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沉浮：从释放生产力的改革到社会大分配

　　中国经济的改革结束了吗？

　　没有结束，还需要二次改革，这第二次改革的核心是分配。分配不就是分蛋糕吗？说说容易，做起来很不容易，而且处处是难点，处处是矛盾。

　　中国的分配出了什么问题？

　　中国１０７８年启动了市场化的改革，那时主要是放开了对私有经济的限制，中国那点偷偷摸摸、小打小闹的私有经济一开始也就是个地摊经济，倒卖个粮票、鸡蛋什么的，是地地道道老百姓自己谋生的经济，完全不具备“私人资本无序扩张”的可能性。

　　可以说，改革最初的动力并不那么宏伟，国企全面亏损，无法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现在网上总会有一些永远也睡不醒的人在问：为什么前三十年没有失业？

　　因为那时就业是固定的，一个萝卜一个坑，儿子顶父亲的班，根本不提供新的就业岗位，当然也没有失业统计。有工作的一干就是一辈子，然而所谓的“没有失业”的另一面，是全所有城镇成千上万青年，全体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就这么个人人有工作，没有失业。如果按现在青年失业率的统计标准，青年失业率为９９．９％，红二代也不例外。

　　企业全面亏损，提供不了新的就业岗位，民生就成了大问题，这就是上山下乡大潮的经济背景，那也是一个商品短缺的时代，老百姓在一场大动荡后，开始关注生计了，这完全是自发的，是生活的本能，是老百姓自己补贴生计方式，就如同现在全民写网文，做直播是一样一样的，连小孩子也忙着养个长毛兔，满树根收集知了壳，换点小钱；再下来开始有了私人交换价值，撺皮鞋、从广州倒卖劣质的牛仔裤，连夜在北京西单买个干干净净，一件不留，因为潮流变得太快了，这就是最初的中国的市场经济。

　　邓公的改革开放，最宝贵的遗产就是尊重事实，事实是人要吃饭，人要工作，有些人可以一辈子睡在口号里，而千千万万个家庭要生活，没有这个基本的社会学基础，改革不会成为浪潮，它符合人性，人民的人性。

　　那时有什么分配问题吗？

　　没有，私人企业还没有真正发展起来，对社会的税收贡献接近零；社会大分配的三个维度，还没有构成；至于国企，是全国统一标准，一切都是计划分配，不反映真实的市场需求。

　　中国市场经济真正的发展，是与国际市场接轨之后。

　　２００１年中国加入了ＷＴＯ，这才是中国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突飞猛进的时代；中国人杀疯了，成了外向型的经济，强大的以民营为主体的中国制造，为全球提供服务，外需撑起了Ｇ２的天，也撑起了中国经济的三分天下。

　　世界经济离不开中国，中国也离不开全球市场，当西方债务危机开始严重后，ＷＴＯ实际上已经将中国排除在最惠国待遇之外。中美贸易冲突是严厉的，中国也急于扩张，通过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抗衡姿态，以削弱对外需致命的依赖。疫情是上偶然，疫情期间，中国经济仍然受益于外贸；后疫情时代，局面又为之一变；国际政治、军事与经济问题交织在一起，出口的空间受到了限制。这时，中国转向内循环为主，内需就成了未来经济发展的坐标。

　　我们从外向型经济转向了内生型经济，从投资驱动转向了消费驱动。

　　然而，这个转型是困难的。

　　经济转型，转向消费驱动，消化掉已经形成的巨大的产能，首先要调整消费者结构，中等收入群体要占到人口的主要比例，即从现在的四亿增加到八亿；这意味着，要指望经济层垒式的发展，通过企业扩张增加就业岗位，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三十年，或五十年。如果不甘于一个姚洋所说的超级周期，想再造辉煌，就必须再做一次历史性的改革，这就是分配体制的改革：实现一个由纳税人约束下的体制成本，只有约束住体制成本扩张的冲动，按两会精神，将财政收入的７０％以上用于民生，用于提升全民共享的社会保障，才能实行全社会的平衡分配。

　　这是经济转型的必要条件，而分配的平衡，是任何一个经济体稳定发展的核心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