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七七级往事：45年前的大学生有多拼？

3.16

知识分子

The Intellectual

1977年，在北京，参加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青年正在认真答卷。图源：https://www.gov.cn

撰文|丁玖

责编 | 李珊珊

从2023年起，我在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上发表了数篇回忆文章，总体内容可以用“南大数学七七级”七个字概而括之，即，在这些系列文章中，我用真实的经历，回放了南京大学数学系计算数学专业于恢复高考后招进的第一届本科生在四年中走过的求学之路，以及我们的任课老师对我们的精心教导。

数学，这门让我学了一辈子的学科，有个特点，即它能从简单具体的实例提炼出一般的概念。于是，我也从四十五年前的大学春秋回眸中走出，对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引人注目的七七级试图给出一般性的观察与思考。

1977年的恢复高考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进行前轰轰烈烈的一件大事，它结束了中国十一年“高等教育无高考”的历史，为国家后来的强盛发展指明了培养人才的正确方向，所以这一年或许可被称为“国兴年”。

01

那个全民渴望知识的时代

1977年高考招进的大学生，作为“文革”结束之后正规入学的第一批本科生、专科生，作为新时期祖国高等教育的宠儿，作为几十年来为东方大国崛起做出突出贡献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成了现代教育史上最值得奋笔书写的一批青年之一。紧接着考进大学的七八级、七九级、八〇级等也同样优秀。

七八级的学生仅比七七级晚了半年入学，事实上这两届同年进校，分别于1978年春季、秋季学期跨进校门，也分别在1982年初和7月同年毕业。七八级和七七级一样每班都有学业上“横行霸道”的老三届，他们可能没有时间为七七级的高考充分准备，却以高分考进了七八级。如南京大学数学系七八级的六六届高中毕业生肖柏春，他是那年开始的全国统考的江苏省数学状元。人们有理由将七八级与七七级放在一起，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代大学生的形象代表、一个时代的符号。媒体中已经出现了一个新词组“七七、七八现象”，这似乎是复旦大学一位出身七七级的哲学教授首先提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本文的主题“话说‘七七’”也折射出七八级学生的闪亮光芒。

历史上还有一个“七七”，1937年的“七七事变”是日寇的铁蹄全面蹂躏华夏大地的开始。八年全面抗战期间，中国军民的浴血奋战，也锤炼了烈火中成长的高等院校。西南联大谱写了那个艰难时期中国高等教育不畏困苦持续发展的壮丽凯歌；而“七七级”可说是新时代的“西南联大”。1977年高考，恢复了全社会对教育的向往，恢复了普通人对知识的追求，恢复了知识分子应有的价值尊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一口号再次成为全社会合唱的主旋律。因此，复旦大学的那位杨教授断言：“‘七七、七八现象’很值得研究，其重要性甚至可以与‘西南联大现象’相提并论。”

七七级保持了若干“中国唯一”的“吉尼斯纪录”。它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前无古人”并有可能“后无来者”的唯一一届特殊的大学生集合。这个集合的年龄分布之广，在中国历届大学生群体中，堪称第一。这个集合元素的读书之刻苦程度，无人能比，较西南联大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集合冒出的杰出人才，举不胜举：前总理李克强、北大前校长林建华、商界领袖李东生等等。这个集合元素的地理分布，遍及世界各地，欧美名牌大学的教授群中，都有他们的身影。这个集合中的海外佼佼者非常爱国，搞学术的帮助祖国培养学生，长江学者、千人计划、特聘教授、兼职院长，忙得他们海外海内来回奔跑，辛辛苦苦兼顾两头，个别的因此而英年早逝，与纯粹数学分支拓扑和几何有关的就有七七级的林晓松和南京大学七八级的曹建国，这两位江苏籍的数学家均因肝癌病逝，享年分别为五十岁和五十一岁。

七七级群体也向世界宣告：中国有一批眼光深远、志向远大的先进青年，即便在“读书无用论”笼罩大地的知识贬值的荒唐岁月里，依然不忘初心，坚持苦读，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终于赢得了光阴，赢得了时代，笑到了最后。的确，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们以出类拔萃的才华，以不断累积的学识，以报效祖国的热忱，以快马加鞭的精神，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贡献了智慧，成了国家的中流砥柱。

