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区亲历二、三事》 王煜

沦陷区亲历二、三事

王煜

1937年12月日寇在南京大屠杀时，我只是总统府一名 小卒，是个20多岁、血气方刚的青年，在雨花台、太平路、 灵谷寺一带，见日军成群结队，东游西荡，随便奸淫烧杀抢， 便义愤填膺，邀约几十个宪兵队的热血青年组成秘密武装游 击队，虽然也打死了些日本兵，但大势已去，寡不敌众，我 只好混在难民中逃到武汉。在武汉，经武汉警备司令郭忏介绍，赘入当地袍哥大爷 “东阁旅馆”老板徐海州家，为其独女徐桂英夫。1938年10月25-27日，武汉三镇又相继失守。我岳父 徐海州的兄弟伙多，其中李福庚是新四军干部，见我年轻，有 正义感，便推心置腹邀我协助他工作。当时，我是武汉安徽同乡会理事长。我首先利用职权将 我的同学共产党员高明照安排作会馆房管员，以掩护新四军 秘密往来，到汉口汉正街购买食盐以供军需和刺探日本军事 情报等。在武汉的日军，杀人同在南京一样残暴。他们在武士兰 宪兵队内挖了很深的洞，把人成堆成串推入洞中，以毒药毒 死毒烂，然后用水龙将尸体残渣冲入长江，毁尸灭迹；在大 孚银行内秘密设置香蕉水毒药坑，将人丢入坑内即化为乌有；在中国银行内，把活人拿来喂狗，让狼狗咬得四分五裂，惨 不忍睹。

根据岳父徐海州和新四军干部李福庚的安排，在武汉沦 陷后，我就从武昌贡院街迁居法租界，以摆摊营业做幌子，协 助李福庚为新四军做些工作。有一天，一个骑高头大马的日本军官来到摊前，对我 “咦”了一声说：“你不是王建勋吗”？我怔住了。他将帽子一 揭说：“怎么不认得了，我是吉田呀！”这下我才想起来，他 战前在大陆做药材生意，其母是中国人的混血儿日本人吉田， 我们还拜过把的。吉田现在是日本的翻译官，因见我摆摊为 业，以为我已到山穷水尽地步，便主动要我去当日宪佐队长。我回家找岳父和李福庚商量如何拒绝。李福庚认为拒绝会招 致麻烦，不如借以掩护工作为妙。于是，我就当上了日宪佐 队长，安插了些商界爱国青年和新四军的人在宪佐队里，以 公开身份作隐蔽工作。1942年，与我同住英租界特三区的汉奸头子汪精卫的贴 心爪牙姚钧伯约我到他家去。一进他大门，就见两排倒向日 伪的原国民党高级军官，列队鼓掌欢迎，把我当成了不起的 贵宾。姚钧伯对我说，他们马上就要成立湖北省政府了，汪 主席的皇协维新军(如封建皇帝的御林军)也要扩大，劝我 与之合作，在日宪兵队为汪伪政府说话，出价月薪1000个大 洋，活动经费不限量随便报销。我心里虽不愿真当汉奸，但 也不敢断然拒绝，只好含糊告退。出门见无盯梢，便匆匆回 家找岳父和李福庚商量。李福庚当机立断，叫我率妻儿立即 弃家逃走，待天亮就可能走不脱了。逃到城外李家集时天尚未明。李福庚说这样拖儿带崽恐 难走脱，不如你一人先走，即使妻小被他们捉去，谅亦无性 命之忧。

我刚离开李家集不远，就听到人喊马嘶，日宪兵果然带 人追来。后来才知道，家属被其截回软禁在我家，不许自由 出入。直到1944年换防时，才被新四军救出送到湖北宜昌三 斗坪，因不知我的下落，才由我妻发电报到重庆问张治中将 军。经张将军安排，我们一家才在重庆团聚了。

狗子和汉奸。图片来自百度。

本文节选自

1995年12月政协重庆市江北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江北区文史资料 第10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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