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逸的力量｜《资本主义现实主义》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作者:马克·费舍，译者：王立秋，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1月。

与当下现实“短兵相接”的教育之书

2011年，美国上映了一部名为《超脱》（Detachment）的电影，导演托尼·凯耶通过主演阿德里安·布罗迪扮演的代课教师亨利，展示了一幅极为阴郁的美国教育图景。亨利难以走出童年创伤经历导致的阴影，他心灵破碎且封闭，特意选择代课教师这样临时性、流动的工作来避免与周遭世界产生情感联系。他所代课的社区高中因问题学生反叛、风评不佳从而面临绝境，学生们肆意挑衅和顶撞教师，陷入令人绝望的社会底层再生产而不自知；亨利的同事们以种种个人化方式去应对艰难处境，或是犬儒玩世，或是情绪崩溃，而这种极端无望的公共教育处境，反而激发了亨利沉睡的天赋，他以某种深重的悲哀风格（如阅读课上他给学生朗诵爱伦坡的《厄舍府的倒塌》所喻示的），和学生、同事建立了情感联系。

《超脱》（Detachment）剧照。

实际上，这样一幅阴郁的教育图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艾伦·布鲁姆（Allan D. Bloom）出版的畅销一时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中，早已有了思想层面的诊断和预示，只不过，布鲁姆在书中对美国大学的犀利抨击，容易被指认为持精英立场的知识分子对美国大众文化及“政治正确”的民主文化的反戈一击。显然这是错失了要点。如《超脱》中刘玉玲饰演的心理辅导老师多丽丝面对无动于衷的学生，在近乎悲愤的状态下喊出的：无心（careless）是轻而易举的，真正难的、需要勇气和性格力量的，是关心。

只要在教育领域中有过哪怕短暂执教经历的人都知道，教育工作中一个大家心照不宣的秘密就是，放任不管、按部就班的机械式工作是最容易的事（我的一位大学同事对此有过辛辣的点评：“我假装讲课，学生们假装听课”）；一旦秉持“天职”观念，希望在官僚束缚的框架下有所作为，事情就变得棘手。进一步地，如果对学生有所期待和塑造，同时又试图小心翼翼地呵护学生的独创个性、成就自由灵魂而非专家学者，那么，此时的教育就进入精妙的艺术范畴。考虑到现实当中的阶层分化以及种种政治经济力量对教育场域的“争夺”，对教育的探讨实在是人类社会一个重大恒久的课题。

在这个意义上来探讨英国学者马克·费舍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私人情绪与时代症候》一书，我们可能发现，这是一部与当前现实“短兵相接”的教育之书，费舍堪称二十一世纪初罕见的教育者。

在对二十一世纪初的现实进行诊断时，费舍表现得像一个高明的侦探，带领读者穿越思想的重重迷雾。费舍无疑是欧洲左翼理论滋养的当代旗手，西方马克思主义自葛兰西、萨特、阿尔都塞、福柯、德勒兹、布迪厄等人以来，已发展为星丛式的宏大思想体系，费舍并未被这一宏大体系遮蔽，他巧妙地借助影视评论、文化分析以及后现代理论（从詹明信、齐泽克、让·鲍德里亚到德勒兹、加塔利和拉康），以令人惊异的清晰方式，告诉我们为什么当前的资本主义发生了极其重要的变化，所谓“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即通常所称的资本主义实际上已经成了一幅“景观巨幕”，它笼罩一切、无远弗届，不但是西方唯一可行的政治经济系统，而且就连想象其替代选择也变得不可能——费舍引用詹明信和齐泽克的话说明了这一点：想象世界末日比想象资本主义末日更容易。

《超脱》（Detachment）剧照。

在教育领域，

寻找存在意义上的真实

这种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究竟是怎样一个怪物？费舍至少从两条线索上给出了说明：其一，从深度上说，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接近尼采所说的，让一个时代陷入一种“危险的、针对自己的反讽情绪”乃至更危险的犬儒情绪，由于这种情绪的裹挟，某种超脱的旁观主义、“世界主义的指法”取代了介入和参与，旧的资本主义信仰体系崩溃，剩下的是在废墟审美中盲目游荡的“消费者-旁观者”。费舍以精神健康为范例，讨论了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如何在看似高效、突飞猛进的运作过程中导致日渐严重的压力和痛苦问题，精神痛苦的增长率（尤其是抑郁症，费舍本人即长期承受抑郁症的痛苦）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实践密切相关。此外，对后福特主义社会中劳动力的临时化、劳动环境的网络化分析表明，工人的对抗已经不再是阶级阵营之间的搏斗，而是内部对抗，即工人的“心理斗争”；欲望被资本充分动员后的工人再也找不到一个“可辨认的外部敌人”，费舍在此评论道，这种情况将左翼打了个措手不及，至今左翼未能从中恢复过来。