在那个思想开始大解放的时刻，在那个知识开始变得极有价值的时代，七七级作为潜力无限的大学新生、社会大众眼中的天之骄子，以他们的自学史、奋斗史，以他们身上焕发出的向科学进军的青春，向全中国人民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呐喊。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后改为化学工程系）七七级一个小班的学生，于1979年提出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著名口号，成了新时代青年向未来进军的誓言书。作为那代人中的可塑之才，他们不仅仅忙碌于自己的读书学习，而且心系祖国的命运和人民的苦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他们走进社会后的行动准则。

七七级的众多学子们向广袤的祖国大地撒下了追求知识的种子，担负起了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正是由于在读书求学中所起的先锋模范作用，他们在整个中国社会引领了向知识进军的大潮。他们通过各种自发的社会活动，广泛接触人民群众，普及科学的思想，启蒙平民的心智。他们将先进思想的肥料播向人间，把自学成才的经历与人分享，影响着四面八方的亲朋好友、一起学徒的工厂伙伴、昔日种地的田野姐妹、同校代课的教育园丁、中学时代的同班学友、儿时玩耍的男女发小，鼓励芸芸众生追求知识、憧憬未来。

当时的政府灵敏地洞察到了亿万人民的求知热情，竭力创造条件，为他们铺开更宽广的学习大道，在那时，最直接、最及时的行动就是电视大学的开播。这所没有围墙的大学有着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校园，学生遍布全国，人数也居世界之冠。一时间，多少青年工人、农民和干部半脱产地坐在电视机前，学起了微积分、读起了古汉语、行走在工程理论中。我的几个高中同学积极要求上进，风雨无阻地就读于电视大学，其中一位学了机械工程的同学曾写信给我，希望我帮她借一本材料力学的教学参考书，我当然倾力相助了。

我清楚地记得考进大学后的第一次回家，那是在烈日炎炎的夏天，和我同期考进南京大学但所学专业是哲学的一位老乡，不畏高温，在镇上办起了一个解放思想的时政讨论班，我也受邀参加了；一些没有考上大学但思想活跃的青年，包括与我曾经同厂工作过的伙伴，都踊跃加入，慷慨陈词。主持人作了主题发言，他作为一名大一新生，就以探索思想、寻求真理为己任。我当时还没有听说过雄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初稿作者、南大哲学系胡福明老师的大名，但我相信那批跨入南京大学哲学系的才子们，个个都怀有忧国忧民的赤子之情，个个都在武装自己独立思考、质疑权威的求真大脑。

在同一个暑假里，我也找到机会为乡邻普及数学知识。记得家乡有位兽医，敬慕科学人物，很有求知欲望，一次他来我家，专门问我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1+1”到底是什么意思。一加一不就等于二吗？我喜欢这样充满好奇心的人，无论他是孩子还是大人。我相信现在的大学生中比这名顶多中学毕业的乡村兽医好奇心更强的人不会很多，因为灌输式的应试教育早已泯灭了他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于是我放下手中的书，愉快地给他上了一堂初级数论科普课，让他了解了真实伟大的陈景润。他听懂后十分快乐地回家去了。

纵观新中国的七十五年教育史，七七级大学生最突出的地方是“独立思考”。而这种宝贵的求知精神在今天的校园里基本已经丧失殆尽了。陈寅恪(1890-1969)于1928年为王国维(1877-1927)所撰的碑文中最后一句“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近百年来一直为学者所推崇，为治学之原则。七七级大学生，尤其是文科的学子，在那“百家争鸣”的年代，践行了陈先生最最坚持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宝贵信念。他们来自于动荡不安的社会底层，他们思索于“个人崇拜”的愚昧时代，他们觉醒于社会变革的历史瞬间。进入大学系统学习前，他们已积累了人生的阅历，了解了人间的是非，洞察了社会的真谛，锻炼了思考的大脑。进了大学后，他们具有独立思维的能力，不死啃书本，不人云亦云，不死记硬背，不抄袭他人。他们是五四青年的传人，德赛先生的门徒，祖国命运的忧者。他们当中出现了引领思潮的思想家、关注社会的作家以及推动改革的政治家。

