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昱 陶喜红：社交媒体时代网民数字身份焦虑的表征、生成与调适

作者：赵昱（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陶喜红（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青年记者》2024年第4期

导 读： 本文基于解释性分析的路径，提出数字身份焦虑作为社交媒体征候而广泛存在，表征为错失恐惧型焦虑、消费崇拜型焦虑和隐私失控型焦虑，并勾勒出意识形态叙事、未来机器学习与自我主导权认同的积极调适路径。

身份是一个语境化的词汇，受到时空与个体差异的限制，它指涉一种结构性的归属感，而非外在的所有权。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身份成为个体展示自我与他者评价自我的一种方式。社交媒体用户可以通过数字身份建构，使现实空间中的某物、某事或某段经历与特定虚拟ID之间形成相对等价的关系。换句话说，从个体的现实属性到数字空间的虚拟属性，身份完成了由物质化向非物质化的演变，对自我、他者与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一、作为社交媒体征候的数字身份焦虑

数字时代，社交媒体为身份的建构与认同提供了新的解释性路径。在这个路径上，身份范畴的意义产生流动，个人的身份建构不再依赖于“我是谁”的习惯形式，而不断滋生出“我想成为谁”的预设期待。在这些激增的身份类别中，数字身份对身份意义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成为当下社交媒体用户“一个去空隙化的身体和一个虚拟的数据替身”[1]。

有关“数字身份”的研究可以追溯至1968年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的预测，他提出，自我身份确立的意识基于“对自我同一性和连续性的感知”[2]，随后引发学界对数字身份建构与多重身份的讨论。尤为突出的是，在西方哲学与现象学框架内的分析，将数字身份视为“个人进行线上活动而产生的信息痕迹的总和”[3]，并衍生出“算法身份”“数据主体性”和“虚拟身份”等概念。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于数字身份的研究亦有涉及，但仍未形成共识，主要包括将数字身份置于技术语境中探讨其“作为自身标识并承载个人信息”[4]的功能，以及从媒介伦理学视角诠释“数字身份盗用、易追溯及认同缺失”[5]的负面效应。

可见，尽管目前国内外关于社交媒体与个体身份建构的研究众多，但大多将社交媒体视为信息沟通与社会动员的工具，忽视了其社交及在线身份建构的潜在功能[6]，尤其是关于数字身份焦虑现象的探讨尚付阙如。

毋庸置疑，“数字身份焦虑”将成为未来一种普遍的社交媒体征候而长期存在。一方面，数字身份焦虑体现了个人在以数据为计量单位的社交空间内，持续产生的“自我表现为流动的抽象的感受”[7]；另一方面，它也指涉各类技术滤镜所引发的个体“生存性隐忧”。因此，个体、他者与群体如何看待与调适数字身份焦虑，是一项重大而深刻的跨时代命题。本文在此基础之上，试图梳理与探讨社交媒体中数字身份焦虑的表征、形成机制与调适策略，以期回应现实所需。

二、网民数字身份焦虑的表征

在社交化的网络空间中，数字身份的建立与发展具有虚拟性、隐匿性、多重性、不稳定性和流动性的特征[8]。这表明，区别于现实身份在社会规则与惯例影响下形成的相对稳定与刻板的自我呈现方式，由数字身份引发的“形象展演”与个性表达更具多元化，相伴而来的焦虑问题也具有更为复杂的表征类型。具体而言，包括错失恐惧型焦虑、消费崇拜型焦虑与隐私失控型焦虑三重表征。

（一）错失恐惧型焦虑：被竞争的在线身份

2004年，麦金尼斯首次提出“错失恐惧”的概念，即“Fear of Better Option”（FOBO），后被收录进美国在线俚语词典，指的是“由社交媒体上他人动态更新引起的，认为自身可能错过他人新奇经历的一种弥散性焦虑状态”[9]。这种错失恐惧产生的深层原因，一方面，来自社交媒体用户数字身份之间的比较、模仿和竞争；另一方面，是超越传统媒介使用方式的“永远在线、永久连接”[10]概念的深刻影响。

首先，社交媒体给予个体自我展示的空间，并使自我数字身份的确立、发展与延续成为一个不断演变的循环。在此过程中，无数个体的数字身份被社交媒体呈现、比较和调整，不可避免地引起用户个体或群体间通过“对符号的操纵来竞争性地自我定位”的行为。进一步来看，数字身份的“竞争”必然带来个体认同感的降低。罗洛·梅指出，个体之所以产生身份焦虑，“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该追求何种角色，该相信何种行为原则”[11]。在数字身份竞争产生的理想化愿景中，处于劣势的个体会产生低自尊感和不安全感，并引发由此而来的错失恐惧心理，甚至是自我破坏的消极冲动。

