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骆马湖地处鲁南丘陵和苏北平原的过渡地带，跨徐州、宿迁两市，解放前骆马湖是季节性湖泊。
陆圩是骆马湖最繁华的地方，是区公署所在地。陆圩西北300米的地方是官阁场，场内住着老中医侯四先生（本名侯平文，排行老四）。侯四先生从16岁开始跟父亲学习中医，中医的《内经》《金匮要略》《伤寒论》等他熟背如流。他爱书，更爱学习，房屋内除中药外，其余都是书，只要有空，他总在看医书，他开的中药方子守规而灵活，内行一看他的方子，就知道方子的出处，他开出方子到窑湾钱三先生的药柜是通用的。侯四先生药方子中的中药大部分都是自己加工，外面有一种传说：“侯四先生三指能断生死”这也可能是夸张，可是他内外妇儿疑难杂症全能看，特别对妇儿疾病疗效更好。他的针灸技术也很高明，很适合广大的农民，对腰、腿、腹痛等病人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且针灸常常少收费或不收费的。
侯四先生不仅医术高明，同情贫苦百姓，而且暗中支持共产党。解放前骆马湖是共产党游击队和国民党拉锯的地方，东边大二、三场经常有土匪出没，他外出看病，家里人十分担心，特别是国民党乡保长对侯四先生倍加注意！因为他二儿媳妇的哥哥汪玉培是当时䡐头乡共产党指导员，因为亲戚关系，所以汪玉培常常和队友来看侯四先生，国民党乡保长就说他通“共匪”，时常来找他的麻烦，要钱、要粮、要枪、要子弹。有一年麦收季节，家里人忙了半夜为第二天十几个收麦的人准备饭菜，哪知道后半夜突然窜进家里几个带枪的人，说是汪玉培的队伍，还没有吃饭，于是连抢带拿，把第二天准备的饭菜掠光了，以后才知道是国民党顽乡保长干的坏事！可是不敢去找他算账。
一九四六年秋，共产党干部北撤，住在侯四先生家养病的丁乐同（地下共产党员）因患风湿病，双脚不能走，国民党搜查的很严，当时情况十分危急，国民党在所有的路口都设岗哨搜查过往行人！怎么办呢？侯四先生叫二儿子侯永祯准备一头小毛驴，丁乐同骑在毛驴上，脸上涂些中药黄粉，为防止意外又开了几副中药带着，走小路避开岗哨，但陆渡口是必经之路，那里岗哨查得更严，查岗人一看到毛驴上恹恹病人，反复地问“什么病？”答“肝炎，会传染”又查要方子一看是侯四先生开的药，他讲：“侯四先生还救过我一命”。就这样“病人”放了。
战争时期，骆马湖地区的斗争十分激烈，敌我双方多次交手。侯四先生的大儿子侯永祥在宿西县刘圩乡行医（现在睢宁县梁集镇刘圩村），经常从刘圩到陆圩为党组织的地下联络员传递情报。
1946年秋至1947年，大批国民党顽固势力返乡，反动派对共产党地方干部大肆抓捕，疯狂报复。此时宿西县刘圩乡党的地方干部只得向北转移，有一部分地下党暂时落脚在骆马湖陆圩乡。他们得知侯永祥经常到骆马湖老家拖运肥料，便找到侯永祥，希望帮助他们与家人联系，侯永祥明知这是要担很大风险的，但是在大义面前，他义无反顾地答应了，并积极帮助。侯永祥在前面拉着粪车，旁边五弟永昌或六弟永达帮拉偏车。作为地下联络员，侯永祥主要帮北撤的共产党干部带情报和书信回家，有时也帮忙捎生活费。途中要经过国民党重兵把守，严格盘查的运河渡口。一旦搜查到给共产党带的东西，有可能坐牢甚至杀头，这一关考验着人的胆量与智慧。侯永祥胆大心细，每次都会把为他们携带的东西用油纸包装严严实实，藏在运粪车的粪中间。过渡口时，国民党大兵一见是运粪车，赶紧捂住口鼻，匆匆放行。
有一次，国民党把渡口关闭了，侯永祥在渡口等了几天，十分着急。由于运粪车下藏着给河对岸捎的东西，即使大粪气味难闻，他也一直守着，不敢离开。后来，侯永祥通过父亲与渡口张四老板取得联系。趁着夜色，用小船从渡口上游把粪车送到河对岸。
就这样，侯永祥不知有多少次推着粪车，冒着危险在泥地上留下深深的印记，这深深的车辙成了党组织沟通运河南北的交通线。在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中，正是有千千万万象侯永祥这样的人支援，革命战争才取得最后胜利，这也是他一生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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