02

为什么那个时代的大学生这么用功，

而现在的大学生进校后就不想用功了？

如果我们再来检视七七级的求学史，就会发现只需两个字就能刻画他们的求学之路，那就是“刻苦”。固然，西南联大时代的学生读书也很刻苦，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同时也伴随着饥寒交迫的贫困，于是出现了最高学府国立中央大学学生“报纸当被盖”的悲苦情景，连挂名校长蒋介石都不忍目视，马上下令发放军用大衣御寒。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大学生，一般不会比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学生更加清贫，但作为七七级中的一员，我丝毫不怀疑我们当年读书的刻苦，不亚于早我们四十年的学长。这种刻苦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许多人甚至倒贴了健康这一人生最宝贵的东西。这就是为何我的同班同学黄卫华虽然已记不清政治辅导员邱增煌老师为我们干了哪些实事，却记得“他的任务就是把我们从教室拉到操场上进行体育锻炼”。

虽然我当年还不是那种“读书不要命”的家伙，但天天都能看到每日清晨起得特别早、夜晚睡得特别迟的读书“苦行僧”。他们晨曦吟诵、挑灯夜思。我们比古代人多了现代的照明工具，古人只有油灯帮助夜读，穷得连油灯也没有的可以偷隔壁人家的——凿壁偷光，或者自制自然灯具——囊萤映雪，七七级的大学生有手电筒。于是一些人的床上到了晚间十点以后出现了白色的光柱，就好像战争片中的敌军探照灯照进了宿舍一样。

比起其他的宿舍，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宿舍没有发现过探照灯。大概他们把列宁的一句名言“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记得很清楚。但我在第一学期与一直用功的老三届何炳生同在本系计算技术班共寝一室时，却惊讶地发现几束光柱不断闪现。那时计算技术和计算数学两专业的同学共修同一门难课数学分析，前者的数学功底平均稍逊于后者，故只好用“以勤补拙”的笨法子了。

在那群刻苦的77级学生中，有极端用功者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认识一位本校七七级哲学系的学生，他真是个读书不要命的好汉，我和他有过一次愉快的交流，深为其远大的志向和不俗的谈吐所吸引。他看上去是个不折不扣才高八斗的秀才，思维敏锐，语速飞快。那时的他每天除了大量地读书，就是早晨高强度地长跑。但微薄的助学金支持不了他那急需蛋白质滋补的瘦弱躯体和不停运转的大脑，更何况，他在苏北泰州的家里还有两个孩儿需要营养。尽管他曾立下宏愿，“书写中国新诗的历史非我莫属”，但“壮志未酬身先死”，刚刚大学毕业，就因肝癌一病不起。

尽管“物极必反”容易“悲歌一曲”，七七级的整体性超级用功，几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深得老师赞许，无愧那个时代。他们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代英才、读书种子、祖国希望。他们在文化知识的茫茫沙漠中自强不息、寻找水源，拯救自己，从而奠定了学成后为祖国贡献才华的基础。他们经历过政治的残酷，世态的炎凉；他们饱尝过失学的痛苦，生活的不公。于是，一旦被国家通过正规考试录取之际，他们身上已经积蓄十年的学习热忱，像火山一样喷薄而出。他们获得大学入场券后，并非像今日许多大学新生那样反而开始厌恶读书，而是整个心思只放在发奋读书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句毛主席勉励小学生的题词，用在七七级大学生的身上十分贴切，他们就是这样做的，每天学习不止，天天看到进步。

为什么我们那个时代的大学生这么用功，而现在的大学生进校后就不想用功了？这里有许多因素。我想其中有一个因素很关键。那时中国社会刚从混沌无序的十年浩劫中解脱出来，人民大众刚从“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歪理中解放出来。深感知识贫乏的我们，如同刚从无边的沙漠中走出来，一见到一片绿洲上的小小溪流，马上两眼冒光，狂奔过去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痛饮一气。如果一个人对某一样东西有严重的缺乏，当机遇降临可以通过努力获取它时，就会以满腔的热情，巨大的干劲，想方设法、全力以赴地去获取它、得到它、拥有它。这种感觉，这种渴求，我一生中至少遇到两次。

