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书坊 |《“谎”：〈吴越春秋〉里的忠与谋》

“说谎”是忠义还是谋略？全新解读吴越争霸中的人和事。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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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铁柱

书号：978-7-101-16574-6

出版时间：2024年4月

定价：68.00

开本：32开

装帧：纸面精装

字数：255千

页码：375页

CIP分类：K225.04

主题词：《吴越春秋》-研究

上架建议

历史轻阅读/大众畅销/职场智慧

编辑推荐

☆本书很可能是第一本如此详细讨论“说谎”的书。把“说谎”当作解读《吴越春秋》的一条主线，将其理解成吴越争霸中的关键因素，所有话题的讨论都以“说谎”为中心展开。对于“谎言”的种类、性质和表现有着细致入微的分析，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予以展开，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解框架。

☆作者受过良好的西学训练，对于国际学界的前沿理论非常熟悉，同时具有中国传统思想的功底，在古今中西的交汇视野中阐释《吴越春秋》中“谎言”的内涵及表现。行文流畅，分析富有条理，引人入胜。

☆对于熟悉的历史人物，给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解读。比如认为伍子胥之所以被夫差“抛弃”，是因为功成之后变得不再“说谎”；历史上传颂不已的季札，或许是一个“恶”的纵容者。本书并不是简单的翻案，而是基于深刻的心理分析和历史情境还原，给出坚实有力的判断。

☆关注小人物的历史命运。比如讲刺客要离的悲剧命运，令人动容。讲无名渔夫和女子对于伍子胥的帮助，折射出当时底层人物的善良品格。

内容简介

《吴越春秋》是东汉赵晔所著的详细讲述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两国史事的著作，对于其文体性质，一直存有争议。本书提供了新的视角，将《吴越春秋》放到两汉到魏晋的哲学思想脉络中考察，在深研文本、深入叙述肌理、广泛吸收国际学界前沿理论的基础上，把“说谎”作为解读《吴越春秋》的一条主线，所有话题的探讨都以“说谎”为中心而展开。

本书所指的“说谎”有其特定的文化政治内涵。作者不仅详细阐述了“谎言”的内涵，还对“谎言”的类型、性质和表现有着细致入微的分析，从而透过“说谎”这面镜子，勾践、伍子胥等春秋重要人物的形象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作者简介

董铁柱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语言文化系哲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学，出版有《孔子与朽木——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诠释》《演而优则士：〈世说新语〉三十六计》等，译有《与历史对话：二十世纪中国对越王勾践的叙述》《重读鲁迅：荣格的参照视角》，在《文史哲》《孔子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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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从《吴越春秋》看“说谎”

一、 伍子胥和勾践：两个“说谎”大师的较量

二、 为什么要“说谎”

三、 司马迁们的失声

四、 解读“说谎”的视角

第一章 “说谎”与打开《吴越春秋》的三把钥匙

一、 先秦思想家眼中的“隐”

二、 《吴越春秋》与绕着讲的传统

三、 把“说谎”看成一场博弈

第二章 主动“说谎”的三个理由

一、 为了洗刷耻辱

二、 为了调和角色冲突

三、 为了权力

四、 “说谎”、正名与正义

第三章 为他人的被动“说谎”

一、 渔父和女子：“说谎”、自尽与回报

二、 刺客要离：“说谎”与投江不得

三、 隐士公孙圣：不“说谎”的后果

四、 圣臣范蠡：被动“说谎”与全身而退

五、 儒者子贡：“说谎”与保全鲁国

第四章 “谎”与自欺

一、 文种和伍子胥：自欺以忠

二、 夫差与太宰：自欺以仁

三、 刺客专诸：自欺以智

四、 延陵季子：自欺以义

第五章 “谎”与“知”

一、 不知而知：让对方轻视自己

二、 由知而知：不需要“欺骗性”的“谎言”

