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敬亭遗孀史玉清忆妇女排：遭敌重兵搜山15天，40人竟生还30多人

我叫史玉清，时任商南县委委员，1934年11月，商南县委以在金岗台女干部、红军家属、老弱病残以及革命干部的小孩共40余人，组成妇女排，排长袁翠明，我分工抓金岗台新组建的妇女排的工作。

史玉清

1934年11月，我们上了金岗台。不久敌人就跟上山来，把守了各山路口，随后就不断地上山“清剿”

1935年春，我们在西河旁边的深山隐蔽。一天上午八九点钟，突然发现敌人搜山，敌人满山遍野，到处都是。当时我们刚上山不久，地形不熟，隐蔽的地方地形很不好，但这时已来不及转移。但由于同志们沉着应战，严守纪律，敌人什么也没有捞着，夹着尾巴滚下山去了。

一天下午，我和老肖、夏丛贵到敌区西河去买粮食，便衣队员曾少甫的儿子(外号叫“小团长”)也跟我们一起下山。因为天还比较早不敢马上就去河西，就在河沟里休息，同时商量如何完成这次任务。“小团长”一看到清清的河水，就欢天喜地地在河里玩起来，无忧无虑地在河边捉螃蟹。

这时突然在小河的对面出现了一大群敌人，前队离我们只有几十丈远，敌人又来搜山了。我们顿时紧张起来。这时我灵机一动，大喊一声:“团长!”敌人一听到喊团长，误以为山上有埋伏，吓得就像掉了魂似的，嘴里嚷着:“红军,有红军。”就一窝蜂地向后退了好远。

我们利用这点时间把“小团长”从河里拖了上来。老当同志提起左轮枪沿东河跑去，目的是想把敌人引走，但目的并没有达到。狡猾的敌人只派了少数人追踪老肖，多数敌人听山上没有动静，就一拥而上，将我们妇女排包围起来。情况已经很清楚，这是敌人的一次大规模的搜山。

天黑了，敌人闹不清山上是否还有红军的便衣队，不敢夜间搜山，只是紧紧地守在沟外面，听到哪里有动静，就立即向哪里放枪。夜越来越深了，我们心急如焚，天亮以前不突围出去敌人就会将我们完全包围。

金刚台红军洞群

当时我们的便衣队都在敌后活动，妇女排手无寸铁，难以对付全副武装的敌人，万一这些同志受损失，如何交代呢?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突围出去！

于是我和袁翠明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如何突围问题。这时一阵夜风吹得满山的树叶哗哗直响，敌人就乒乒乓乓地放起枪来，漫山遍野就像放鞭炮似的。这时候有几个同志灵机一动：

“有了，你们看敌人打了这么多的枪，为什么打不着我们一个呢?因为山上树林密，子弹都被树挡住了。如果顺着地皮向外突围，敌人就难以阻挡。”

大家觉得这个办法可行。我们把妇女排分成若干小组，指定了各小组组长，进行分散突围，这样目标小，便于行动。又规定了集合地点，如敌情有变化就到另一个集合点去集合。集合地点只有组长知道，要求大家一切行动听指挥，在隐蔽时不准自由行动，如果被敌人抓去，不得出卖组织和同志，组长要认真负责带领大家完成突围任务。

零时左右，我们开始突围，敌人的子弹打得树叶纷纷直落，同志们冒着生命的危险，不断向外爬行，终于在拂晓前突出了这路敌人的包围。

但是我们刚翻过一道山沟，又被另一路敌人发现，将我们包围起来。敌人排着队进行搜山，一个个端着枪，像恶狼一样向我们扑来。当时我们妇女排一无枪二无炮，只好和敌人在大山里周旋。

当敌人发现我们没有武器，一个敌人军官哈哈大笑，得意洋洋地叫道：

“弟兄们，不要打枪，捉活的，谁抓住这些女红军，就给谁做老婆，要大洋赏大洋，要升官就升官。”

当兵的一听这个命令，真的就不打枪了，漫山遍野的敌人像疯狗似地向我们扑来。因为我们都是劳动妇女，平时穿起山林来，敌人是赶不上的。但我们现在连口凉水都喝不上，又渴又饿，累得精疲力尽。

当天下午，林维先的爱人何道清因为脚小，加上小孩的拖累，被敌人抓去了。县委委员陆化红的五个月的男孩也落入敌人之手。太阳落山时，我们集合转移到另一座山上隐蔽，暂时避开了敌人。

林维先中将

在敌人搜山的第五天，我和陈宜清等四个同志被敌人冲散，与妇女排失去了联系。途中我又打摆子，烧得满嘴都是泡。

到了搜山的第11天，我连病带饿，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我怕她们三个同志为照顾我而连累，叫她们离开我，另找地方隐蔽，她们说什么也不肯离开我。“死，死在一块;活，活在一起。”在同志的阶级友爱精神鼓舞下，我忍着疾病的痛苦，和她们一起隐蔽。

这天我们走到半山腰，都走不动了，就在几丈高的悬岩上的石缝里隐蔽。太阳当空时，发现对面山路上有敌人飞快地向我们包抄过来，我们又被包围了。同志们正在商量从哪里突围，话音未落，在我们头上又发现了敌人，我们不顾一切地从几丈高的光石板上溜下去，敌人顺着声音就追下来了。我连忙喊道:“分头快跑，跑出一个是一个!”我攀着树枝跳到一个敌人想不到的乱石丛中。