第一次是我高中毕业前的最后那个学期，即1972年的秋季学期，一股“教育回潮风”开始刮起，到处都有议论说大学又要招生了。我们的老师最激动了，因为他们好些年都没有教过二次曲线、加速度或克当量这些正规高中教育里的标准概念，再不教连他们自己可能都要忘了。他们马不停蹄地刻钢板印讲义，将这些经典的数理化知识填入我们几乎算得上白板的大脑。

看到这些从未见过的新鲜内容，回到家翻到大姐“文革”前上初中时做得整整齐齐的几何证明题，我恨不能马上把这些东西全部吞下肚里。因为有了比较，看到差距，自尊心跳个不停，求知欲压倒一切。那个学期，我班同学学到的数理化知识比前面三个学期的总和还要多。就我自己而言，更重要的是我给自己立下了军令状：毕业后一定拿下高中数理化的全部知识。这导致我第二年春天读完了18本“文革”前的高中三年教科书，它们成了我最终考入南京大学数学系的一点资本。

我第二次的读书激情是在南京大学产生的。刚进校，我马上被班上浓厚的学习气氛所笼罩，自觉不自觉地进入了苦干、实干加巧干的状态，恨不得每天变成二十五小时。其实在进校后最开始的那一两周，我被周围厉害的同学吓坏了，他们在读书方面各都有各的妙招，让我感到了自己的不足甚至渺小，人都瘦了一圈，让来南京给我送东西的家兄大吃一惊，甚为关切。当然这种恐惧心理只存在了几天，就被融入同学们学习热情的巨浪冲走了。几年间，坚持不懈的刻苦用功，概念为主的循序渐进，加上有效方法的鼎力相助，让我和其他同学一样越学越兴奋，越学越爱学。

反观这些年的大学新生，他们不像我们出身“三教九流”，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好几年才熬到“枯木逢春”之时，而是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一条龙十五年，按部就班地在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读书学习。

照理说他们和“文革”前十七年的大学生一个样，高中毕业顺理成章考大学，进了大学后理应坚持学习不动摇，但为什么这两个时代的大学生对学习的热情相差这么大呢？我想一个原因是，“文革”前的初等教育，是比较符合教育的规律的。首先没人会鼓吹什么“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因此那个时候没人超前念书，除了极个别的像美国神童数学家维纳(Robert Wiener，1894-1964)这样的天才另当别论。那个时代的父母都比较尊重孩子，少有拔苗助长等不切实际的做法。这样孩子高兴，父母省心。那些天资不错又有理想和恒心的子女，自然能考上大学。虽然绝大多数的高中生将永远是高中毕业生，但他们在各行各业也尽力而为地工作，单位放心，自己舒心。那些进入了大学的佼佼者，学习的劲头依然高涨，大学时光过得十分充实。这是一种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良性发展过程。

但今日的情形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情形完全不同。随着社会的变迁，代际不平等、阶层不平等、资源分配不平等的现象突出存在，教育的功能无形中增加了与它的初衷没有逻辑关系的一项额外要求——社会等级的阶梯上升。读书和学位是为了提升社会阶层，做“人上人”，而顺利到达彼岸的最优途径就是考进名校，于是“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口号出炉了。继而各种补习班、提高班、才艺班如雨后春笋，也耗去了父母三分之一或更多的收入。在父母为孩子设计的未来计划中，最苦的还是孩子。他们学到十八周岁，求知的欲望稳步达到从幼儿园以来的最小值。进了大学后——现在进大学是不难的，难的是进所谓的双一流大学——他们真的是不想念书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根本不应该抱怨这些年轻的一代。如果他们也生活在我们那个时代，在“文革”中受苦受难，在愚昧中苦苦挣扎，中学时代无书可读，甚至流浪大街小巷，父母自己都岌岌可危，没人为他们设计未来，那么，一旦“拨开乌云见太阳”，大学之门重打开，进了大学后他们也会完全和我们一样：十年蹉跎泪汪汪，一心扑在读书上。因此，所谓的“七七、七八现象”只是时代的缩影，“时势造英雄”，是特殊的时代造就了七七、七八级的一批英雄好汉，而不是他们创造了那个时代。任何人在那个时代都能创造奇迹，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反过来，我们要唤醒新一代大学生对知识的渴求，我们要增加他们对新现象的好奇心，我们要推动他们对创造性思维的追求，我们要激发出他们对全人类的责任感。除了可以考虑给他们展示高等教育历史上的巨幅画面，让西南联大的辉煌成就鼓舞他们，让“七七、七八现象”激励他们外，更重要的是要彻底消除导致他们厌恶学校教育的种种弊端，重塑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在民众心目中的合理位置。