三、 赵晔的自知：放弃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四、 是否忠臣：世人眼中的伍子胥

五、 是否昏君：夫差的两种死法

第六章 赵晔的“谎言”：藏思想于故事

一、 《吴越春秋》：一种阐述思想的新模式

二、 天与人：天是权威还是幌子

三、 言与意：言者和听者交流的可能

四、 人与人：从等级到独化

五、 人性：善恶之间选择名教或自然

余 论 故事即思想

注 释

后 记

精彩章节

伍子胥：从孝子到“忠”臣

在勾践成功灭吴复仇之后，文种在很多时刻将自己与伍子胥相比，认为自己和伍子胥的共同之处在于“忠”。和文种一样，复仇成功后的伍子胥面对并不信任自己的夫差也以忠臣自居。可以想见我们在伍子胥身上也可以找到类似的自欺——换言之，伍子胥的自我和影子也在互相争斗。“自我”告诉伍子胥自己是一个忠臣，是一个孝子，是一个为了报仇雪耻而努力的人；然而他的影子依然让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为了权力而不择手段之人。正如西汉著名思想家扬雄所言：“胥也，俾吴作乱，破楚入郢，鞭尸藉馆，皆不由德。”（《法言·重黎》）在扬雄看来，伍子胥是一个为了达到目的而选择无德手段之人，但伍子胥却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无德。自我和影子之间的争斗造成了他的“自欺”，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夫差执政时期的伍子胥不再对夫差“说谎”。一方面伍子胥觉得他的“说谎”是和复仇紧密相连的，既然大仇已报，也就不再需要“说谎”；另一方面他觉得直谏才能体现自己的忠诚。因此，自欺也可以说是自我与影子之间的一场博弈。从“说谎”高手到粗暴直谏，这样的转变使得伍子胥和夫差之间的交流变得火药味十足。君臣之间这样的交流是否合适？身为忠臣的伍子胥是否应该采用更为有效的交流方式？赵晔的叙述给我们带来的是不断的疑问。

伍子胥对夫差的“直言”离不开勾践这个重要因素。正是战败后的勾践到吴国为奴，才有了伍子胥、夫差和勾践之间的明争暗斗。准确地说，在这三个人中，勾践是“说谎者”，伍子胥是看穿“谎言”的那个人，而夫差则是相信“谎言”的那一个。也许是伍子胥自己擅长“说谎”的缘故，勾践对夫差所说的一切“谎言”都逃不过他的双眼。在勾践刚到吴国向夫差表明自己的忠诚时，在一旁的伍子胥“目若熛火，声如雷霆”，力主将勾践处死。“目若熛火，声如雷霆”这八个字与当初在阖闾面前的“膝进、垂泪、顿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这目光和声音是对勾践的怒斥，那还合情合理，可是他这表情的对象是夫差，而夫差是他的君王。在君王面前，这八个字恰恰体现出了伍子胥的“臣不臣”。

伍子胥与阖闾、伍子胥与夫差虽然均为臣子与君王的关系，但是前后性质却有了根本性的变化。阖闾时期的伍子胥需要依赖阖闾以复仇，因而懂得根据阖闾的需求而“说谎”，而夫差时期的伍子胥认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功臣，把夫差看作是依仗自己才得以上位的后辈，所以坚持“以我为主”的直言。伍子胥的前后转变是如此明显而彻底，以至于他每一次开口之前，读者不但能够预测他会对夫差说什么，而且能够预见他的话会毫无效果。