其次，社交媒体对于日常生活的嵌入，使全时空在线的数字交往形态成为现实。已有研究证实，当人们忧虑可能会错过社交媒体上的任何动态时，他们就会主动且连续不断地刷新其社交媒体动态，而且社交媒体的使用频率与个体的焦虑程度呈正相关[12]。这表明错失恐惧感较高的个体更有可能持续使用社交媒体，从而导致更深程度的焦虑心理的产生。而从个体自我呈现的角度来说，这种“焦虑感”最终被社交媒体锚定为用户数字身份建构过程中的负面情绪。

由于数字身份产生过程中的竞争性行为和永久性连接的影响，社交媒体用户的数字身份焦虑共同表征为错失恐惧的范畴，即对他者或群体发布的动态过度关切，从而对自我沟通与调节能力产生质疑。这种数字身份焦虑的表征类型，不但使个体无法从原属的社会群体中获得稳定的归属感与认同感，还会使其因与新的身份期待差距过大，而面临戈夫曼所指的新一轮“表演崩溃”的危机。

（二）消费崇拜型焦虑：被遮蔽的价值观

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与普及，年轻一代参与粉丝文化的意愿和需求愈加凸显。基于斯图亚特·霍尔“编码与解码”的概念，拥有名人崇拜心理的粉丝个体可以被视为从事不同程度文化符号生产的“劳工”。在这种意义生产的过程中，受到商业因素的操纵和影响，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念被重复使用和挪移，并渗透至社交媒体用户作为数字劳工的自我认同体系之中。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互联网空间并非虚拟与空洞的存在，而是由文化与技术的劳动贯穿始终的，是一种内化于网络社会的连续性的价值生产。用户以其数字化的符号置身其中，一方面，持续创建新的社交关系与信息内容；另一方面，不断消费自我身份的商品化体验。正如安妮·佛里德伯格在其著作《橱窗购物：电影与后现代》中提出的，“虚拟凝视与移动凝视相结合”[13]，使自我创造出一种可消费的商品化特质。简言之，我们可以说，社交媒体用户的数字身份呈现就是自我的商品化过程。

回归至粉丝研究中的“名人崇拜心理”一说，个体通过不断内化的消费主义价值观与规范，“从而约束自己”并学会了“维持和体现一种自我监视行为”[14]。

在消费社会中，名人崇拜心理与消费主义观念被反复强化使用，个体对现实生活与身份的归属感逐渐丧失，人际关系趋于敏感，更可能引发成瘾化的追星行为。正是在这种消费激情的作用下，社交媒体用户同时建构多重数字身份，产生身份叠加与混乱的强烈焦虑感。

此外，数字身份焦虑的消费崇拜型表征，还进一步体现为个体的精神困境。这源于商品化给予个体的身份认同是虚假性的，以至于身份成为商品符号的载体，而非个人价值的载体。正如豪格所言，这些标榜身份的符号“如同镜子一样具有移情的作用，他们从表象中提取秘密，并且传播出去”[15]。

（三）隐私失控型焦虑：被剥夺的自主性

在数字社会中，隐私超然于传统观念的框定，被视为一种个体控制或影响自我身份建构的权利。最新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用户将隐私话题视为个人数字身份的支柱性组成部分，并以重要性递减的顺序依次排列：姓名、性别、感兴趣的工作等[16]。也就是说，个体基于对不同社交媒体的感知与行为差异，从隐私信息中自主选择作为披露的部分，并以此来建构自我独特的数字身份。因此，在特定的在线交往环境中，每一个社交媒体中同一现实个体所展现的数字身份都存在细微或本质的差异。

与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所提出的被遗忘权一样，用户对于数字身份建构过程中隐私信息的披露同样拥有自我主导权，即一种个体能够控制自己使用何种数据以及如何使用此种数据的权利。然而现实却是，关于隐私泄露与数字自我主导权的争论尚未休止，社交媒体用户面临较为紧迫和普遍的“隐私悖论”问题。由此，不只是数字身份的建构与认同，面对日常生活全面而深刻的数字嵌入，个体、他者与群体无一例外地将会产生严重的焦虑心理，表征为对个人隐私主导权的失控。

