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老克勒】一笔写勿出两个“吴”，子承父业“吴功”十八般

文│任律

吴萌与父母的昔日合影

上海徐汇区乌鲁木齐南路145号沿街处设有一道带塑料雨棚的黑色厚重铁门，门前栽种着成荫的法国梧桐，临近一家古董商店“庆余堂”。这里同建国西路上的“懿园”相连，为民国30年由中国农工银行投资建造，是上海城区最具特色的老社区弄堂之一，亦是有名的银行人士之家，工行退休员工吴萌的父亲吴琦和母亲殷瑞雪在这里住了整整六十余年。上海女摄影师何肇娅曾经这样形容懿园，“在这座城市西部很安宁的地段，有条叫'懿园’的弄堂，里面坐落着57栋房子，她诞生于1941年是英式西班牙风格的连体别墅。柚木地板，明亮的落地钢窗，每间主屋都有着做工考究的取暖壁炉；房屋的顶层呈金字塔形，通透而充满诗意。走入每栋楼内，还是会隐隐闻到只有年代久远才会遗留下来的那股旧式贵族气息，处处惊现着低调的奢华……蜡地钢窗，是当年衡量洋房的标识。阳台外多是种植着玉兰与金桂，这批解放前用金条买进的建筑，大多属于银行家，美孚洋行的买办，商人，高级知识分子所拥有。他们的后代，一代代的儿子，孙子，在祖传的房子里居住了下来……

吴萌的父亲吴琦出生江阴望族，因受战乱之苦，少年时不得已背井离乡。从他走出家乡到重庆谋生，就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银行事业。许是受他影响，他的孩子们属于金融系统，尤其是二儿子吴萌，子承父业，同样也是位优秀的银行人。虽然吴琦已过世，但提及父亲，吴萌的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

君子坦荡荡

吴萌的父亲吴琦生于 1922 年。抗日战争时期，为有机会接受教育，躲避战争，他同妹一道，从家乡江阴出发，跋山涉水辗转到了重庆，后在重庆参加了当时中国银行的招考，成为了一名银行练习生。“重庆招考的地方不少，但我父亲感觉银行是第一块牌子，福利待遇好，是愿意去的。再加上身为招生负责人的表叔推荐与照拂，父亲入行就被分到了总管理处业务管理室。”

“照道理，练习生要做满三年，再试用两年，五年后才能成为办事员。父亲运气好，档案管理正好有个空缺，一年不到就被老师傅推荐上去了。”

吴琦用心上进，这份工作他很快就上了手。“那时候，档案箱的钥匙是交给我父亲保管的，里面是非常齐全的中国银行旧档，重庆的气温高，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有午休，我父亲就利用这个时间，在防空洞一边乘凉，一边打开箱子翻阅学习，什么样的案件，经过什么步骤，得到了怎样的结果，档案里都一目了然。这也是我父亲后来顺利接手办案的一大原因。很多案子都已经预先看熟悉了，都在这个框架里，还有一个经验就是，办案的人要能理解上头主管的想法，报告要针对其思路，所以我父亲一交上去就能通过。”

日本投降后，中国银行搬迁，吴琦便带着妹妹乘船到了上海，直到解放前夕，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和高层都转移到香港去了，而吴琦听从了上头的建议，调到了储蓄部。时逢上海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社会动荡。“当时，我的父亲是负责人，连同一名会计、一名出纳，一部三轮车，这样几个人开展业务，服务企业，像是夜班工人代发工资，因为人手不足，都是我父亲一个人去办理，到了晚上两、三点钟，把钞票送进厂长室，此时已经来不及回家，知道父亲没有去处，厂里安排他在职工临时宿舍借宿，那个时候，每个季度上面还要开会，不断指派任务，父亲也不喊苦，要求做什么就做。其实他心里有底，只要能开发一家大厂，就可以保证完成任务了。”解放后，公私合营，吴琦留在了人民银行继续工作。

