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梁启超这些事我们明白了，梁启超比他老师康有为令人佩服的多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11岁中秀才，16岁成举人，25岁与其师康有为领导“戊戌变法”，同年变法失败。在日本领事严密协助下，剪发易服，挥泪忍痛，东走西扶，从此开启了在日本长达15年的流亡避难时期。

期间感性直接地受到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整个社会风貌的强烈刺激与影响，深刻地反思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日渐沉沦，民族危机此起彼伏，统治阶级固步自封，因循堕落，社会积弊层层，人民群众封建专制毒素根深蒂固，纲常名教禁锢道德人心，风俗愚昧落后；标榜“自强”“求富”甚早于日本明治维新，历时30多年的洋务运动，在甲午一役，竟不堪一击，瞬间化为马关国耻；欧美列强肢解神州大地，强划势力范围，强占租借地，亡国灭种危机，深刻人心的惨痛现实。

为此，梁启超痛定思痛在探索救国救民、挽救民族危机、寻求民族出路的基调上，反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自强思想与秉承戊戌维新改良思想，先后以《清议报》、《国风报》、《新民丛报》为阵地，撰写了《国民十大元气论》、《中国积弱溯源论》、《过渡时代论》、《少年中国说》、《新中国建设问题》等宏文，力主“开民智，兴民权”，日渐形成了改良、启蒙、救亡为时代主旋律，旗帜鲜明，独树一帜的“新民思想”、“君主立宪思想”、“政党政治”、“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等一系列完整系统地民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

深深地影响了清末至民国时期新旧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视野与时代眼界，推动了中国近代观念雏形的丰富与饱满，加速了中国近代宪政为主体的政治话语转型，获得了清季“舆论界骄子”的桂冠。

其中直接以外交为题的论著有《丙申以来外交史》亦名《亡羊录》、《中国外交方针私议》包括篇名如《现世界弱国之位置》、《列强对于中国之压迫》、《中国今日之外交方针》、《外交与内治》等。

此外，关乎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利益的论著有《中国国债史》、《外债与内债》、《筹还国债与对外政策关系》；史书传记有《朝鲜亡国史略》、《越南亡国史》、《外交家之李鸿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加福尔外交政策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等。

纵观流亡日本15年的时期在其人生经历而言，可以说正是这一漫长而又艰辛的时期，梁启超才真正完成了民族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转型，奠定了一生无论在学术还是政治领域的基本信仰，形成了资产阶级改良斗士的自由独立人格精神，为即将到来的辛亥革命时局下，君主专制时代终结，资产阶级共和时代开启的历史新纪元而望闻问切，筚路蓝缕，艰辛尝试。

这也正是梁启超以国家大义为重，国务大臣之志，转变“君主立宪”思想，拥护共和，放下“戊戌旧怨、戊申新仇”，确立“和袁慰革，逼满服汉”八字方针，最终与袁世凯冰释前嫌，携手民国建设，主张“开明专制”推行国家主义，出任要职，与袁世凯主政民国初期的合作与试验共和的开始。

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形势席卷全国，先后数十省纷纷独立，清廷迫于形势，宣告逊帝退位；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鉴于“南北议和”而撤销；袁世凯依托雄厚的北洋军政实力与帝国主义列强支持，而荣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组建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为清廷土崩瓦解，国内政治失序后又一统一政府。

从此开启了中华民国史上独具纷扰，内外政局复杂多变的北洋实力派主导下的北京政府时期。

袁世凯作为脱胎于清末民初地主阶级改革派与北洋缔造者实力派的最终代表，面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精心规划，类似宪法性质的中国资产阶级第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作为中华民国象征的资产阶级国会，在责任内阁体制下，按照三权分立原则，讲究政党政治实行的总统制倍感权力运行的掣肘与总统权利的局限；又因晚清以来中央政治权力的下移与式微，地方督抚权力的膨胀与扩大，中央财政局面困难重重，一方面受制于地方财政，一方面依托帝国主义施加的大量政治性借款；再加辛亥革命以来，地方督抚权力手握军政大权，中央财政局面更是节制于地方与帝国主义的严峻局面。

