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乔见 | 中国重“义”传统及其谱系

历史地看，“义”的起源十分悠久，甚至远早于“仁”。甲骨文和金文中已有大量的“义”“宜”两字，而“仁”字则十分罕见，几近于无。据考证，“义”为“仪”之本字，“宜”为“义”之本字。作为道德词汇的“义”字，实际上融合了“宜”“仪”两字的含义：“宜”与“俎”“肴”同源同义，盖指杀牲祭祀，后引申为裁断、裁制，又引申为合宜、合理、应当、正当、正义等；“仪”的本义是己之威仪、威严，后引申为合宜、美善等。早在《诗》《书》等早期传世文献中，“义”已经获得了良善、合理、正当、正义等稳定的道德义涵。

从道德观念的衍化看，在先秦两汉时期，“义”的地位一点也不亚于“仁”。殷商相信“惟天监下民，典厥义”，表达了天帝会主持人间正义的宗教观念。周人则相信“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更为强调王道荡荡、王道正直，“无偏无陂，遵王之义”。《左传》开篇所载“郑伯克段于鄢”而断之曰“多行不义必自毙”，揭橥了春秋时代“义”的价值。春秋时代，诸侯国交往崇尚信义，国内卿大夫执政则以举贤、让贤为义。

晚周诸子蜂起，孔子贵仁尚义，以仁义为礼重新奠基；墨子“贵义”重利，兼爱天下；孟子“仁义”并举，居仁由义；荀子崇“礼义”，重法度。老庄虽贬斥仁义、礼义，但黄老学派中的《管子》却又重倡“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商鞅、韩非废弃儒家仁义、礼义，崇尚功利及严刑峻法，秦国用之以吞并六国，但秦帝国也因之短命而亡，正应了《管子》之论。

汉初思想家陆贾、贾谊以亡秦为殷鉴，建议统治者施行仁义，“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两汉儒生相信人伦、社会与国家“大义”（基本原理与道德规范）就存在于孔子删定的经书中，“夫五经亦汉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义，皆出其中”。汉儒又以仁、义、礼、智、信为吾人固有之性，谓之“五常”，“五常者何？谓仁、义、礼、智、信也”。经学及其“大义”既立，于是东汉以降的思想家很少再对“大义”做出原创的思考。两千多年来，中国政治上虽屡经改朝换代，思想文化上又遭佛、老之挑战，但人伦、社会与国家的基本道德规范则赖经学而不坠。

中古时代，虽然思想家们对“义”的意义和根据不再有多少原创性的探究和贡献，但民间社会中“义”观念的内涵却颇为丰富。南宋洪迈《容斋随笔·人物以义为名》对此有所总结：“人物以义为名者，其别最多。仗正道曰义，义师、义战是也。众所尊戴者曰义，义帝是也。与众共之曰义，义仓、义社、义田、义学、义役、义井之类是也。至行过人曰义，义士、义侠、义姑、义夫、义妇之类是也。自外入而非正者曰义，义父、义儿、义兄弟、义服之类是也。衣裳器物亦然。在首曰义髻，在衣曰义襕、义领，合中小合子曰义子之类是也。合众物为之，则有义浆、义墨、义酒。禽畜之贤，则有义犬、义乌、义鹰、义鹘。”

从观念与思想类型看，中国传统的“义”观念主要有以下几条谱系。

第一，义表示某种等级和等差观念。首先，“义”的等级义涵源自西周宗法封建等级制，“贵贵、尊尊，义之大者也”；“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也”，无不表明这一点。“义”的这种等级观念贯穿于中国两千多年的伦理观念与制度中，前述儒家五经所谓“大义”亦主要指此等级化的道德规范。其次，在荀子的政治哲学中，他通过礼义建构的也是一个等级社会，“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不过，荀子并非旨在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毋宁说他以贤能代替血缘宗法作为等级制的基础。最后，宋明理学家大都以“义”为儒家“爱有差等”的道德观念辩护，如朱子说：“仁，只是流出来底便是仁；各自成一个物事底便是义。仁只是那流行处，义是合当做处。仁只是发出来底；及至发出来有截然不可乱处，便是义。且如爱其亲，爱兄弟，爱亲戚，爱乡里，爱宗族，推而大之，以至于天下国家，只是这一个爱流出来；而爱之中便有许多差等。”就连大谈特谈“万物一体”的王阳明亦说：“《大学》所谓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条理，不可逾越，此便谓之义。”质言之，“义”至少有三种等级或等差观念：一是“上下有差”及“下事上”的伦理观念，二是荀子设想的贤能政治的差等社会，三是宋明儒家“爱有差等”的道德观念。

第二，义是某种绝对的和普遍的道德原则。“义”的这一道德义涵主要体现在孔子、墨子、孟子的思想中。在孔子那里，“义”多表示一般的道德原则，其实质含义不甚清楚，但它位于许多德目之上（如信、勇等），构成了践履其他德行的不可违背的道德原则或理想。孔子出处行止虽“无适无莫”，但必定“义之与比”。在墨子和孟子那里，“义”的道德实质内容非常清楚，最基本的就是毋盗窃、毋伤害无辜等。墨子说“万事莫贵于义”，认为窃人桃李、攘人鸡犬、杀无辜人等皆为不义；孟子括之曰：“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不同之处在于，墨子是从天志和功利的角度论证义的客观性、普遍性和绝对性，孟子则从心性的角度（羞恶之心、心之所同然）论证义的普遍性和绝对性。明清之际的儒者无论思考个人出处之义，还是讨论“天下之大义”，都无不回到孔孟儒家的道义原则之中。

第三，禁人为非曰义。从“义”（宜）的本义（即杀戮、裁断、裁制）到《尚书·康诰》“义刑义杀”，从墨家的“大义灭亲”到孟子以羞恶（对待恶的情感态度）论“义”，从《周易·系辞下》“禁民为非曰义”到《荀子·强国》“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等，都属此谱系。“义”在于禁人为非，消除罪恶，这近于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消除不可容忍的非正义”的正义理念。

第四，至行过人曰义。这主要表现在中国两千多年来形形色色的“义士”“高义”的人物德行上，如义勇、节义、忠义、孝义、侠义等，种类颇多。略而言之，有义不士二主、义死君难，保家卫国、壮烈牺牲；有守死善道，不为利诱；有居孝过度，毁身伤生；有累世同居为义门，血亲复仇为义，不一而足。这类义行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往往超出人之常情，大都是在艰难困顿中保持操守，即使以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第五，与众共之曰义。先秦儒家认为，朋友有通财之义。东汉时期社会上出现“义浆”“义井”等个人财物与众共之的现象，其后有“义桥”“义渡”，盖合众集资出力为之，而又与众共享。历史上，道、佛、儒三教先后都出现了互助救济的社会组织，东汉五斗米教创立“义舍”，唐代佛教有“义邑”，北宋名儒范仲淹建有“义庄”，清代乞丐武训“且佣且乞”，积赀设义学、建义塾、恤孤寒，等等。这一类义事义举，反映的是中国古人的慈善观念与慈善事业。

梁启超说：“大抵中国善言仁，而泰西善言义。”今人批评儒家伦理，亦多指摘其缺乏社会正义或公共性。梁启超的论断为时势所激，盖又蔽于宋儒仁学传统；其余则多耳食之流，道听途说。由上可见，中国有着很强的重“义”传统，无论是中国古人所谓的“义”（如“礼义”“理义”“道义”等），还是西方或今人所谓的“正义”（justice），其间皆有所体现。

作者：陈乔见，系中山大学哲学系暨东西哲学与文明互鉴研究中心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