刚躲一会儿，就听到敌人喝问声:“你们不是四个人吗?那一个到哪里去了?”“我们就是三个人。”这是陈宜清等三个同志的声音。原来她们从石板上溜下去后，就往沟下突围，被一个一眼望不到底的深水潭挡住了去路，还没转过身来，敌人已冲到眼前了，就这样，陈宜清等同志落入敌人之手。

金刚台英雄八姐妹1957年在南京合影

没隔一会儿，山沟里又传来粗野的叫骂声:“你们几个人?”“就是我一个人!”这是一个老头的声音。“胡说，还有一个大姑娘、大辫子到哪儿去了?”“没有，就是我一个人。要杀就杀，就是我一个人!”顿时听到一声高喊：“共产党万岁!”紧接着“砰!砰!”两枪，这个老人就壮烈地牺牲了。

夜很寂静。偶尔，从山林深处传来野兽的叫声，使我有些害怕，我怀着沉重不安的心情，走出了乱石丛，翻过一个又一个岩石。我一面走一面想着妇女排的同志们，当我走到我们突围的那条山沟时，突然发现前面有具尸体，头被敌人割去，肚子被剖开，看不清这具尸体是谁，我用手摸出一双粗糙的大脚，我断定是一个男同志，是我们自己的同志牺牲了。这时我只有仇和恨，而没有眼泪，我怀着对敌人的满腔怒火，捧了几捧沙，洒在死者的身上，聊尽我的心意。

在离这具尸体几丈远的深沟里又发现了一条黑影子，我想莫非又是一具尸体?我一边这样想，一边向前走去，到跟前仔细一看，原来是床破被单。从这床破被单上知道前面被敌人杀害的那个同志就是红军家属老李同志，这时我的泪水忍不住滚了下来。老李同志60多岁了，老伴死得早，儿子当红军长征去了。我拾起破被子，悲痛地向沟上老李默默望了一会，自言自语地说:老李同志，你为革命英勇牺牲了，我们一定要为你报仇!

告别了老李同志，来到另一个山岔路口，经过观察没有发现敌人。好几天来除了喝一点凉水外，没有吃过一点东西，四肢无力，手拉着草、小树爬上了另一座山。趁天还未亮，就在草稞里睡了一会儿。但是想到被杀、被抓、失散的战友就怎么也睡不着。

金刚台妇女排雕像

那该死的山老鼠就从我身上跑来跑去，林中的岛儿已鸣叫，这时天快亮了，我又转移到树林茂密的大山沟里隐蔽。山上乌鸦很多，一群几百只，它们在山上靠吃死去的野兽或死人过日子，我躲进树林不到一小时，就被一群鸟鸦发现了几百只乌鸦低飞狂叫，它们以为我是死人。

当它们低飞离我几尺高时，我就起来动一动，我怕敌人从这些该死的乌鸦叫声中找到目标，赶紧转移到另一个山林里隐蔽，但它们的嗅觉特别灵敏，我转移到哪里，它们就跟到哪里。就这样，和乌鸦周旋了一天。

太阳快落山时，我告别了乌鸦，向山上走去。上山途中，发现一棵洋桃，由于十几天没有吃东西，又渴又饿，水灵灵的洋桃真是一顿美餐。我把洋桃摘下来，用破被单包起来，准备带给妇女排的同志们吃。

在山头上观察了一会儿，未发现敌人，这时天已快黑了，我背着洋桃包向沟下寻找妇女排。到了沟底我觉得全身发冷，头疼得很厉害，可能又是疟疾发了，再加上十几天没有吃东西，过分疲劳，实在支持不住，我就在深沟里的石板上休息。

这时突然听到沟下有人在说话，而且声音很熟，好像是老肖、老曾的声音。一阵喜悦涌上心头，我不由得脱口而出，喊了一声:“老肖!老曾!”他们俩听到我的喊声，向我跑来。当他们看见我时，有说不出的高兴。他俩扶我走出隐蔽的草丛。我问同志们还有多少人在，他们说大多数人都还在。我很高兴，我们又胜利了，敌人要把我们一举消灭的计划又破产了。这时我不由得想到老李和陈宜清等同志，控制不住内心难过，泪水夺眶而出。

前排左起：范 明 陈发新,后排左起：方立明 袁 明

这时我们还有 30多人，大家和我一样，衣服被刮破了，身上是皮破肉烂，头发拉掉了。同志们告诉我：

“你和陈宜清等同志失散后，袁翠明同志和红军家属老李同志去找你们，他们找到了你们隐蔽的山沟时，被敌人发现了，老李同志被杀，陈宣清等三位同志被抓，袁翠明同志因为躲在石缝里敌人没有找到，敌人所说的大姑娘、大辫子就是指衷翠明同志。”

敌人这次搜山持续半月之久，最后实在捞不到更多的油水，只好垂头丧气地滚下山去。但是被敌人抓去的同志却受尽了敌人的折磨和推残，他们坚贞不屈，没有一个人泄露党的机密。

从这以后，敌人对金岗台的“搜剿”更加频繁了。并扬言“三个月消灭金岗台上的'士匪’”并由三个月“清剿”一次改为两个月一次，一个月一次，到后来就不定时了,随时上山“搜剿”。

到了1937年,敌人将碉堡修到金岗台上,日夜“搜剿”。但是，敌人并没有能够将我们消灭，妇女排仍然活跃在金岗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