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治献金那些事儿

文：马文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政治献金丑闻愈演愈烈，演变成新一轮“辞职骨牌效应”。12月14日，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总务大臣铃木淳司及农林水产大臣宫下一郎提出辞职。除了上述4名阁员外，首相辅佐官上野通子及另外5名副大臣也呈辞。

所有辞职的内阁大臣都是来自自民党内的安倍派（清和政策研究会），在安倍晋三长期政权时期，安倍派一跃成为自民党内的最大派系，但派系议员大多财政基础薄弱。这次安倍派涉及政治筹款派对申报不实，传出派阀核心“5人小组”全数涉入，这5人包括松野博一、西村康稔、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萩生田光一、国会对策委员长高木毅，及参议院干事长世耕弘成。随着丑闻的曝光，东京地检特搜部的调查已经扩展到安倍派所属议员，派内蔓延着恐慌情绪。

丑闻让支持率一直都在谷底的岸田政府更加岌岌可危。多家日媒的民调显示，岸田内阁的支持率已降至2021年10月上任以来最低，可能危及自民党明年9月大选的选情。此外，安倍派全数退出内阁，也会打破派系平衡，令自民党内部陷入动荡。

金权温床？

在日本政界，历来就流行着所谓“选举三要素”的说法，即稳定的票仓、较高的知名度和雄厚的资金。党费不够时，就通过募捐来填补，这就是政治献金，而观察历次重要的选战可见，来自企业和个人的政治献金的多寡往往决定着一个政治家的前途乃至一个政党的命运。

关于政治献金，世界各国的规则分两种，一种是完全禁止，例如加拿大和法国，另一种则是可以接受，但有各种限制，例如英国、日本。日本虽然早在1948年便出台了规范政治献金的《政治资金规正法》，且经过多次修正补充，不过政治家们总能找到诸多漏洞来寻求“灵活”的空间。

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屡禁不绝的变换名头的“政治筹款派对”。虽然直接以政治家个人名义举行的募款餐会被禁止，但换个名称照样可以卖门票，例如新书出版签售会或者纪念活动等等。各政党各派系还会为旗下议员设定要卖出的门票数，资历越深，负责卖的门票也就越多，门票所得由所属派系统筹使用。日本自民党籍众议员樱田义孝最近就透露，他分配到的门票有300张，实在很难完成，最后只能向其所属的二阶派提出辞呈。

政治筹款派对的门票通常是2万日元（1万日元约合人民币500元）一张，若参加人数够多，一场活动的收入可以达到1亿日元。根据纪录，岸田文雄去年就从8场派对中筹到大约1.5亿日元，这8场活动成本只有1900万日元，也就是说，收入的87%都是利润，可用于政治活动。

根据日本现行的《政治资金规正法》，团体或个人在对政治家捐款超过5万日元时即需要记录姓名及金额，相比之下，如果团体或个人在政治筹款派对中购买门票，则单次超过20万日元的才需要记录姓名及金额。由于后者规定相对较为宽松，存在诸多“灰色空间”，逐渐成为了更受欢迎的筹款形式。

不过，《政治资金规正法》同时规定，政治团体接受的所有捐献，无论多少，都必须记载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这次安倍派深陷黑金丑闻，实际上就出在这，将部分门票收入未记入报告并以“回扣”名义发放。所谓“回扣”，就是作为“鼓励”机制，如果议员筹集的资金超过配额，超额部分不记入政治资金收支报告，直接作为“回扣”补贴议员。正因为这些未按法律规定登记的“回扣”，逃避财务报告的监管，实际上转化成为了黑金。

这次黑金丑闻的爆发，源于10月份一位大学教授的起诉，但其实更早还可以追溯至2022年的一则报道。

2022年11月，日本共产党党刊《新闻赤旗》报道指，自民党的派系举办筹款派对时，有多人购买了20万日元的“派对门票”，但未见载明身份。报道指2018至2020年间，自民党举行的派对中有58次类似的行为，涉额逾2000万日元。