原人民银行卢湾区办事处，现为上海市银行博物馆

“大五反”运动以后，人民银行分组了两个大队，安排共计2400人到苏州轮训，吴琦是其中之一。“等到轮训班结束，留下了我父亲在内的20人待命，第二天才知道，原来分行决定要统一按照苏联的信贷模式，留下一些优秀人才进行为期两到三个月的特训，那时候每天都有外地请来的专家教授讲课，等到他们一行人完成特训后，回到上海，就派到各个行，检查、指导各行的信贷工作。”接下来，根据（居住地）就近原则，吴琦分到人民银行卢湾区办事处信贷科，先后也做过联系、调研工作，然后才开始正式搞信贷，对口一些大户，如上海机械厂，化工厂等。不想“反右”运动很快开始了，继信贷科长后，吴琦第二个被扣下了反党的“帽子”，经历了一系列批斗和长时间的下放劳动。

“父亲在农场里搞过运输，负责运送黄沙、水泥，还运过小猪。后来总算有了一点功劳，设计了一个吊车为大家提供了不少便利。文革后，他是卢湾区第二个‘摘帽’的。”此时，吴琦总算又回到了银行，但他并不打算回信贷科，而是听从安排，去了复兴中路储蓄所，搞储蓄，此后，他在卢湾区多家储蓄所工作过，也在多个岗位轮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名“综合柜员”，业务多面手，有一日，他听到楼上喧哗，于是到人事科凑了个热闹，从同事那里得到了一个消息，现在有政策，机关单位可以实行“顶替”，子女顶替，又称接班顶替，是指父母退休，退职后，由其子女办理手续，顶替空下来的名额，进入父母原工作单位上班。这种方式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招工的一种重要方式这时，吴琦想到了自己在江西插队落户的二儿子吴萌。作为行里的“老法师”，吴琦退休后，又被回聘，一直做到了76岁，最后是在儿女们的强烈要求下，才离开奉献了一生的岗位。

子承父业

“我的父亲是我进行后的第一任老师。同期有30多人，大部分是顶替进来的，后来才有财贸系统的招生。因此，最初的分配方向很明确，就是跟着上一代工作来。我父亲是搞储蓄的，那时父亲就手把手带着我做了几个月的储蓄，接着才是支行培训，再重新分配。”吴萌从1979年顶替父亲进银行，一直到退休，四十多年，岗位调动频繁，却始终没有离开过卢湾支行，因此很有感情。“年轻的时候，我的性格比较毛糙，脾气也不是太好。我记得进行之初，父亲就对我说，银行工作是一种磨练，能让去掉我的棱角，变得沉稳，有担当。”

同父亲吴琦一样，吴萌也是一名业务“多面手”。“我最早是储蓄出身，做过雁荡路分理处主任，管理下面十几个网点，然后调到了支行最大的分理处——复兴中路分理处。2001年到了支行做办公室主任。”对于吴萌而言，每次的工作调动，都是一次新挑战。“我工作这些年，正好经历了从人民银行到工商银行，工商银行发展起来的时期。印象深刻的事情太多了，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手工操作转电脑的时候，我时任副科长，一个人负责处理全支行的业务，将全部手工账目转移到电脑里，而且账目还要轧平，那时候我干脆就住在支行里，借用301室的俱乐部空房，按照工作计划一步一步打余额，输入，平账。因为有相关经验，后来工行联网，我们也是比较早结束清算的支行。”因为业务突出，陆续有不少外面的银行来挖角，但吴萌从不为所动。“在我最困难的时期，是工行给予了诸多照顾，像是刚工作那会，为了解决住房，支行分给我了一间11平方的亭子间，那时候回到上海能有间房已经是很好的事情了，我非常感激。”

工商银行雁荡路分理处旧影

随着支行工作需要，不久后将吴萌调到了办公室。“我纯粹是个业务干部，没有做过行政工作，当时还有点担心。由于没有分市场部，为了工行发展，要引入三千万以上的大户，必须行长带队去营销。因此办公室不仅是行政部门，还是营销部门。就这样，我在办公室经历了三任行长后，年纪也大了，岗位要动一动，就转到了工会。”吴萌多年的累积，让他对卢湾支行的情况和人事都格外熟悉，虽然是新手，工会工作也开展得一帆风顺。“要说难处，难就难在人手紧张，能做好，靠的都是和领导的配合，员工也给予支持。”后来，卢湾区支行不仅评上了“分行优秀职工之家”，吴萌退休前那一年，还评上了“总行优秀职工之家”这一最高荣誉。“如今，我已经内退十年，正式退休十一年，离开工行十三年有余，和昔日的同事和手下员工依旧关系融洽，他们不时还会来和我聊聊行里的近况。”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