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母亲：杏花雪

《杏花雪》

母亲生得美。这美不是脂粉堆砌出来的，而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即便后来在田间地头操劳半生，那美也不曾消减分毫，反而像老银器般，愈磨愈亮。她高颧骨，丹凤眼，年轻时走在街上，常引得路人回首。若不是为了侍奉双亲，她本可以在城里过得很好——县人大代表、矿务局工会干事的履历，足够让她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

但她回来了。带着她的钢笔、她的书本、她的好字好文章，回到了这个贫瘠的村庄。我记得她伏在煤油灯下记账的样子，手指纤细，却布满老茧。村会计的账本总是干干净净，数字工整得像列队的士兵。有时算盘珠子打得噼啪响，她便抬头冲我笑笑，眼角的细纹里藏着说不尽的温柔。

家里九张嘴要吃饭。母亲天不亮就起床，熬粥、烙饼、喂猪、饲鸡，然后扛着锄头下地。晌午回来，别人歇晌，她却要洗衣。木盆里的水要换三次，直到清澈见底。她说：“衣服要洗得能照见人影才行。”傍晚收工，又要缝补衣裳。我常在煤油灯渐弱的火光中睡去，醒来时她还坐在那里，针线在指间穿梭，影子投在土墙上，像一幅永不褪色的剪影。

父亲是个老实巴交、谨小慎微的人。有文化，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母亲舍弃了青梅竹马的初恋，选择了父亲，只因他肯做上门女婿。他们的婚姻平平淡淡，父亲是个闷葫芦，情商不在线。但母亲从不抱怨，她总说“命当如此”，语气平淡得像在谈论天气。只有一次，我见她对着镜子发呆，手里捏着年轻时在矿务局拍的照片。那时她梳着两个乌黑的长辫子，细皮嫩肉，眼睛亮得像星星。

我离家去京城那年，母亲连夜给我赶制了一件棉袄。针脚密得能防雨，棉花絮得厚实均匀。她说：“城里冷，别冻着。”后来每次回家，她总要张罗着做粘豆包、炖柴鸡。厨房里蒸汽氤氲，她穿梭其间，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蜜蜂。那些味道，如今想起，舌尖仍会泛起记忆的涟漪。

老杏树是母亲的知己。开花时，她坐在树下拣菜；结果时，她挎着篮子分给邻里。杏子黄里透红，像她年轻时羞红的脸颊。有年大旱，杏树险些枯死，母亲每天从井里打水浇灌。井台高，她力气小，要踮着脚才能把水桶拎上来。我说：“别费这个劲了。”她却说：“树活一辈子不容易。”

临终前夜，她忽然精神起来，絮絮叨叨说了许多话。说大哥性子急，说二弟房子该翻新了，说村口要通高铁了，说院子里的杏树该剪枝了。最后她说：“给我剪剪指甲吧。”我握着她的脚，那上面布满裂口和老茧，像干涸的河床。剪完她笑了：“又能顶半年。”

第二日黄昏，她静静走了。面容安详，仿佛只是睡着。我握着她的手，那手渐渐凉下去，像一块温润的玉在失去温度。窗外，杏树的花苞刚刚鼓起，她却没能等到花开。

如今我回到老屋，灶台积了灰，晾衣绳空荡荡地悬着。杏花又开了，风一吹，簌簌地落，像一场温柔的雪。我坐在母亲常坐的位置，看花瓣飘进井里，井水便有了香气。

母亲的一生，像极了这株老杏树——在贫瘠的土地上扎根，把苦涩埋进年轮，只将芬芳赠与春风。她常说：“世界没你想的那么大。”现在我才懂，她的世界确实不大，不过是老屋、田地、儿女，还有这棵年年开花的杏树。但就在这方寸之间，她活出了最辽阔的人生。

花瓣落在我肩头，我没去拂。恍惚中，似乎听见母亲在说：花开花落，都是好时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