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红岩》到电影《烈火中永生》：拍摄幕后那些你不知道的故事

#精品长文创作季#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刾刀！

相信很多人都在老课文中学到过这首诗，这部作品中出现过的江姐、许云峰、华子良、双枪老太婆，更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这部经典长篇小说《红岩》是怎么诞生的，它又是如何拍摄成电影《烈火中永生》的？今天白羽就带大家一起回顾那段峥嵘岁月。

一、挺进报

提到“红岩精神”，《挺进报》是绕不开的存在。1948年，国名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的办公桌上出现了一封厚厚的，标注“亲启”信。

朱绍良还以为是哪位“懂事”下属送的“购物卡”“代金券”，打开一看，居然是一张《挺进报》，以及一封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劝告信”。朱绍良“斯蒂旁克”的美好愿景瞬间落空，一股寒意涌上心头。他惊怒交集之余，拿起电话就把西南军统负责人徐远举召去一顿臭骂，勒令其限期破案。

严格地说，《挺进报》就是那个时代的自媒体。在国民党统治的白区，发出红色之声。

即便是自媒体泛滥的今天，做一个爱国大V依然是危险的，更何况是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挺进报》诞生于1947年，国民党在重庆悍然关闭了四川省委机关和《新华日报》，人员强迫遣送延安。在这样的环境下，陈然秘密把远方寄来的新华社通讯稿，摘出重要内容，印成秘密刊物，发给重庆进步群众传阅，这就是《挺进报》。

1948年2月，上级指示对敌开展“攻心战”，《挺进报》放弃过去“对内发行，注意保密”的方针，专门给国民党政要、头目寄递《挺进报》。

当时《挺进报》的工作人员有三个，编辑蒋一为，印刷陈然，刘镕铸负责纸张和经费。《挺进报》的唯一领导，就是《红岩》作者罗广斌。

1948年4月，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特务就找到了《挺进报》的线索。接下来，重庆地下党组织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逐个暴露在敌人的面前。

二、叛徒的原型

如果一个党员，看不见明天，看不见胜利，不敢挺身为党为群众献身，只是坐待党给他安排工作，那就不是一个真正有觉悟的共产主义者！”

如果不提名字，你大概会以为这么慷慨激昂，激情澎湃的发言是出自哪位心怀正义，随时准备慷慨就义的革命战士的演讲。

事实上，这段说辞出自《红岩》第三章，甫志高勉励进步青年陈松林时的原话。《红岩》故事的开头，狡猾的特务蒙骗了沙坪书店的店员陈松林，从而抓住了甫志高。在真实的历史上，重庆民生路真的有一家“进步书店”，店员是年仅18岁的地下党员，陈柏林。

在“功德林”中，徐远举交代：《挺进报》案发后，特务用刑很重。刚刚入党的陈柏林坚贞不屈，他的上级任达哉却叛变了。任达哉作为重庆第一个叛变的人物，他就成了电影中叛徒甫志高的原型。

《红岩》中写道：许云峰猛然看到甫志高守在门外，领着两个陌生人正要挤进茶园。他神色不变地说：老李，马上通知转移，甫志高叛变了。

许云峰的原型之一，正是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他被捕后，曾经托看守往外送过一封信。这名看守以前帮狱中党员往外捎过信，不幸的是，这封信落到了徐远举的手中。

徐远举根据信中的线索，将陈丹樨、余胜祖等18名党员相继捉拿归案。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意外落网。

《红岩》中的叛徒一共有13个，其中被认定“罪大恶极”的有7人。其中，排名第一的就是刘国定。

刘国定被捕的时候，敌人还以为他是个小人物，对他并不重视。刘国定说自己刚刚入党两个月，很配合地写下了“悔过书”，甚至供出了一个平时不怎么启用的据点。

结果，特务在那里蹲守时，居然真的抓到了一个人。再通过监视这个人的行踪，居然抓到了重庆市委的“二号人物”冉益智。冉益智被捕后，还没有来得及动刑，他就全招了。叛变速度之快，就连特务们都不敢相信，眼前这个脓包透顶之人，居然还是条“大鱼”。

冉益智提醒特务，重庆市委书记早就被你们抓住了。特务们才如梦初醒，紧急提审刘国定。就这样，有着十年党龄，备受器重的重庆“一把手”刘国定也叛变了。

接下来，徐远举抓住刘国定、冉益智看中利益这一点，给了冉益智中校军衔和待遇，给了刘国定少校军衔和待遇。为了能够争取更高的军衔，更好的待遇，他们二人竟然开始以出卖同志来争宠邀功。

据统计，因敌人围剿《挺进报》而被捕的共133人，其中县级以上干部40人。除上海、南京8人外，被杀害的53人，下落不明（大半牺牲）35人，营救和突围脱险25人，自首变节后仍被敌人枪杀的4人，叛变投敌当了特务的8人。被捕的革命者大多被关进了渣滓洞和白公馆两座军统监狱。