由于日本共产党仅属小型政党，该报道并未引发太多回响，但却引起神户学院大学上胁博之教授的注意。上胁教授在独自调查1年后，在2023年10月向东京地方检察厅提出起诉，控告自民党五派系在2018年至2021年间的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书，故意漏报4168万日元派对收入。随后，日本媒体纷纷跟进报道，让事件正式浮出水面。

根据日本总务省公开的2022年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自民党的5个派系中，安倍派的收入为9480万日元，志帅会（二阶派）为1.9亿日元，平成研究会（茂木派）为1.8亿日元，志公会（麻生派）为2.3亿日元，宏池会（岸田派）为1.8亿日元。安倍派是党内最大派系，但其收入金额确实明显偏低。

日本警方11月开始介入调查，事件逐渐清晰。其中成为焦点的安倍派，警方调查发现派系会指示把多出的捐款以回扣方式给予会员，同时不会记载相关资金去向。有安倍派的秘书在警方口供中承认，是派系要求无需记载，而这是“派系的规则”，因此他们没有意识到问题存在。此外，由于超额的款项会成为议员办公室的收入，因此他们有了“努力销售门票”的动力。据共同社12月12日报道，安倍派在过去5年中退还给其成员的“回扣”总额可能高达5亿日元。

实际上，销售政治派对门票非法获取“回扣”，并不单是安倍派的问题。根据日本《产经新闻》的估算，安倍派则有数十亿日元，二阶派有3.7亿日元，麻生派有3.1亿日元，岸田派有1.6亿日元，茂木派有1.3亿日元的“回扣”。

改革契机？

政治资金的非法筹集与不当使用一直是日本政治的顽疾，历史上，自民党曾多次爆发类似事件。

1988年时，老牌人力资源公司利库路特（Recruit）贿赂案牵涉了十多名国会议员，当时该公司以旗下即将上市的子公司股份作为贿款，揭示了自民党整体与大企业之间错综复杂的“金权政治”体制，最终导致当时竹下登内阁垮台。

1992年，快递公司东京佐川急便对政治人物提供大笔献金事件遭到揭发，时任自民党副总裁金丸信遭到起诉，随后辞去国会议员一职。

2004年，前内阁官房长官村冈兼造，也因所属派系未如实申报由日本牙医协会提供的1亿日元献金而遭到起诉。

2014年10月，因牵涉利用政治献金购买化妆品及招待选民看戏，前首相小渊惠三的次女、甚至被不少人视为日本首位女首相人选的小渊优子被迫辞职。

但其实日本政坛存在此类弊端的政党并不仅限于自民党，在2004年，隶属于日本民主党的小泽一郎旗下的基金管理实体，就因为在东京房产买卖并未如实申报而遭到起诉。

2011年3月，因收受外国人政治献金问题，前日本外相、民主党成员前原诚司宣布辞去外相职务。

2014年，日本政坛又连续曝出了无党派的东京都知事猪濑直树收受医疗集团“德州会”5000万日元的政治献金，以他当选后便会为“德州会”取得在东京建设医院的优先权作为“交换条件”，以及“众人之党”党首渡边喜美向化妆品公司会长借款8亿日元的政经勾结丑闻。

部分人士指出，弊案频发，不在政党及个人，是有关政治献金的法规本身就存在问题。日本政治资金管理法最早于1948年制定，1994年，即东京佐川快递丑闻爆发2年后，时任细川护熙政府修改了法规，日本企业和利益团体不能直接向政治人物捐款，只能捐给政党、或者基金管理机构。到了1999年又修法，只能捐给政党。2004年牙医协会丑闻、2007年安倍政府官员承认接受秘密资助的丑闻后，都进行过修法。

在当前的黑金丑闻背景下，要求修法的呼声再起。公明党的石井启一干事长在近日的记者会上表示：“明年的例行国会将更加强调政治改革。”公明党内其他高层也表示，自民党可能对把记录门票金额的标准降到20万日元以下持消极态度，“但别无选择，必须去做。如果不做，政权将无法维持。”

但过去这么多次修法，仍然无法杜绝问题。对此，《日经亚洲》分析称，一些专家认为，改革修法都是国会议员发起的，而在这种案件中，“立法者有对自己宽容一点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