值得注意的是，隐私失控型焦虑同时也表明个人数字身份与现实身份之间并非对立关系，而呈现交融与共在的基本特征。

三、社交媒体中数字身份焦虑的生成机制

在社交媒体中，网民数字身份焦虑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有其多因素杂糅与重叠的生成机制，主要体现在媒介技术、个体心理与社会文化三方面，形成身份认同的流动与缺失、身份建构的伪饰与涂层、身份展演的并发与无序的动态过程。

（一）萌芽：身份认同的流动与缺失

数字身份无需囿于社会建构主义的影响，在个人的反思行动中常规性地维持和创造价值。相对地，可以用技术决定论的思想为数字身份的建立提供合理的解释框架。英尼斯指出，“一种新媒介的出现，将会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17]，而数字身份焦虑现象同样昭示着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持续性演进。当个体从原属社会群体中的自我获得感降低时，便会萌生建立和发展虚拟空间中身份形象的内在动力。恰在此时，由于社交媒体中社群的组织形式相较于现实世界大多是无序、松散且不稳定的，个体所能感知到的群体压力较低，更有可能形成多重身份与自我。

由于社交媒体提供的信息流动空间更具不稳定性，使个人数字身份的确立始终处于流动和变化的状态之中，导致个体身份认同发生变革。其中，人们关心的诸如“我是谁”“我希望成为谁”和“他者如何看待我”等问题产生成为一个流动的、持续的及不稳定的过程。如此引发的结果有二：其一，身份认同机制的变迁给予个体或群体对自身角色和地位的不确定性；其二，身份认同缺失，产生焦虑与恐慌的负面情绪。

可见，从媒介环境学派的观点切入，数字身份焦虑的生成机制可以追寻至社会认同机制的变迁图景中。随着社会形态的演进与发展，网民个体或群体受到不稳定性因素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丧失了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感，并力图通过社交媒体塑造一种“虚幻的假象”。表面上看，这是对个人身份优越感的崇拜心理，实质上是数字身份焦虑产生的萌芽与开端。

（二）发展：身份建构的伪饰与涂层

数字身份最直接的特征，即具有可伪性和多重性。有针对“夸夸群”及身份焦虑的研究显示，青年群体在身份建构的过程中，渴望形成一种“理想化了的自我客体”[18]，用以克服和消除自我在现实生活的迷茫与孤独。首先，正如上文提及的，从社交媒体一代所处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结构因素来看，其个体身份焦虑滋生于对认同机制变迁、社交关系流动与文化价值堕距的深重担忧。同时，社交媒体半开放、半匿名的互动形式将他们聚集至线上的“原子空间”内，以暂时摆脱现实社会负面情绪的持续性困扰，达到一种心理平衡的理想状态。

其次，个体置身于社交媒体提供的自由交往的舞台，不再受制于物质空间地缘机制、时空存在与角色关系，获得支配身份类别与呈现方式的权力。这种权力自下而上的流动，使自我在选择和定制数字身份的过程中，找寻到情感宣泄与精神表达的出口，倾向于成为“日常生活中的表演者”，即对数字身份的建构进行伪装与修饰。尽管极尽华美，但外表终会褪去光泽，当沉迷虚假表演的自我被拉回至现实社会的巨大鸿沟之中，原本获得片刻解脱的自我又将重新陷入“身份焦虑”的现实困境之中。

与虚假的自我表达一样，近年来为学术界热议的“涂层理论”同样注重“事物外在的表现形式，而非其内容本身”[19]。基于此，我们在感知他者或某一群体的数字身份时，本质上是与各式各样的涂层类型进行互动。其中不乏“盲目乐观”或“过度狂欢”非理性诉求，容易使个体产生沉迷其中的消极心态。由此可见，数字身份建构过程中的伪饰与涂层行为，可以成为个体身份焦虑产生的中间关键性环节，即数字身份焦虑生成机制的发展阶段。

（三）生成：身份展演的并发与无序

个体数字身份必然具有多重性与重叠性，它们以意义不同的排列方式进行编码，并对现实身份产生不同程度的张力。

基于此，社交媒体用户选取符合特定文化语境的数字身份类型，作为公开展演的理想化“剧本”。同时，根据观众和印象管理的不同需求，个体还会不断开拓新的富有多样性的“自我展演”形式。在这一过程中，数字身份焦虑一方面源于自我“缺位”时所要面临的“表演崩溃”的后果，另一方面生成于个体持有数字身份时接收到的在线群体压力。可见，与数字身份的确立形成互构关系的“身份展演”的并发性与无序性，即数字身份焦虑生成机制的最终一环。