我的同学蒋珉，是我班将应用数学、计算数学的知识活学活用于工程技术、金融和实业投资的一位先锋模范。他通过读书、工作四十年的实践，总结出几条可供后人参考的经验体会，这里我一字不漏地复述他对年轻人的三项谆谆告诫：

第一，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的；
第二，学习方法是重要的；
第三，终生学习是应该的。

从恢复高考三十年的2007年至今十七年来，社会和媒体关于1977年高考和七七级学生的回顾、评价络绎不绝。在纪念高考三十周年的日子里，江苏省的《扬子晚报》甚至用整版的篇幅列出了南京大学所有七七、七八级学生的名单，这让我在回忆南大系列文章的第一篇《1977年高考，我们考进了南京大学数学系，回忆当年的“神仙打架”》的开头，就能数出母校各系招收七七级新生的精确人数。关于七七级的电视连续剧也在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时段播放。这些报道、随笔和文艺作品，描绘了七七、七八级大学生高考前后的人生轨迹、成长历史，令读者为之动容，但也容易给七七级的大学生先驱们披上了太多的荣耀和光环。正如北京大学的一位著名文学教授所言，对西南联大奇迹的过分渲染，反而使人有不真实之感。同样的，对七七、七八两届学生的过分推崇，也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求真原则。作为“话说‘七七’”一文的最后几段，也作为“南大数学七七级”系列文章的“闭幕式”，我们以“七七级的短处”来结束“一个数学班级的历史回顾”。

0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遗憾

七七级留给我们的遗憾有哪些呢？我们从中又能获取什么教训呢？

我马上想到的七七级的第一个弱点就是普遍的“知识贫乏”。这里所说的“知识”并非指与专业相关的“专业知识”，而是与人生有关的广博知识。学理工科的学生中，虽不乏像我同班同学、七七级高考江苏语文状元冒荣及部分老三届那样的“通才”，因为他们获得过五六年系统完整的中学教育，早已在进大学前就打下了很扎实的基础，知识比较全面，并能写出一手好文章；但其他大部分更年轻一辈的，则由于“文革”导致的学习条件限制，文史哲知识先天不足，更没有练就一身的写作功夫。以我为例，读大学前，我虽然读了一些文学作品，但对中国历史知之不多，对世界历史学得更少，地理知识只知皮毛，因为中学时代这样的课都不存在，完全靠平时的“随机读书”而获得一鳞半爪的知识。我未能像同学张砚凝那样走遍全世界，原因之一或许就是我的地理知识比他少得多！对于文科学生，情况依然不妙。固然七七级的文科生进校前后在人文领域内下过苦功，但是他们大量偏科，科学的训练几乎为零，微积分学几乎未碰，理工的术语知之甚少。所以我们很少见到像美国科学记者格莱克(James Gleick，1955-)那样文理俱佳的写作高手；他写出了入围普利策奖的百万册畅销书《混沌：开创一门新科学》(Chaos: Making a New Science)。然而，我们却听说过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科学知识几乎为零的笑话。我读过冒荣充满逻辑推理论据充足的教育论文章，比那些人文社会学科出身的“教育名家”的作品科学性强得多了。事实上大部分文、理、工科出身的人在后来漫长的人生追求中，都深深地体会到精神发育不均衡、营养不全面的苦楚。其实，这些缺陷不是七七级独有的，直到现在，理科生不会写作，文科生不懂推理，已成中国高等教育之弊端也。只不过七七、七八级所代表的那一代，初等教育阶段没有现在的学生学得那么完整，不像当今的考生那样数学公式倒背如流，历史事件、地理知识如数家珍。

