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写作 她才能直面儿子自杀的事实

【留美学子】第356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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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学子】导语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著名作家李翔云女士的两个儿子相继自杀，对无数家庭而言是一场令人心碎的悲剧。【留美学子】曾发文探讨这段悲剧及她的心路历程。近日，《纽约时报》再次对此进行了报道，特此转载其内容，供读者参考。
悲剧事件参考链接

只有通过写作她才能直面两个儿子自杀的事实

来源: 纽约时报

‘I Don’t Ever Want to Be Free From the Pain of Missing My Children’

只有通过写作，这位著名小说家才能直面两个儿子自杀的事实。但她的新书并非普通的悲伤回忆录。

“人们总说，你会挺过去的，”这位在普林斯顿大学校园任教的作家说，“不，我不会。” 摄影：Hannah Yoon（《纽约时报》）

作者：亚历山德拉·阿尔特（Alexandra Alter）

去年2月一个周五的傍晚，四名警察来到李翊云位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家时，她没等对方示意就坐下了。侦探刚开口说“有些事不知如何启齿”，她就瘫坐在客厅的椅子上，招手让丈夫过来。

李翊云已经预感到他们带来的是毁灭性消息，尽管她无法相信。侦探确认了最坏的事实：她的儿子詹姆斯，普林斯顿大学大一新生，在校园附近被火车撞死了。

警方称正在调查死亡原因，避免使用“自杀”一词。但李翊云和丈夫知道这不是意外——詹姆斯选择了和哥哥一样的方式结束生命。

六年多前，詹姆斯的哥哥文森特在16岁时自杀身亡，同样是在附近被火车撞死。2017年的那个夜晚，李翊云回家时发现两名侦探等候已久。当时警方让她先坐下再告知文森特的死讯，这也是为何当他们再来传达詹姆斯的噩耗时，她本能地坐下了。

警察离开后，李翊云和丈夫大鹏坐在客厅里，目瞪口呆。她感觉时间在身边崩塌，仿佛被困在永恒的当下。

侦探的话“有些事不知如何启齿”让这位著名小说家既觉得陈词滥调，又无可否认地真实。没有任何语言能形容她失去两个儿子的崩溃。“破碎”“绞痛”“灼痛”这些近似的词汇显得毫无意义。但李翊云知道，文字是唯一能将她的思绪锚定在现实中的方式。

这张照片显示一名男子在雾蒙蒙的山坡公路上抱着两个小男孩。

2007年，李翊云拍摄的家庭照片中，丈夫抱着儿子文森特（左）和詹姆斯。 摄影：李翊云

詹姆斯去世三个月后，李翊云开始写作《万物自然生长》（Things in Nature Merely Grow）。

这部回忆录讲述了詹姆斯、文森特以及他们的生死纠葛。在直白而毫不留情的反思中，李翊云不仅直面丧子之痛，还探讨了语言的局限性——她试图传达难以名状的痛苦。

她最接近描述这种损失的说法是：自己生活在一个深渊里，一个不透光的阴暗之地。

“所有浮现在我脑海中的文字：大多苍白无力；有些被保留下来，只是因为需要为詹姆斯留个位置，”她写道，“文字或许不足，但它们投下的长影，有时能触及无法言说之物。”

在某种程度上，李翊云的回忆录是对悲伤传统叙事的彻底反叛。开篇她就警告那些期待看到“治愈”或“慰藉”故事的读者止步：这不是一个关于战胜失去或继续前行的故事。

“我从未想过从思念孩子的痛苦中解脱，”今年4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在她大学附近的家中见到她时，她对我说，“这种痛苦会永远存在于我的生命中，我不想做任何事来减轻它，因为减轻痛苦意味着它是坏事，是一种疾病或折磨。”

李翊云与丈夫（一名软件工程师）和他们的狗昆图斯住在一起。这只患有白内障的白色可卡布犬已经13岁，仍蹦蹦跳跳地冲进客厅。昆图斯在两个男孩分别7岁和10岁时加入家庭，名字由文森特所取，拉丁语意为“第五”，因为他是家庭第五位成员。

她为我泡了一杯绿茶，带我来到花园旁阳光充足的起居室——她在这里花无数时间照料植物和花卉。

她刚种下一些日本银莲花，要到秋天才会开花；院子里满是鲜艳的水仙花、风信子和郁金香。

李翊云略带自豪地说，她种了1600颗球茎，欣慰地看到约一半已经发芽。

她还为玫瑰丛中低矮的鹪鹩巢里的雏鸟命运担忧：“你就是会为那些小鸟操心。”