数字身份焦虑的生成机制涵盖萌芽、发展与生成的基本环节，体现了身份认同的流动与缺失、身份建构的伪饰与涂层以及身份展演的并发与无序的具象过程。这不仅给予了数字身份焦虑一个可供复制的解释性生成机制，还为未来后数字时代身份焦虑问题的调适提供了一个可逆的思维框架。

四、社交媒体中数字身份焦虑的调适策略

对数字身份焦虑的调适可遵循技术、社会与个体的视角，找出可能存在的针对性的优化进路。

（一）社会层面：提升意识形态叙事能力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数字身份具有多重性与流动性的特征，个体在使用这种身份传播话语的过程中，受到自身兴趣、群体规范或社会准则的影响，有可能导致话语分裂与两极化趋势，甚至造成社会群体认同与价值凝聚的撕裂。

为了应对此种危机，可以建构一种“更好的互联网”价值观，使社交媒体用户更好地了解自身数据是如何被利用的，且保证社交行为的“匿名性”“在线透明度”和“用户可控制权”。换言之，未来我们十分紧迫且有必要提出一种基于集体利益的“意识形态的叙事模型”，从社会非强制性视角切入，针对有意营造消极情绪或引发极端群体行为的个体，以及其所建构的多重数字身份，建立健全以主流价值观为导向的意识形态叙事体系。

（二）技术层面：基于区块链与机器学习的社交

就目前来看，社交媒体能够运用超时空链接的方式创造用户、组织、社会机构，甚至机器人共存的数字交往环境。未来，在Web3.0的技术语境下，社交媒体还将进一步转化为新型虚拟社区的关键组成部分。因此，可以预见的是，以区块链技术为主导的网络交往空间中，去中心化和自治化的分布式管理机制将会迎来实质性的发展和突破，并衍生出可供自身应用的多种线上社交模式与集群。

在新近研究成果中，基于区块链的在线社交媒体被视为数字身份系统中的必需品之一[20]，即“Blockchain-Based Online Social Media”（BOSM）。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就数字身份焦虑的调适而言，可以尝试将区块链与社交网络相结合，提高平台信息传播的效率与可靠性，消减用户隐私泄露的风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隐私失控型焦虑的表征。

（三）个体层面：强化自我主导权身份认同

在当下的社交媒体环境中，用户个体并不具有完全控制自我在线存在形式的能力，由此引发的数字身份焦虑仍处于频发阶段。因此，从个体发展的层面上说，可以引入一种用户互联网身份管理的新型调适路径——自我主导权身份。

更准确地说，自我主导权身份能够检验数字身份的合法性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实现“我们可以控制自己使用何种数据以及如何使用这些数据”的交往愿景。虽然部分欧洲国家提出自我主导权框架（ESSIF），并着手制定针对不同类型数字身份问题的倡议，但人类仍然缺乏对身份焦虑转变的可能性以及对国家、社会和个体产生的具象影响的认识。因此，对自我主导权身份调适数字身份焦虑可能性的开掘，是全球共同面临的一场时代之考。

五、结语

基于多元解释性分析的路径，本文探讨了作为社交媒体征候的数字身份焦虑，以及其表征、生成机制与未来可能存在的调适路径。在这一过程中，提出运用错失恐惧、消费崇拜和隐私失控描摹数字身份焦虑的表征形式，并进一步捕捉到数字身份焦虑的生成机制——即身份认同的流动与缺失、身份建构的伪饰与涂层以及身份展演的并发与无序。而作为调适路径，最终勾勒出应对未来数字身份焦虑的可能方案，包括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意识形态叙事能力的提升与自我主导权身份的强化。

最后，还应当反思并指出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在关于数字身份焦虑生成机制的讨论中，个体不但处于自我身份建构与认同的过程之中，还被无数他者“凝视”，可能存在被忽视的网民的主体性的因素影响。在后续的研究与探讨中，这是有待深入开掘的方向之一。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制度驱动型传媒经营改革的协同共振及其历史经验研究”（批准号：21BXW081）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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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赵昱，陶喜红.社交媒体时代网民数字身份焦虑的表征、生成与调适[J].青年记者，2024(04):1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