伍子胥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夫差面前痛斥勾践，完全把夫差当作教育的对象——这也让我们想起了反复叮嘱勾践要爱民的文种。因此，虽然伍子胥痛斥的是勾践，但给人感觉他痛斥的是夫差。在勾践前无古人地尝了夫差的粪便后，夫差龙颜大悦，此时伍子胥进谏说：“今大王好听须臾之说，不虑万岁之患。放弃忠直之言，听用谗夫之语……岂不殆哉！臣闻桀登高自知危，然不知所以自安也……愿大王察之。”任何一位读者都知道这段话从头到尾都无法令夫差接受。我们可以看到，伍子胥为了增加自己的说服力，采用了类比的手段。在第一章中我们已经指出，《诗经》善用委婉形式表达诗人的想法，而“比”则是委婉表达的重要手段。通常诗人们在用“比”来表达自己的讽刺时，关键在于隐去直接的负面意象，使自己的规劝充满张力，从而让对方乐于接受自己的规劝。伍子胥的“比”，则是一种直白的比较，并非含蓄的比喻。他动辄用桀纣这样的亡国之君来类比夫差，把自己的君王说得愚蠢无比，这样的言语与中国传统所推崇的委婉表达方式完全相左——注定是一种毫无效果的交流方式。也就是说，伍子胥的劝谏必然会失败。然而伍子胥却沉浸在自己“忠于直谏”的形象之中，完全没有察觉到自己对夫差的不敬，也没有对自己劝谏的失败作自我反省。

我们必须认识到的是，此时的夫差刚刚赢得对越国作战的胜利，尚未进入昏庸的状态，伍子胥完全可以采取更为委婉的语气，然而他却只是一味地粗暴进谏。如前所述，勾践在文种眼中始终停留在战败受辱的阶段，文种始终把自己摆在高高的位置；同样，伍子胥眼中的夫差似乎也一直是那个靠自己才获得王位的“小子”，其近乎粗暴的进谏无疑是“勇而不仁”的。在伍子胥的潜意识中，夫差并不是自己的君王，而是一个需要听从自己的晚辈。他的怒斥体现了其影子中邪恶的一面：他希望能像其他各国的寡头一样掌控夫差和吴国。

伍子胥的劝谏模式让我们想到了文种，也再次让我们体会到伍子胥、文种两人与范蠡的区别—无论面对战败受辱的勾践还是春风得意的勾践，范蠡都懂得如何用最合适的方式进行交流。赵晔曾通过夫差的眼睛，告诉我们面对安心为奴的勾践，范蠡始终保持着君臣之礼。当夫差看到这样的场面，自然会希望自己的臣子也能如此。通常我们会把直言进谏作为阿谀奉承的反面，但事实上不但两者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而且这两种方式都不是理想的君臣交流模式，都会造成“臣不臣”的局面。

赵晔的叙述告诉我们，伍子胥对夫差的有话直说，并不见得是出于忠诚，而更多的可能是源于自大。这是由于当初夫差是在伍子胥的帮助下得到王位的。当阖闾和伍子胥商量立太子之事时，伍子胥推荐了夫差。阖闾表示了反对，认为夫差“愚而不仁，恐不能奉统于吴国”。此时伍子胥作了劝说，他说：“夫差信以爱人，端于守节，敦于礼义，父死子代，经之明文。”我们看到，一方面伍子胥虽然表达了和阖闾相反的意见，但是语气合乎礼仪；另一方面他对夫差的评价颇高。由此阖闾听从了伍子胥的建议。

伍子胥当时对夫差的评价和他在夫差即位后对夫差的批评有着鲜明的反差。如果当时伍子胥对夫差的评价是真心的，那么他在夫差即位后就不应该把新任吴王当作愚蠢之人；如果他对夫差的评价乃是“谎言”，那么伍子胥到最后都在“欺骗”阖闾，想要阖闾把王位传给一个愚蠢之人，以利于自己继续掌控吴国的实际大权。无论是哪种情况，都让我们对伍子胥的忠臣身份产生了怀疑。然而，伍子胥显然不愿意承认自己怀有这样的私心。他越是想要压抑自己邪恶的影子，就越是想要在人前展现自己“忠诚”的一面，以至于在夫差对他完全失去了信任之时，他还不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在《吴越春秋》中，夫差即位之后伍子胥的第一次出场就是担心自己被夫差弃用。他为了获得夫差的重用而开始了一路的直谏，希望用自己的“权威”来震慑靠自己才上台的夫差。于是他进一步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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