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自由是爱散步便散步，爱看电影便看电影

“人生到底该怎么度过？”

这是个宏大的问题，属于“越辩越糊涂”的真理，但总有最赤诚、最有责任心的学者，敢于直接回答它，这其中就有生于一八九五年的钱穆先生。

他将自己对人生的见解，写成一本《人生十论》，真诚地回答一切有关人生的问题，譬如人该追求什么，该走怎样的道路，自由又是什么……

最近，《人生十论》再版，钱穆先生半个世纪前的思考，于今天看来，仍不过时。

散步便即是人生，而非人生目的之所在

整个自然界像是并无目的的。日何为而照耀？地何为而运转？山何为而峙？水何为而流？云何为而舒卷？风何为而飘荡？这些全属自然，岂不是无目的可言。

由自然界演进而有生物，生物则便有目的。生物之目的，在其生命之“维持”与“延续”。维持自己的生命，维持生命之延续。植物之发芽抽叶，开花结果，动物之求食求偶，流浪争夺，蚁营巢，蜂酿蜜，一切活动，都为上述二目的，先求生命之保存，再求生命之延续。生物只有此一目的，更无其他目的可言。而此一求生目的，亦自然所给与。因此生物之唯一目的，亦可说是无目的，仍是一自然。

生命演进而有人类。人类生命与其他生物的生命大不同。其不同之最大特征，人类在求生目的之外，更还有其他目的存在。而其重要性，则更超过了其求生目的。换言之，求生遂非最高目的，而更有其他超人生之目的。有时遂若人生仅为一手段，而另有目的之存在。

当你晨起，在园中或户外作十分钟乃至一刻钟以上之散步，散步便即是人生，而非人生目的之所在。你不仅为散步而散步，你或者想多吸新鲜空气，增加你身体的健康。你或在散步时欣赏自然风物，调凝你的精神。

当你午饭后约友去看电影，这亦是一人生，而亦并非是你之目的所在。你并不仅为看电影而去看电影。你或为一种应酬，或正进行你的恋爱，或欲排遣无聊，或为转换脑筋，或为电影的本事内容所吸引。看电影是一件事，你所以要去看电影，则另有目的，另有意义。

人生只是一串不断的事情之连续，而在此不断的事情之连续的后面，则各有其不同的目的。人生正为此许多目的而始有其意义。

有目的有意义的人生，我们将称之为“人文”的人生，或“文化”的人生，以示别于自然的人生，即只以求生为唯一目的之人生。

其实文化人生中依然有大量的自然人生之存在。在你整天劳动之后，晚上便想睡眠。这并非你作意要睡眠，只是自然人生叫你不得不睡眠。睡眠像是无目的的。倘使说睡眠也有目的，这只是自然人生为你早就安排好，你即使不想睡眠，也总得要睡眠。

人老了便得死。死并不是人生之目的，人并不自己作意要死，只是自然人生为你早安排好了一个死，要你不得不死。

病也不是人生之目的，人并不想要病，但自然人生为他安排有病。

饥求食，寒求衣，也是一种自然人生。倘使人能自然免于饥寒，便可不需衣食，正如人能自然免于劳倦，便可不需睡眠，是同样的道理。

人生若只专为求食求衣，倦了睡，病了躺，死便完，这只是为生存而生存，便和其他生物一切草木禽兽一般，只求生存，更无其他目的可言了。这样的人生，并没有意义，不好叫它是人生，更不好叫它有文化。这不是人文，是自然。

文化的人生，是在人类达成其自然人生之目的以外，或正在其达成自然人生之目的之中，偷着些余剩的精力来干别一些勾当，来玩另一套把戏。

自然只安排人一套求生的机构，给与人一番求生的意志。人类凭着他自己的聪明，运用那自然给与的机构，幸而能轻巧地完成了自然所指示他的求生的过程。在此以外，当他饱了，暖了，还未疲倦，还可不上床睡眠的时候，在他不病未死的时候，他便把自然给与他的那一笔资本，节省下一些，来自作经营。西方人说，“闲暇乃文化之母”，便是这意思。

文化的人生，应便是人类从自然人生中解放出来的一个“自由”。人类的生活，许人于求生目的之外，尚可有其他之目的，并可有选择此等目的之自由，此为人类生活之两大特征，亦可说是人类生活之两大本质。

自由是爱散步便散步，爱看电影便看电影

然而这一种“自由”之获得，已经过了人类几十万年艰辛奋斗的长途程。只有按照这一观点，才配来研究人类文化的发展史。也只有按照这一观点，才能指示出人类文化前程一线的光明。

若照自然科学家唯物机械论的观点来看人生，则人生仍还是自然，像并无自由可能。若照宗教家目的论的观点来看人生，则人生终极目的，已有上帝预先为他们安排指定，也无自由之可言。

但我们现在则要反对此上述两种观点。当你清晨起床，可以到园中或户外去散步，但也尽可不散步。当你午饭已毕，可以约友去看电影，但也尽可不约友不去看电影。这全是你的自由。

一切人生目的，既由人自由选择，则目的与目的之间，更不该有高下是非之分。爱散步，便散步。爱看电影，便看电影。只要不妨碍你自然人生的求生目的，只要在你于求生目的之外，能节省得这一笔本钱，你什么事都可干。这是文化人生推类至尽一个应该达到的结论。

人类一达到这种文化人生自由的境界，回头来看自然人生，会觉索然寡味，于是人类便禁不住自己去尽量使用这一个自由。甚至宁愿把自然人生的唯一目的，即求生目的也不要，而去追向这自由。所以西方人说，“不自由，毋宁死”。自杀寻死，也是人的自由。科学的机械论，宗教的目的论，都管不住这一个决心，都说不明这一种自由。

若专从文化人生之自由本质言，你散步也好，看电影也好，全是你的自由，别人无法干涉，而且也不该干涉。目的与目的之间，更不必有其他评价，只有“自由”与“不自由”，是它中间唯一可有的评价。

然而一切问题，却就从此起。惟其人类要求人生目的选择之尽量的自由，所以人生目的便该尽量地增多，尽量地加富。目的愈增多，愈加富，则选择愈广大，愈自由。

两个目的由你挑，你只有两分自由。十个目的由你挑，你便可有十分自由。自然则只为人类安排唯一的一个目的，即求生，因此在自然人生中无自由可言。除却求生目的之外的其他目的，则全要人类自己去化心去创造，去发现。然而创造发现，也并不是尽人可能，也并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所以凡能提供文化人生以新目的，来扩大文化之自由领域者，这些全是人类中之杰出人，全应享受人类之纪念与崇拜。

文化人生的许多目的，有时要受外面自然势力之阻抑与限制，有时要在人与人间起冲突，更有时在同一人的本身内部又不能两全。你要了甲，便不能再要乙。你接受了乙，又要妨碍丙。文化人生的许多的目的中间，于是便有“是非”“高下”之分辨。一切是非高下，全从这一个困难局面下产生。除却这一个困难局面，便无是非高下之存在。换言之，即人生种种目的之是非高下，仍只看他的自由量而定。除却自由，仍没有其他评判一切人生目的价值之标准。也不该有此项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