李翊云1972年生于北京，长着一张年轻的圆脸，说话轻声而审慎。尽管初看显得严肃而理性，她却时常露出微笑和笑声。她自嘲是个糟糕的游泳者和普通的钢琴手，还温和地调侃那些她称为“找光明面的人”——那些善意的熟人和陌生人，试图让她相信悲伤之外还有生活。

“人们总说，你会挺过去的，” 她说，“不，我不会。”

李翊云告诉我，她常感觉到自己的处境让人们（尤其是其他父母）感到不安。

她也清楚，自己从容平静的举止，以及通过坚持日常安排来应对悲伤的方式——在孩子死后直接回去教书和写作——与大多数人对“丧子后毁灭性后果”的想象不符。

“人们期待一个悲伤的母亲有特定的行为方式，而我从不认为自己需要按别人的叙事来生活，”她说，“人们期望你敞开心扉，展示脆弱，展示‘进步’，这些我都不做。”

李翊云所著《万物自然生长》封面

与李翊云交谈最令人惊讶的是，她似乎能同时存在于两种看似矛盾的现实中：一边是她称为“深渊”的荒凉状态，另一边是她在工作、友谊、婚姻以及琐碎时刻和回忆中找到的满足、乐趣甚至快乐。

“与痛苦共存是可能的，你每天做着日常的事，打理花园，听音乐，但心里想着……”她的声音渐弱，让未说出口的痛苦留在沉默中。

在李翊云安静宽敞的家中，文森特和詹姆斯的存在感触手可及。客厅旁光线充足的办公室墙上，挂满了文森特明亮而充满奇思妙想的画作。壁炉上方是他小时候的一幅大画：一个孩子站在田野里，背景是三座棕色谷仓、一片翠绿的池塘和金色的天空。这幅画是他死后李翊云发现的，猜想他因为签名时拼错了名字而藏在衣柜里。

家中各处摆放着家庭照片、学校肖像和小摆件，反映着两个男孩的个性与爱好。她保存着詹姆斯的怀表收藏、他折叠的折纸动物，以及去爱尔兰度假时得到的毛绒小羊“橘子酱”。文森特的47只企鹅玩偶收藏也被完好保留。

李翊云和丈夫保留了儿子们的所有物品，包括警方归还的遗物——文森特边角破损的手机，詹姆斯的背包里还装着一支断成两半的铅笔。甚至日常物品都成了珍宝：詹姆斯的保持器放在书桌上的盒子里，文森特的则在架子上。

“对于他们的东西，我什么都做不了，”谈及儿子的遗物时，李翊云说，“哪怕移动一件物品都很痛苦。我们都有人性的局限。”

詹姆斯出生于2005年时，李翊云的文学生涯正蒸蒸日上。她放弃了免疫学博士学位，投身写作，进入爱荷华作家工作坊后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

2005年，她的首部短篇小说集《千年敬祈》出版，随后推出《比孤独更温柔》《流浪》等备受赞誉的小说，探讨压迫与偏执，斩获一系列奖项，包括怀丁奖、古根海姆和麦克阿瑟奖学金。

尽管作品屡获殊荣，拥有两个聪明好奇的孩子和充实的家庭生活，李翊云仍在与抑郁症抗争。2012年一次精神崩溃中，她感觉自己“滑向虚幻”，两次试图自杀。这段困惑的经历她在回忆录《亲爱的朋友，我从生活中写信给你》中有所描述。

她曾想知道自己的濒死经历是否影响了文森特，而文森特的死又如何影响了詹姆斯，但她拒绝沉溺于这些问题——唯一能回答的人已经不在了。

一个令人痛心的巧合是，2017年9月文森特自杀时，李翊云正在创作小说《我必须走吗》，讲述一个因女儿自杀而失去孩子的女人的故事。

李翊云所著《理由结束的地方》封面

文森特死后，李翊云立即开始写下与儿子的想象对话，告诉他自己烤了芝士蛋糕，笨拙地尝试用他留下的黄色毛线织围巾。这些对话后来成为小说《理由结束的地方》，一场母亲与聪明、有趣、古怪的儿子在模糊“来世”中的简洁而私密的对话。

李翊云说，文森特的声音来得如此自然，仿佛他真的在与自己交谈。“我想让他在身边多待一会儿。”她说。

但詹姆斯死后，李翊云起初发现自己无法想象他的存在。与富有艺术气质、善于表达的文森特不同，詹姆斯性格内向，理性胜过情感。

她说，任何试图用文字捕捉詹姆斯的尝试都注定“部分失败”，但她宁愿失败也不愿不尝试。

“詹姆斯死后，我有很多想法，但如果不通过写作梳理，这些想法就毫无意义。”李翊云说。

她花了几个月才找到合适的语言来写他，但一旦开始，文字便倾泻而出。

“开始写作时，我以为一切会‘好起来’，”她很快自嘲地轻笑一声，喉咙哽咽，“我总说‘好起来’，好像一切真的会好起来，但没有什么会好起来。”