这就是为何我在美国的中国同学中有人不知秦朝的“秦”字如何书写，他就成长于七七级。如果他是我的大学同班学友，就不会出这个洋相了，因为同学盛秦可以教教他；可能他会写出三国中魏国的“魏”字，因为他认识我另一个同学魏木生，但我就不知道他能不能写出魏国首领曹操的字了，他无法与曹孟德同学。他的专业水准并不太弱，经常回国到处讲学开课。国内大学、研究所聘用海外学子时，是不会考核对方的语言写作能力的，因为个人履历表上照常不列出这些。美国也是一样，但是美国不列这些是有道理的，因为它的大学招生已经把母语写作、人文训练放在最高的要求上，而且进了大学，无论你的志愿是学理还是学文，第一年大部分的时间全泡在人文阅读中，一名硕士或者博士的母语能力、人文素养已经不在话下了。你如果不信，请看下面真实的例子。

我的一个亲戚十五年前考进了哥伦比亚大学，学的是数学。哥大的人文课程设置在美国最负盛名，当时它的一套人文科学核心课程，共有6门，其中有的一门要学两个学期。他的大一年级，除了上了一个微积分提高班（因为他在高中已经修完“AP微积分”，并考了5分这一评分制中的最高分），身心全部放在人文核心课程中了。那一年他常在亚马逊网站购买人文经典作品，什么古希腊荷马史诗、三大悲剧、笛卡尔的哲学著作和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都要读。天哪，他的专业可是数学呀，而不是文学或哲学。可是西方人坚持认为，不通人文的数学家是个跛足之徒。

反观国内，比如在我们那个时代，数学系和其他理科系的学生一样，除了政治课，并没有其他人文课程。最受欢迎的政治课是中共党史，因为它是一个领导我们事业的坚强政治团体不断胜利的光荣历史。历史总是故事多多引人入胜的，那时我们上课时能专心听讲而非在课桌下偷看数学或英文的政治课就是党史课了。2019年3月当我听到当年的党史老师王德宝先生去世的消息时，心中一阵难过。这些政治课几乎是校方给我们提供的唯一人文课程。本来我们的语文、史地知识极为欠缺，沉重的专业基础必修课又逼迫我们全身心投入，看到文科阅览室的牌子虽然心动，却不敢跨进去“浪费”一两个小时。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半残废地大学毕业了，这对后半生的影响不可小觑。

只有真正地坚持兴趣大于一切、不囿于专业学习的一小部分人，把握了综合大学文理一家的极大优势，四年中抓住一切机会吸取了不少人文艺术方面的养料，弥补了人生成长期中某个阶段的种种不足。如我班的“二张”——张砚凝和张毅，或我第一学期就读计算技术班的班长兼舍友廖泰安。我和他同在宿舍时，看到的他午休时常常捧住一本外国小说在手，躺在床上看个不停。我也是第一次在他那里知道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的《九三年》的。他后来一直故意喊我“丁玫”，这两个字与“丁玖”笔画只有细微差别但涵义却截然不同，大概原因是他变得与他所读到的那些西洋人物一样的幽默风趣吧。

幸亏南京大学的匡亚明(1906-1996)校长及时洞察了七七级大学生中人文薄弱的普遍现象，他高瞻远瞩地一声令下，从七八级新生开始开设大学语文公共课。这一英明决策，比武汉大学刘道玉(1933-)校长第一次提出的“学分制”还要意义深远。南京大学的这一创举，远比光喊“创双一流大学”口号更为实际，更能对症下药，更能解决问题，应该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史上大书一笔。