其二，就广延的“装置”层面而言，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被德勒兹和加塔利描述为某种先前所有社会系统均无法摆脱的“黑暗潜能”，其所构筑的实体（即资本主义系统）具有无限的可塑性，其界限并非由法令固定，而是被务实地、即兴地定义，这种拆解规则并且随时重建的做法表明，资本主义不受制于任何超越的法——费舍此处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似乎可概括为“无结构的结构”，相较于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笔下的例外状态和“神圣人”结构分析，费舍的分析突出历史含义，但这幅步步为营的资本主义动态演化图景同样阴郁得令人窒息。例如，费舍探讨了深入到无意识层面的资本主义文化，这个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甚至可以对具有颠覆潜能的材料加以“预纳”（precorporation），也就是说，对于人们的欲望与希望进行预先设计和塑造，这其中尤其包括对“另类”和“独立”的反叛文化的预先设计：涅槃乐队和科特·柯本的极度倦怠和愤怒，他们的每一个举动，甚至在发生之前就已被预料，被追踪，被“买卖”。即便柯本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景观的一部分，意识到一切都有剧本和套路，他也无力逃出这个系统。同样的例子还可以从好莱坞对革命者切·格瓦拉精心地浪漫化、让他成为时尚文化的标志这点看出（见2004年发行的电影《摩托日记》）。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已经走到了仰赖反资本主义这个“否定的结构”来诱使人们安心消费的地步。

《摩托日记》（Diarios de motocicleta）剧照。

如此一来，我们看到费舍描绘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运行得天衣无缝，而目前可见的抵抗形式则毫无希望，那么，反抗还有可能吗？有效的挑战来自何处？在“资本主义与真实”一章，费舍试图从拉康、齐泽克的真实（the Real）与现实（reality）区分入手，来回答上述看起来几乎不可能的问题。费舍认为，在拉康那里，真实遭到压抑，现实通过这种压抑将自己构造为“自然化、无可置疑的”现实；但真实是“只能在表象现实场域的断裂与矛盾中窥见的创伤性的空洞”，换言之，质疑看上去“别无选择”的现实，破除其中虚假的必然性（如资本主义是唯一可行的政治经济系统），才有可能激活现实之下的各种真实，这是反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重要策略。同样的道理，后福特主义控制社会所强调的“灵活性”“游牧主义”和“自发性”，看上去似乎正是反抗僵化体制与集中化的“68”一代所欲求的目标，在费舍的分析下，这些恰恰是新自由主义政治的诡谲现实，它非但不新，反而是阶级权力和特权的回归。而尤其令人惊异的是，费舍考察了新自由主义政治与国家、官僚制的密切关联：自诩反官僚制的新自由主义管理，官僚措施竟然得到了强化。费舍采纳齐泽克对拉康“大他者”概念的阐释，以精彩的、令人信服的方式说明后福特主义官僚制当中，大他者如何以一种巧妙的、类似卡夫卡的迷宫结构的安排来虚拟变形并强化自身。

由此可见，如果说反抗还有可能，首先应该迈出的一步就是借助理论分析对现实的“爆破”，发现存在意义上的真实。费舍探讨真实的领域正是在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占支配地位的文化领域，即教育。费舍在英国一家延续教育学院（Further Education college）任教长达10年，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形成的困局有亲身经历和深度观察，而教育领域是分析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作用的“完美起点”。在费舍看来，英国学生表现出的“反身性无能”（reflexive impotence）连冷漠和犬儒都不是，而是某种听天由命：知道自己处境糟糕，但更重要的是，知道自己对此无能为力。这种情况的外在表现是，费舍接触的许多青少年都有精神健康问题或是学习障碍，但这些问题都因私人化而排除了政治化和社会归因的可能；这些青少年陷入某种“抑郁的快乐”状态，费舍将其精确定义为“做追求快乐之外的一切事情上的无能”。由于控制社会取代了福柯所说的规训社会，网络—手机—杂志等信息平台构成的娱乐矩阵把学生吸进后，导致学生在集中注意力或是专注上的无能。教师的情况可能更糟：英国教育标准局的检查发生的变化是，以永久性的无处不在的测量取代了定期评估，甚至越来越重视学院的自我评估系统——费舍引用福柯的话说明了这些测量和评估的惊人效果：监控的位置上不必真的有人，被监控者会自动进入自我审查状态；在教师身上就是不断进行象征性的自我贬低，这是一种“后现代资本主义版的忏悔主义”。

