔约国公民可在挪威法律框架内，自由在群岛从事贸易、采矿和科研活动。条约还禁止在群岛部署军事力量，规定其不得用于战争目的。这份条约平衡了各国的利益，结束了长期的资源争夺乱象。

1925年，法国为扩大自身在群岛的影响力，提议邀请更多国家加入条约，包括中国、德国、西班牙等。时值北洋政府时期，中国内忧外患，外交话语权薄弱。法国使节抵达北京，向北洋政府递交条约文本。北洋官员在短暂商议后，于1925年签署了条约，正式成为缔约国之一。

然而，由于国内军阀混战，国力衰微，这份条约未被重视，签署后未在国内公开，也未存档妥善保存。条约文本被锁入档案柜，悄无声息地沉入历史尘埃。斯瓦尔巴群岛的遥远冰原，对当时的中国而言，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存在。

1991年的意外发现

1980年代，中国在极地科考领域迈出重要步伐。1985年，南极长城站建成，1989年，中山站落成，标志着中国在南极科考的突破。然而，北极科考却迟迟难以推进。

北极周边被环北极国家环绕，领土划分清晰，任何科考活动需获得相关国家许可。中国的科考队若想在北极建站，必须与挪威等国谈判，协商建站地点和成果分配。谈判过程复杂，进展缓慢，科考计划一度陷入瓶颈。

1991年8月，中国科学家高登义抵达挪威卑尔根，参加一项国际北极科考项目。项目结束后，一位挪威教授赠送他一本《北极指南》。在回程的火车上，高登义翻开这本厚重的书，浏览到第三章时，目光停留在《斯瓦尔巴条约》的原文上。

条约列明的缔约国名单中，中国的名字赫然在列。他反复阅读条款，确认中国作为缔约国，享有在斯瓦尔巴群岛自由开展科考、贸易和居住的权利。这份尘封66年的条约，竟为中国北极科考提供了合法依据。

为确保准确性，高登义前往卑尔根大学图书馆，查阅条约的原始档案。他从书架上抽出泛黄的文件，逐页翻阅，找到1925年中国签字的副本，字迹清晰无误。次日，他与挪威同行确认条约的法律效力，得到肯定答复。

高登义整理笔记，将发现写入报告，迅速传回国内。中国科学院收到报告后，立即组织专家组核查。专家们翻阅国际法资料，查阅条约原文，确认其在国际法中的有效性。这份意外发现的条约，为中国北极科考打开了突破口。

1992年，中国代表团带着条约副本和建站计划，前往挪威奥斯陆展开谈判。会议室内，代表们摊开地图，圈出斯瓦尔巴群岛的位置。中国代表逐条引用条约条款，强调中国作为缔约国的合法权利。

挪威官员仔细审阅文件，查阅档案后承认条约的效力。双方就建站地点展开讨论，中国提出在新奥尔松建设科考站。挪威代表翻阅法律条款，确认无异议。谈判持续数轮，最终达成协议，挪威同意中国在群岛建站。

1993年，中国科考队首次踏上斯瓦尔巴群岛，开展前期勘察。队员们携带测量仪器，记录地形和气候数据，为建站选址做准备。勘察工作持续数年，期间科考队克服了极寒天气和复杂地形的挑战。

1999年，中国破冰船“雪龙号”首次驶入北冰洋，沿着斯瓦尔巴群岛的海岸航行，为建站运送物资。船员们在甲板上操作设备，记录航道数据，为后续建设积累经验。这一系列行动，标志着中国北极科考从零到一的跨越。

2001年，挪威根据《斯瓦尔巴条约》正式邀请中国在斯瓦尔巴群岛建设科考站。2004年7月28日，中国北极黄河站在新奥尔松落成。站址选在群岛的西北部，建筑以红墙黄瓦为特色，融入中国元素。

建站期间，科考队员们在零下30度的环境中搬运设备，架设气象站和实验室。仪器安装完成后，屏幕上开始显示气温、气压等数据，为北极研究提供基础信息。黄河站的落成，标志着中国正式在北极建立固定科考据点。

黄河站投入运营后，迅速成为中国北极科考的核心基地。科研人员在站内分析冰芯样本，研究北极气候变化的趋势。站外，队员们在雪地上架设监测设备，记录北极熊和驯鹿的活动轨迹。

2005年，黄河站完成首次冰川融化数据的采集，数据通过卫星传输回国内，为全球气候研究提供支持。科考队还拍摄了北极野生动物的影像，记录了北极熊在浮冰上的活动。这些资料为生态保护和科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素材。

中国科考队与挪威、德国、法国等国团队展开合作，共享数据，共同研究北极海冰、气候和生态系统的变化。2008年，中国发布首份北极科考报告，详细记录了黄河站的观测成果。报告中的海冰覆盖率和气温变化数据，被国际学术期刊广泛引用。

黄河站的运营，不仅提升了中国在北极科考的地位，也为全球气候研究贡献了力量。2010年，中国科考队在群岛发现新的矿藏分布，为资源勘探提供了参考。

斯瓦尔巴条约的发现，为中国北极科考提供了法律保障。1925年，北洋政府因国力不足，无力利用条约权益。66年后，中国凭借科技与经济的进步，将这份条约转化为实际行动。黄河站的成功运营，展现了中国从极地科考的追赶者到重要参与者的转变。站内的科研设备持续运转，数据源源不断地传回国内，为气候变化、资源开发和生态保护提供支持。

这份被遗忘66年的条约，不仅是一纸文件，更是中国国力崛起的见证。北洋政府时期，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话语权有限，条约形同废纸。1991年的发展，恰逢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使这份条约焕发新生。

黄河站的建成与运营，证明了只有国家强大，才能将历史机遇转化为现实成果。斯瓦尔巴群岛的冰雪之地，承载了中国科考事业的突破，也见证了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