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里的导师与研究生关系是：一篇论文

“必记本”注：本文作者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马建红，首发“北京青年报”，特此分享。

每年三四月份研究生论文审读定稿的时候，导师们的“吐槽”声总是不绝于耳。这也难怪，平时看上去古灵精怪、口吐莲花的学生，写出来的论文却是语言贫乏，词不达意，疙里疙瘩，搞得师徒一起着急上火，寝食难安。几经修改润色，直到使论文在表面上“看上去挺美”，才敢长舒一口气，定稿交稿，在焦虑中等待后续的评阅和答辩。

经此“磨难”的老师，在感慨“带学生很难”之余，也会发誓以后要“高标准，严要求”，在平日里就督促他们读书写文章，只是决心易下，执行挺难，等到下一届来学生入学了，依然是放养为主，学生们呢，巴不得你想不起他来，放养的模式自由而快乐。

读研这事确实挺苦，你得有研究的兴趣和天赋，还要能坐得住冷板凳。只可惜现在的读研成了延迟就业的“缓刑期”，且找工作时还可以因研究生的学历而增强竞争力。所以考研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大。每年的三四月份也是研究生复试的时节，学生们要参加各种面试笔试培训班，还得到处打听调剂的信息，而且现在是一人考研，全家上阵，陪考陪复试，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由此又自然而然地催生了一种考研经济。经历了如此的艰难才获得了读研的入场券，到毕业时论文却是那般难产，个中缘由，大概只能到“过程”中去找了。

俗话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似乎是说成不成器，关键在于学生个人的努力。这话虽然不假，但也有点儿“师父”推卸责任的意味。

就说写论文这事吧。其实对于研究生来说，上过几门课，成绩多少并不是很重要，能不能毕业关键就是看论文写得怎么样。而对于平常练笔少，积累又不多的学生来说，要想写出篇像样的文章来着实不易。选题不易不说，即便选好了，因相关知识储备不足，也无法使文章变得丰满且言之有物。因此，博览群书是必须的。

温梓川（“必记本”注：曾在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就读）先生是马来西亚著名的华文作家，他的“朋友圈儿”里可都不是一般人，他和郁达夫、曹聚仁等交谊甚笃，和梁实秋、沈从文、徐志摩等亦过从甚密。在其《文人的另一面——民国风景之一种》里，温先生记录了他的老师冯三昧（“必记本”注：先后在上海大学、暨南大学任教）对他走上写文字道路的引导。他说在冯的课堂上，曾写了一篇小说，交给老师几天后，老师约他去喝茶，并让他看一个日本作家的小品。等温看完后，居然发现他自己的小说和日本作家的文章很相似，不过这并不是抄袭的问题，而是碰巧构思或利用了同样的题材。

冯先生的教导是这样的：“既然发现了自己的作品与人家的作品有巧合之处，那么作品大可以作废了的，写作要言人所未有才能够代表你自己。以后，你至少要先读完了一二百本外国小说才动笔，那么你就会知道你自己所要说的东西，有没有人说过了，应该怎样着眼于人家所未知的东西了。要从事写作，绝对不能贪懒的。”

其实写学术论文或学位论文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发现别人不曾研究过的专题，然后做下去，才会有新意。所以准备写论文的学生，至少也该读几十部本专业的经典。在法言法，法学的研究生自然应该去读大量的法学经典。

当然，如果师父不仅是领进门，还督促你“修行”的话，即便资质平平的学生，也会学有所成。现在这样的导师少了，但也并非没有。前几年有位年轻人在复旦读古典文学的博士，她的导师已经70多岁。老先生要求他的学生每周见一次面，汇报上周都读了什么书，有什么心得，下周准备读什么，督促得紧着呢。博士生说她和同门师兄妹最怕的就是见导师，每次见导师前，有的会习惯性地肚子疼。他们那几个学生，每天都会乖乖地早起，然后早早地坐到图书馆看书。这是因为她们的导师起的也很早，图书馆开门后，他就进去逛一圈儿，看到他的徒弟们都在，就满意地回家；如果有谁没在那里，他就会亲自去宿舍敲门，直到把羞愧的大懒虫叫到图书馆为止。像这样负责任的博导还真是少见。

一般的导师大多洒脱自由，学生们自然也乐得潇洒，过得滋润。只是这样一来，三年以后的论文是个什么样子也就能想象的出了。复旦的这位博士生，在平日里也不乏对严厉导师的抱怨，可是在成果频出且顺利毕业的时候，她对导师却是万分地感激。

大学里的导师和研究生到底是个什么关系？情同父子母女的要求有些伪善，亦师亦友尚能勉强。我倒是很赞同一位法学教授的看法，她说导师和学生就是“一篇论文的关系”。这话听起来似乎薄情，不过，在今天这样一个研究生批量生产的时代，做导师的若能督促学生静下心来，好好地读一些书，不必复制粘贴就能写一篇有自己观点，能被本专业领域专家认可的论文，顺利地毕业，又能被用人单位痛快地接收，就已经是尽了导师的本分，能做到这点，就是对学生的负责，也是对社会的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