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1932年4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攻克了闽南重镇漳州，在这里停留了49天。不仅缴获了国民党张贞部包括飞机在内的大量武器装备，还在漳州图书馆和龙溪中学等处收集了大批图书、报刊资料。一生酷爱读书的毛泽东如获至宝，指示红军把这些宝贝运回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叶坪。以漳州战役收集的大批图书、报刊资料为基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建立了中央图书馆。
在此前的1929年10月26日，永定县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时，成立县苏维埃政府和文化建设委员会，提出创办图书馆和阅览室等地方书报管理机构。同年12月，共产青年团闽西特委各县宣传科第一次联席会议，提出每县要有一批较大规模的书报社。1930年1月17日，中共赣西南特委把建立内部图书馆列入宣传中心工作计划。8月，中共闽西特委在《关于宣传问题草案》中提出，闽西和各县政府设比较大规模的图书馆，各乡村设立通俗图书馆一所，并要求“通俗图书馆要广泛的搜集各种通俗的图书画报、小册子等，供给群众所需要而适宜的读物”。在整个中央苏区，除县以上苏维埃政府创办的图书馆以外，一些机关、学校也设立了图书馆，以供本单位工作人员学习和查阅资料。
中央图书馆成立后，开展了图书征集、收藏和借阅等项工作。在原有基础上，中央图书馆采取团体或个人赠书和向社会购买等方式来进一步丰富馆藏。为此，中央图书馆相继在《红色中华》上刊登赠、购书启事，函征各机关团体赠送书籍、刊物，采购“特别优良图书”，得到各方面的响应与支持。仅1932年9月至10月，中央图书馆先后收到中共苏区中央局、少共中央局、红军学校、少年先锋队总队部、红一军团和中央发行所、反帝总同盟等机关、团体捐赠的数十种图书和刊物。
中央图书馆配有专职干部管理图书及借阅工作。中央图书馆开放后，来馆借阅的读者络绎不绝。为了加强图书馆管理，健全借阅制度，1932年9月1日，中央图书馆制定颁布了《图书阅览规则》和《图书出借规则》两个规则，对图书的借阅手续、图书管理办法作了详细的规定。规则的制定颁布，使图书管理工作有章可循，逐步走向正规。
中央图书馆开放后，不仅向广大军民开放，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更是中央图书馆的忠实读者，经常到这里借阅马列著作和文史类书籍。1932年冬，毛泽东在长汀福音医院治病休养期间，开列了一张借书单，专门派警卫员回瑞金，请中央教育部代部长徐特立到中央图书馆借了《两个政策》《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几十本书，带到医院阅读。
中央图书馆还开展了邮寄图书的业务，这对于在前方浴血奋战的红军指战员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本本图书通过红色交通线送到广大红军读者的手中。
(摘编自2023年10月11日《赣南日报》 钟同福/文)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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