袁世凯一方面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利用清末民初形成的左右政局的三股政治势力：立宪派为主的进步党、革命派为主的国民党、依托北洋为主的地主阶级旧官僚之间的纷争与矛盾，联合进步党与旧官僚，通过镇压与政党排挤，革命派势力基本上损失殆尽，大多流亡海外。

北洋势力如日中天，掌控了民国北京政权核心与支柱，势力伸及全国，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一时也志得意满，组阁制宪。

另一方面，通过继承与承认晚清时期帝国主义在华的大量不平等条约和种种特权，获得了各帝国主义对中华民国政府合法性的承认，取得了带有不平等性质大量政治性借款。

于民初通过一系列外交斡旋与交涉，先后同英国、俄国、法国、日本，达成了涉及领土与主权争议的条约与声明，暂时缓解了辛亥革命以来严峻的边疆与领土主权危机。

所以，经民国元年、民国二、民国三年，袁世凯不断地内外措施强力推行，从形式与表面上整合了辛亥革命后晚清王朝失序，国家面临大的内部动荡与外部干涉瓜分的内外危机，重建了统一强有力的政府机制，加强中央集权，一时间缓解了中央与地方之见的政令不畅，军政不分，貌合神离的矛盾，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国家局面。

然而这一系列的整合与重建却是袁世凯在晚清王朝历练与积淀下来的权力心理认知巩固模式来实现的。如“宋案”发生后“二次革命”的镇压、类似皇帝权利《总统选举法》的出台、“祀孔祭天”令的亲力亲为等，是在日渐远离扭曲甚至背弃否定共和民主招牌下推进的。

如民国二年“总统选举案”得通过、民国三年国会的取消、《临时约法》的废除、《中华民国约法》的颁布等。后来的历史也即民国四年、民国五年6月发生的历史情境来看，民国二年至民国三年即1913到1914年6月，可以说是袁世凯主政民国政局的黄金时期。

此时内政平息，外患为起，革命党势力垂危，内部分裂，进步党出谋划策，亦步亦趋，北洋内部与守旧派也是马首是瞻，极力拥戴，帝国主义也是尽心扶持，民国招牌在形式也健在。

如果此时袁世凯能够在梁启超作为进步党的灵魂与魁首下实行“开明专制”，推行资产阶级社会改革，进行国家内政建设，那么袁世凯时期的中华民国至少可以承担一部分向真正的民主共和过渡的民国历史，而不至于被后来的历史所颠覆。随后的历史表明袁世凯面对如此局面，已经胸有成竹，与帝制愈走愈近了。

这也可以说此时，正是袁世凯主政民国的厄运期，因为世界形势即将发生巨变，整个国际格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即将变化。瞬间远东国际局势力量出现了失衡状态，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区域的国际关系，悄然发生了变化。

能否处理好此时错综复杂外交关系就成为袁世凯政府的一大挑战，尤其是处理好交战集团与日、美两国的外交关系。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战时外交动态辐射至内政关系就成为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相互关心的时代话题与时代焦点。

1914年6月28日，即民国三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拉开了序幕，以英为首，法、俄为盟国的协约国集团与以德国为首，奥匈与奥斯曼两大帝国为主的同盟国，先后投入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整个欧洲爆发了。

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与时间跨度的延长，战争波及的地区与人力、财力也日渐扩大，英国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依托全球庞大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不断在全球不同地区同德国展开殖民地争夺战。

在战前英国依靠“日英同盟”，不断牵制德国，战争爆发后整个远东国际格局力量发生了重大变化。战前帝国主义在远东强力构建的利益协调、彼此力量制衡的区域国际关系，主要是在中国的“均势”力量格局被打破，欧洲列强纷纷忙于欧战，无暇东顾。

美国、日本则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分处两洋的资本主义强国，不仅本土远离以欧洲为主要战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各自基于英、法、俄、德欧洲主要世界性资本义强国在欧洲火并的现实环境，精心构建了自己的全球与区域战略。

美国则宣布中立，成为介于交战两大集团外，中立国之一大中坚，一方面，继承传统“门罗主义”原则，强力构建美国为核心的美洲区域霸权，一方面则大力发展战争贸易，密切注意远东的区域国际关系，向中国积极推进贸易市场的扩大与延伸。