教师实际上困在诱导者—招待者和规训者—权威这两个身份之间。如果是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则来理解教育，那么学生和家庭自然是消费者，学校和教师则是提供教育服务的招待者（费舍不无讽刺地说，考虑到资金来源，英国的学院不能开除学生）；但在家庭被高速运行的资本主义压垮后，教师越来越需要代行家长职能，扮演某种规训者和权威的角色，甚至为学生提供情感支持。整体而言，教育早非隔绝于真实世界的象牙塔，而是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再生产的“引擎室”，种种矛盾汇集其中，无怪乎费舍称其为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文化的前沿阵地。

《超脱》（Detachment）剧照。

逃逸的力量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以及后福特主义下“日渐低幼化”的文化的出现，导致原有的反规训的斗争都行不通了。如前文所述，依照现实和真实的划分，破除现实的看似自然、“无可选择”的表象后，就应该跳出积极进取与消极怠工这个二元对立并寻找新的出路，我们可以理解为，寻找“逃逸的力量”（语出福柯对勒贝罗尔绘画的评论：从战栗的沮丧和被忍住的悲伤传向希望的闪烁，传向飞跃，传向这只狗的无尽的逃逸……）。

费舍确定这个寻找过程中，首要的一点就是对控制程序的不认同。当意识到“创造性”和“自我表达”（这恐怕是教育系统最强调的特质）在控制社会已经变成劳动的一部分时，原子化的个体突进和反抗也变得不可能了；青年尼采受叔本华的激励，认为人应该以英雄式生存之姿抛弃尘世幸福、与极其严重的困难搏斗并不求回报，直至为真理奋不顾身地牺牲——在费舍眼里，这种清教徒般的高贵理念无疑契合了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需要，与马克斯·韦伯曾经指出的早期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契合别无二致。放弃政权，退入情感和多样性的“私人空间”同样不可取，在齐泽克看来这正好构成新自由主义统治的“完美补充”。费舍认为，唯有在出现一个新的集体政治主体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跳出这种宿命论；但是新的政治主体如何出现，以及是否需要建立全新的政治组织，费舍认为这仍然有待回答。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费舍所指出的方向：悬置现有的结构，在恢复公共性（例如让教育回到公共服务的轨道，摆脱商业本体论）的前提下，策略性从管理主义配置的劳动形式、监督机制中撤回，以及将普遍的心理健康问题从医学话语中抽离出来，将其转化为有效的对抗等等。

我们可以看到，费舍以某种审慎乐观的方式引导读者寻找新的有效反抗形式，这些引导如历史幽暗处的微光闪烁不定，但引发的思想共鸣和连锁反应将是深不可测的。在书的末尾，费舍以情感激扬的文字指出，鉴于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压迫无处不在，哪怕是替代性的政治经济可能性（也包括思想的可能性）的微光，也会产生巨大影响；恰恰是什么都不可能发生的情况，让“一切又变得可能”。这就是说，必须把历史终结的漫漫长夜当作一个“巨大的机会”来把握——我们会想起，韦伯在《以学术为业》的演讲末尾，也曾经引用《旧约·以赛亚书》的一段话来表达“黑夜”的隐喻：

“守望的人啊，黑夜还要多久才会过去呢？”守夜人回答说：“黎明就要来了，可黑夜还没过去。如果你还要问，那就回头再来。”

很明显，教育者韦伯在告诉年轻人，不要期待先知和救世主，真实就在于每一个人面对黑夜的思考和行动（而非徒然等待）。费舍与韦伯在激发行动的气质和精神主旨方面完全一致，只不过，费舍的文字更加激进，这或许是相比资本主义，这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巨大、全新的事物已经在理论上被锚定和显影。尼采-韦伯式的英雄生存或许在今日仍然闪耀着激动人心的色彩，但在现实几乎转为“无物之阵”、反抗已经预先被设定的当下，费舍开启的寻找“逃逸的力量”并与生成缠斗的路径，让身处黑夜的人们重拾信心、看到更多可能。

撰文/张美川（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编辑/李永博

校对/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