文森特的死虽令人震惊，却并非完全意外。即使小时候，他也容易陷入抑郁和绝望。

四年级老师曾给李翊云发过一封忧心忡忡的邮件，提及他写的诗——那些关于生死的痛苦诗句。

治疗他的心理医生警告李翊云，他可能会付诸自杀念头，并让她做好准备。

詹姆斯没有类似的预警信号。他也在接受治疗，显得坚忍而有韧性，没有表现出哥哥的情绪极端或严重的完美主义倾向。

詹姆斯热爱哲学、语言学和科学。小时候，他常在晚餐时随意解释神秘的量子粒子或深海无脊椎动物的行为，让家人惊叹。他擅长语言——学习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日语，自学威尔士语、德语、罗马尼亚语和俄语——但常常沉默寡言。幼儿园时，詹姆斯有一天回家戴着自己写的牌子：“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想说！”

有时李翊云会想，是否因为詹姆斯太过内敛，她才没注意到他的情绪恶化。

去世前几周，詹姆斯告诉母亲自己在读法国哲学家阿尔贝·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这本书以“生命是否值得过”的问题开篇。李翊云记得，当时她对詹姆斯说，大多数人忍受生活中的单调或痛苦，是为了那些纯粹快乐的时刻。詹姆斯去世前的周末，李翊云和丈夫送他回宿舍时，问他在读什么，他说在重读《西西弗斯神话》。

回首往事，李翊云想知道自己当时是否察觉到了什么。但她说，她不再让自己纠结于“是否能阻止他的死亡”——这是文森特死后她曾陷入的陷阱。

“当人们死于自杀，留下的家人通常会问‘如果……怎么办？为什么？’”李翊云说，“这次我想，我们不想从这些问题开始，而是从别处开始——接受这是事实。这是他的决定，他去世了，他有理由做出这个决定。”

一个念头反复浮现：李翊云确信詹姆斯相信父母有能力承受他的死亡。这种不可动摇的信念，正是让她坚持活下去的力量之一。

“他知道我们会挺过去，因为我们挺过一次，”她说，“我想，我们必须尊重他的理解，尊重他的选择。”

李翊云说，第二次经历毁灭性的失去后，她知道需要用日常惯例来锚定自己。

李翊云站在普林斯顿大学楼梯底部的照片 摄影：Hannah Yoon（《纽约时报》）

儿子死后，坚持日程安排帮助了李翊云。

她最近完成了一部新小说的初稿。

她知道自己需要睡觉、保持水分、每天锻炼，坚持日程：继续游泳、每周钢琴课、在普林斯顿的课程。她投身写作——每天早上写两三个小时，最近完成了一部新小说的初稿，这是一部关于19世纪初欧洲一群音乐家的历史小说。

李翊云和丈夫继续旅行——这是他们曾与孩子们热爱的事，并继续用自制蛋糕庆祝儿子的生日。“只有一个人知道我的感受——就是他，”谈及大鹏时，李翊云说。大鹏喜欢低调，不接受采访。

她从挚友那里获得支持，包括作家伊丽莎白·麦克拉肯和莫娜·辛普森（她们连续数月为李翊云夫妇组织送餐），以及编辑布里吉德·休斯（詹姆斯死后那个周末，她赶来陪伴李翊云，并帮忙通知朋友和同事）。后来一位朋友告诉休斯，她起初无法理解那条消息，以为是误发了关于文森特死亡的旧邮件草稿。

那个周末，李翊云问了休斯一个痛苦的问题：“我是不是世界上最坏的母亲？”休斯立刻回答，她们都知道这个问题很荒谬。李翊云从不怀疑自己对儿子们的爱——她一直鼓励他们做真实的自己。她试图将这种接纳延伸到他们的生命和死亡。

“作为他们的母亲，我一直尊重他们，并努力理解他们，”她说。

写作《万物自然生长》时，李翊云曾怀疑是否该完成它。

有一次，她让麦克拉肯读了初稿，问她是否值得出版。麦克拉肯肯定了她。

“我惊讶于这是一部如此清醒的作品，探讨那些似乎无法思考的事情，”麦克拉肯说，“失去两个如此出色的孩子，这是无期徒刑。”

坐在阳光房里，李翊云告诉我，她希望早年能懂得一件事，这样就能分享给孩子们：人有可能“更好地承受痛苦”，同时悲伤与快乐并存。这是她近几个月才领悟的。当她打理花园、读书、写作、听音乐，或与丈夫在树林里散步时，她感到快乐。

“我们很悲伤，非常悲伤，但我们并不‘不快乐’，”她说，“只要我们活着，就会带着对孩子的爱，即使他们已不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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