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在提到自己的心中的政治身份时，张学良：我就是共产党呀

1988年，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去世。

两年后，也就是1990年，张学良全面恢复了人身自由，并前往美国探访。

期间，张学良对人说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

这件事情，发生在1992年。在一次谈话中，张学良说：“我简单的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我是同情共产党，假如我自己，我就是共产党。”

张学良的这句话说完后，立即引起了听者的兴趣。他不知道张学良为什么会这样说，而这样的一个惊天大秘密，有谁可以证明呢？

随后，为了让自己的话听起来更有可信度，张学良又说：“我跟共产党有来往，早就有来往……我同情他们，不但同情他们，我拥护他们，这是真正我内心。”

那时候，张学良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采访，进行了一次近两年时间的访谈。其中，留下了录音带145卷，录音资料约7000多种。

后来，当代中国出版社经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授权，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沈阳大帅府博物馆等单位共同组成编辑委员会，对这些影像资料进行了整理和编纂，出版了一套7卷的《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

在这套资料中，张学良说了一段表达对共产党崇敬之情的话。他说：“像那万里长征谁能领导？只有毛泽东和共产党能够领导。让我们去领导，早把部队带光了……像这样一支坚决抗日的部队为什么要消灭他们？”

在政治人物中，张学良从来不搞邪门歪道，也不搞阴谋诡计，算得上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了。因此，张学良的那些话应该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如果是这样，那张学良是一个共产党员的事情，也就有很大的可信度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张学良就算是中共党员，也一定不是一个一般的党员。

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还要从1935年说起。

1935年10月，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张学良兼任了兼任西北剿总副司令，总司令就是蒋介石本人。

那时候，蒋介石不可能一直待在西北，因此，蒋介石便让张学良代行总司令的职权。此时，张学良在西北是国民党在西北的最高军队长官。

张学良的心中知道，蒋介石让自己担任西北剿总副司令，有两个目的。其一，蒋介石借张学良之手消灭共产党；其二，蒋介石借共产党之手，削弱张学良的东北军。

无论是哪个目的，张学良和共产党都是两败俱伤，得利的只有蒋介石一人。张学良就是再单纯，也能看出蒋介石的这个目的。

然而，张学良却没有任何办法，不服从蒋介石的命令。这是因为，此时的东北军已经离开了东北大地，变成了一棵无本之木。

在蒋介石的逼迫下，张学良只能带着东北军，按照蒋介石划定的行军路线，进入与红军对抗的位置。

在经历了劳山、榆林桥、直罗镇3次战役后，东北军损失了近3个师。然而，蒋介石却不给东北军任何补充，甚至连阵亡将士的抚恤都只是一张白条。

对此，张学良说：“我很痛心。我要补充，没有。可是，死这么多人的抚恤呢，除了我个人拿出钱来抚恤外，再报中央依‘剿共’阵亡抚恤，但中央分文未拨。那个时候，我有一个营长，他说：‘政府给我一个条子，让我回家去领，我家在东北，我上哪去领？’这件事，使我受刺激非常大……我们东北人，家都没了，上哪领抚恤？被打死的人领不到抚恤，受伤的人又不能回原籍……中央很不讲理！”

不光是东北军，就连杨虎城的西北军和马家军，都是这样的情况。提到当时状况时，张学良说：

“比如说杨虎城，他也是被我只会的。杨说，让我们去打，钱呢？那马家军问我，副司令我打不打？我打了，你给我补充不补充？枪支弹药我打完了，我上哪儿去领？我花的钱，谁给我？兵打没了，不许我再招，那我怎么办？ ”

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想要保存东北军的实力，有在将来“打回东北老家去”的机会，就必然要另想办法。就像张学良在后来说的那样：“我不干了，说什么我也不干了。你跟日本人打，我打！你和共产党打，我宁可叛变。”

因此，张学良与红军的高级领导开始接触，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1936年1月，张学良忽然接到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发来的一封密电。

在这封密电里，张学良得知，在此前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已被释放回来，并要求和张学良见面。

这件事情，也称为了张学良接触红军高级领导人的开始。后来，张学良先后接触了共产党员刘鼎和李克农等人。

4月9日，张学良在刘鼎和王以哲的陪同下，亲自驾驶飞机抵达肤施（今延安），在城东的一座教堂里，与周恩来见了面。

这次见面后，张学良对共产党的好感大增，认识到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一只真正抗日的队伍，从心里认可了共产党的主张。

6月30日，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刘鼎，给中共中央发来一封电报。在这封电报里提到了张学良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情。

然而，中共中央到底有没批准张学良入党，没有任何资料，更没有党员证作为证明。只不过，洛甫于7月2日代表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电报，表示“将来拟许其入党”。

7月3日，张学良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其中，张学良对周恩来称呼同志。

8月9日，毛主席和张闻天、周恩来、博古4人联名给张学良写了一封长信。

在这封长信里，毛主席和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在信的开头，称呼张学良为：“李宜同志。”

那时候，共产党员之间互称为“同志”，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因此，对张学良称呼为同志，也就显得十分亲近了，似乎张学良即将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当然，张学良绝对不会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很有可能是一名特别党员。

8月15日，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发来的一封电报。在这封电报中，有这样的内容：

“使我们特别感到不安的，是你们关于一切愿意入党的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党和党不怕某些野心家钻进党内的决定，以及你们甚至打算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

可以看出，张学良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应该是确定的。

9月22日，毛主席与张学良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而在给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信中，称呼张学良为同志，却没有称呼杨虎城为同志。

由此可以看出，张学良和杨虎城在共产党的身份应该是有所区别的。换句话说，张学良很有可能是共产党员，而杨虎城应该不是。

对于张学良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当时张学良的部下、后来的共和国上将吕正操明确表示：“张汉公是中共党员。”

这一点，也得到了和张学良共事过的叶剑英元帅的肯定。

因此，张学良在晚年对记者说的“我就是共产党呀”的话，应该是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