日本则依托地理优势，在大隈重新内阁（1914--1916）时期，强调“东西文明调和论”文明史观的指引下，以“日英同盟”为基础，高唱“支那保全论”，名则力主“保全支那”，实则以文明国自居，企图独霸中国，排斥列强，积极构建亚洲的“门罗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筹码。

日本随即加入协约国阵营，“宣而不战，拒绝出兵欧洲”，却以德国在我国的租界和势力范围为名，一方面出兵青岛，增兵满蒙，扩大侵略，武力恫吓，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间接推向中国；一方面，拟定“二十一条”，诱惑威胁，煽动援助各类政治势力，极力反对中国参战，直接对袁世凯为首的中华民国北京政权构成生死存亡的挑战，独吞中国侵略野心暴露无遗。

正如,日本元老井上馨即致函首相说：“这次欧洲大乱,对日本国运之发展,乃大正新时代之天佑,日本国必须立即举国团结一致,享此天佑,应停止一党一派的利益之争,抓住时机,确立日本对东洋之利权。”无论大隈重信、山县友朋,还是其他元老、将军都对此表示“深有同感”。

加藤高明外相则强调“趁此机会从东洋一扫德国的根据地,在国际上进一步提高日本地位和利益”。日本浪人的秘密组织黑龙会在1914年9至10月间递交政府的《黑龙会解决中国问题意见书》中也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政府能不能解决远东问题并使我们伟大的帝国政策付之实现,全在于我们是否善于巧妙地利用世界大势的总趋势,来扩展我们的势力,并决定一种确实可行的对华行动方针”，并强调“目前是日本迅速解决中国问题最有利的时机，这样的机会是千载难逢的”，要求日本乘一战解决中国问题。

1914年8月23日，日本对德国最后通牒无效后，正式对德宣战，9月3日，日军在山东半岛北部的龙口及莱州之间登陆，随即并未直接攻击青岛而是沿胶济线西进，占领了胶济铁路和济南。

9月23日，英军在崂山登陆，协同日本展开对德国的行动。早在8月6日袁世凯为首脑的北京政府就权衡利弊，按照国际法详细系统地阐述了关于中立国在战争状态下所应恪守的权利与义务，公布了《中华民国局外中立条规》24条，照会驻华各国公使，明令各国应在遵守《辛丑条约》与原则的体系下，禁止交战各国将战火蔓延到在华各租借地与势力范围内，破坏我国中立国局面，同时也按照《辛丑条约》体系，对交战双方如期缴付庚子赔款，并保护各国在华合法权益，期间纵有英、德交战主体，拉拢加入双方的活动，但袁世凯最终依然决定宣布“完全中立”的对外方针，一方面站在美国为首的中立国阵营，以期借美国之力，维护国家中立国应有的权利与义务，另一方面也希望以美国之力，制衡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活动。

但袁世凯亦深知在奉行强权的外交世界里，以本国弱似垒卵的国力与仅有的条规并无法阻挡住欧美各强国尤其近邻日本将战火东引，以宰割中华民国的侵略野心。因此鉴于日本与英国协同对德国在青岛的战火行动，袁世凯以其故技，按内似十年前“日俄战争”期间所奉行的“局部中立”政策经验，宣布“局部中立，划定龙口莱州及接连胶州湾附近各地方为各交战国军队交战区，不负完全中立之责任，此外各处仍旧悉照业经公布之中立条规完全施行。”

日本的军事行动不仅无视中立区域范围的规定，反而是扩大侵略，而且纵容士兵烧杀劫掠，在占领区任意占领当地矿产与城镇驱逐当地办事之中国人，尽行更换日人，迫使胶济铁路沿线中国军队退出铁路附近。尽管北京政府提出抗议与交涉，日本不仅对撤销中立区域，分别予以撤兵的照会政策置若罔闻，反而完全以接管德国的在山东的侵略特权自居，因袁世凯先行与美国接洽而进一步借口扩大侵略，向袁世凯最终递交了欲灭亡中华民国的既定方案“二十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