那段时间里，刘国定甚至在南京接受军统特务头子毛人风的接见和嘉奖。

三、红岩精神

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谨祝一帆风顺，沿途平安。

还能记起课文的都知道，这是我党通知陈然撤离的通知。这条暗语正是《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发出来的。

陈然被捕之后，在监狱中依然利用一切条件继续办《挺进报》。他甚至成功的策反了看守，把看守培养成自己的粉丝，给狱中的难友们传递消息。

即便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在戒备森严的监狱中，许晓轩依然和党员们相互联络，并且还成立了狱中党支部，担任了狱中党支部书记。面对敌人的严刑拷问和威逼利诱，就连敌人也不得不感叹“任何刑具对他都是没有效果的”。

《挺进报》成了大家的精神食粮，同志们受了严刑拷打，或是被重病折磨的时候，一读这些消息就有了力量。

在课文《挺进报》中，敌人在监狱中发现了有人在写传单。正是许晓轩站出来，扛下了一切。“愚蠢的特务辨别了两个钟头，结论是笔迹相同。”

第一个被捕的任达哉在白公馆看到被他出卖的人一个个被打的遍体鳞伤，却没有一个人屈服时，他的良心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当特务们要求他出去“配合工作”时，他拒绝了。敌人提出给他住单间、吃小灶，他也拒绝了。

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敌人下令对狱中的革命党员进行屠杀。许晓轩在临刑前，向狱中每一间牢房的战友一一道别。

陈然同志一起被判处死刑，在押送刑场之前写下了著名的诗句《我的自白书》。

次日，国民党又公开枪杀十人，其中7名是革命烈士，任达哉等三人是“中共叛徒”。走出牢房那一刻，任达哉说：我再也没有资格喊“共产党万岁了”

人民已经审判了历史的罪人，但人民始终记得历史的英雄。

许晓轩等人后被安葬在歌乐山上，他和狱中同胞一起战斗的故事，也正是小说《红岩》中许云峰等人物的生活原型。革命者不可动摇的革命精神，如红岩一般坚硬，革命者永恒的革命信仰，如红岩精神一般生生不息。

四、烈火中永生

《红岩》的另一位作者杨益言说，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了。我所认识的那些监狱中会写作的老同志，都没有一个幸存下来。在烈士追悼会上，我见到了罗广斌同志。

罗广斌最初被关在隔壁的牢房中，杨益言通过狱中的秘密通讯得知：江姐了解他。在狱中，罗广斌因为参加和掩护秘密通讯活动，被敌人戴上了铁镣。

在狱中战友们为欢庆解放战争取得的胜利活动中，罗广斌拖着镣铐在“放风广场”上，跳了一种节奏鲜明、强烈欢快的踢踏舞。因此，敌人将其转囚到了白公馆集中营。罗广斌也就成了白公馆集中营最后越狱的组织者，也是渣滓洞的幸存者之一。

为了将当年的事迹展现在世人面前，罗广斌、杨益言查看了相关的敌特档案，提审了在押的敌特分子，其中就包括军统大头目沈醉和徐远举。

在为期一年，两易其稿、反复加工之后，小说《红岩》出版问世。

1961年，电影演员于蓝生病住院时，从《中国青年报》上读到了长篇《红岩》的连载，仅仅几期就把她感动了。

正在此时，著名导演水华和副导演欧阳红英打来电话，邀请于蓝合作，想要将《红岩》搬上大银幕。为了写出一个好剧本，水华、于蓝、欧阳红英多次到重庆、成都、贵州搜集资料，并写下了30多万字的笔记。

可惜，剧本前前后后改了三次都不满意。于是，于蓝又找到了著名剧作家夏衍帮忙修改剧本。仅仅四天时间，夏衍不但升华了主题，还将主角修改成了更加事迹更加感人，故事更为动人的江姐，江竹筠。

在电影中，于蓝的江姐带领众狱友绣红旗的画面成为了影史上的经典。“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也成了传唱至今的革命金曲。

许云峰由著名演员赵丹饰演，他当年曾经有过被捕入狱的经历。他在《许云峰形象的创造》一文中写到：在那段日子里，我夜夜都被恶梦惊醒，我梦见自己又被关在新疆的监狱中，久久失眠，不能复睡。

电影拍摄完毕后，周总理亲自审看了该片，并将其更名为《烈火中永生》。按照总理的修改意见，在香山补拍了江姐和许云峰就义的场面：

许云峰、江姐，被押了出来，他们手挽手，走上坡顶。摄像师将镜头摇上天空，画外传来口号，预备，放！

啪！啪！啪！一排枪响。镜头上出现了青松和蓝天，画面传来了国际歌的声音。紧接着，镜头就迅速转换成了解放的场景。这个画龙点睛的神来之笔，升华了影片的主题。

1965年，影片《烈火中永生》在全国公映。1966年，北影厂将此片送到日本成功上映，意外收到了日本观众的好评。此后，《烈火中永生》被列为“百部爱国主义教育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