七七级的第二大缺陷还是语言问题，不过从汉语转到了英语。年龄使得这个问题特别严峻。老三届中那些在十年前的中学学会了俄语发音的人，三十岁时一穷二白地再学英文则难上加难，发出的英文语音肯定保留了曾经好不容易练出来的俄语喉音。现在的中国孩子，家里有钱的从幼儿园起就开始学英文对话（国际幼儿园），一般的孩子也在中文没有完全学好的时候读起了洋文书，哪像我们从二十岁、三十岁时才开始从ABC学起！结果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班两个出国深造的老三届对此最有体会。何炳生的一生除了精通汉语，还不那么精通地学会了有用的英语、更有用的德语以及几乎无用的俄语，但他所花的代价应该是个接近无穷的大数，几十年来他只能在专业上用简单的英文与洋人交流。魏木生出国前，南京大学数学系请了一个美国教授来演讲，那时系里的老师、学生英文听力普遍很差，因为老魏已经完成了出国英文集训，于是系里请他口译，魏木生在数学上可以傲视群雄，却在英文系数理化教授觉得简单的岗位上出了纰漏，坐在台下的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教授不顾一切地讲下去，而全然无视口译员的存在。

后来出国的我们也常因英文不佳而影响交流。我比老魏年轻十岁，学英文应该比他轻松一点，但是我也难以从先天的语言缺陷中突围而出。我的英文听力一直拖我的后腿，甚至到了我博士论文答辩的那一天，我居然没有听懂一位美国教授的问题，急得我的导师李天岩(1945-2020)教授用中文复述了一遍，这大概是天下奇闻了。那一年，一位年轻有为的助理教授候选人杜强来我系面试。他是中国科技大八〇级的本科生，1988年在我大学同学巫孝南正在读博士的那个系获得博士学位。1990年他才二十五周岁，一场面试演讲显示出他在海外中国学人中超群的英语能力。他发音之准确、演说之流利，可能直逼1979年访美时英文说得让美国人震惊的钱钟书。我们几个比他大了好几岁但还是博士研究生的师兄弟，都是七七级的，自愧不如。如果不好好练英文，连找工作都有困难。七七级的弱项在这里暴露无遗。直到现在，还有学生在填写关于我的教学评价表中，毫不留情地留下“听他的英文有困难”的埋怨。幸亏我天生的教书本领部分弥补了我的发音缺失，并帮助我拿到了2004年的全校杰出教学奖。然而，如果我的英文听说水准能够达到杜强教授的那个高度，甚至一半高，我的学术生涯会进行得更顺利一些。

从十七年前的恢复高考三十年至今，随着围绕当年高考经历、大学求知生活的书籍、文章、电视等的不断涌现，老一辈的人深化了对那批大学生的认识，他们的下一代则惊诧于那个年代的学子对知识大餐吃得如此的“有滋有味”。“七七、七八现象”已经成为一个今日无法复制的时代符号，但是，没有理由神话七七级，更没有理由崇拜七七级。我们仅仅是得益于恢复高考的一批幸运儿，是时代的产物，也是那个风云岁月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比起后来接受了正规初等教育的大学生，我们的基础薄弱，外语从零起步，我们的年龄普遍偏大，我们还带着“文革”浩劫留下的心理烙印，身上残留着特殊年代造成的普遍的性格弱点。不过，虽然我们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优点：我们一直为自己、为国家忘我地苦读，意志是那么的坚强，信念是那么的执着。我们深知时代对我们的召唤，我们不忘祖国对我们的厚望，可以说我们是无愧于时代的一代学子。当年，我们无形中成了全国有志青年向知识进军的参照物；今天，我觉得七七级同学们不畏困难的学习精神也会成为爱好学习的新一代大学生们的“指路明灯”。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恢复高考四十七年，与一年后起始的改革开放同步前行。历史永远是年轻的，但是历史的载体会慢慢老去。我们这一代七七级的学子们，都已步入花甲或古稀之年，但是，我们的心态永远年轻，因为学习是永无止境的，它也让我们保持年轻态。当下一代的学子，如果能从他们的父辈甚至祖父辈那里听到我们的故事，或从我的大学回忆篇章中，读到几十年前的一个数学班级怎样为理想而学习，为事业而奋斗，而对远方的我们注目致敬，我们也算不负此生了。

完稿于美国哈蒂斯堡夏日山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