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因为对羊态度不好，我曾经被朱吼过

我已经记不大清楚我是什么时候开始上中学的了。但不论上学与否，那几年的生活如今的孩子恐怕是连做梦也想不到的。如果你看过《阳光灿烂的日子》就会知道，当年所谓大院里的孩子们主要的事情就是成群结伙地到处玩，并且成群结伙地打群架。

上了中学也没什么分别，开始的时候天天学语录，以后上了一点文化课，程度也不高。况且那时候学生的出路不是上山下乡，就是留城进工厂，也没有几个学生会太认真地学习。而我上了一年多学之后，就赶上父亲下放，跟着父亲去了“五七”干校。我那里呆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被编为青年班，开始是下农田干活，后来我和另一个朋友被抽来，去离连队很远的一个丘陵上做小放羊倌。

记得当时在那里负责看管羊群的是廖干部，计委综合局的朱镕基和基建局一位姓陈的干部。三个都是老先生了。我给他们打下手。我负责和廖干部去放羊。每天早晨四五点钟就得起来，把羊群赶到很远的靠近山区的一个水库坝区里去吃草。中午就啃冷馒头，晚上天黑才能回来。这个活儿虽然比下田劳动要轻松许多，但孤寂得很，整天整天没有人说话，有时候就会拿羊逗闷子。

记不得是因为什么事情了，肯定是因为对羊不好吧，曾经被朱镕基吼过。因为直到他做了总理之后，还曾跟我父亲提到过曾经对羊态度不好的事情。你想那时候他们负责放羊，羊要是有个闪失肯定要他们承担责任。但是我们哪时哪想得到这个，羊不听话，拿着小鞭子“啪”就抽下去了。

老实话，从小学到大学，我都不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小学的时候在班里是出了名的淘气，经常被找家长。记得有一次因为怕被告状，放学后一晚上没敢回家，躲到同学家楼道里睡了一夜。中学的时候也是一样，没少给老师和父母惹麻烦。父亲之所以把我带去干校，也是因为害怕把我留在城里，跟坏孩子学坏了。

我大学毕业之后就没有考研究生。当时一个想法是觉得当了八年工人，又上了四年学，再读下去，时间浪费太多了，必须要赶紧开始干事情了。另外也是因为自己觉得中共党史这个行当里，没有老师能够指导我。我宁肯自己去看档案、看资料，自己去钻研。

我至今也不后悔自己当初的这一选择。正是因为我没有去读研究生，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了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部作编辑。在那里不但能够看到当时最新的研究成果，而且因为在党校，还能够看到当时在其他的地方看不到的档案。

在中央党校里，印象最深的是《党史研究》编辑部主编何明先生对我的放手和信任。照理，我是新来的大学生。按照以往的习惯，新来的大学生通常都是从事一些打杂的事情，包括打水、抄稿子，帮助教授们查资料之类。至于发文章，更是想都不要想。

但是，我到编辑部之后，很快就开始正式承担编辑业务，处理稿件，并且何明先生也从不反对我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因此，我到党校不过三年，就接连出了不少东西，被破格评了讲师。自然，这种情况也必不可免地会引起一些人的嫉妒。

记得1984年档案法通过后，我打报告要求去中央档案馆查看档案。没想到副校长竟批了。我也因此成为当时去中央档案馆查档的最年轻和级别最低的研究人员了。此前，能够进入中央档案馆的，基本上都是够一定级别，并且有一定任务的人员。

我经常出现在中央档案馆里，我们教研室里个别老先生就看不惯。记得其中一位先生特别告诉中央档案馆中央处的负责人，要他们对我特别注意。结果弄得档案馆中有的负责人对我像防贼似的，甚至乘我不在时偷偷去检查我的书包等衣物，怀疑我会夹带什么东西。

当有一年美加历史学会主持者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年会，有位老先生马上就告诉中央档案馆说不应该再允许我看档案了，因为我要出国，要小心我会把档案透露到国外去。正是因为这种情况，我虽然在中央档案馆里断断续续查阅了几年时间，摘抄了许多东西，最后大部分都被他们扣下没有允许我带出来。

但是，严格说来，我也从不因此就抱怨或记恨谁。我深知能够有我那样一种经历，对于许多人来说就已经是一种奢望了。尽管许多资料被扣，许多心血白费，花了几年时间仔细阅读那样多的至今尚未完全开放的档案，就已经使我获益不浅了。

这以后我所以能够写出许多专著和论文，揭示出许多不同于以往的史实，提出许多不同于以往的看法，其实恰恰是得益于我那几年读了相当多的档案，知道了许多内幕的情况。即使我不能直接引用它们，但是我依旧可以以它们为线索，找到其他的更多的被淹没有历史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