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th天才计划 | 入围短片故事集④

身处这个世界的现场，我们如何用创作构建对世界的理解?

第5届天才计划竞赛单元共有20部入围作品，我们将之分为4组展映片单。我们会根据展映分组，逐一呈现入围短片的创作故事，借创作者生活的只言片语，观看世界的真实。这是最后一篇，关于“神明消失了”。

请至文末预约线下观影。

本组片单中，成长、成年、欲说还休的性别麻烦，与衰老、更生、器官和精神力量的交换之间，诞生了一场奇妙的对话和相互关照。创作者们用实验性、作者性的视觉语言，将影像的媒介性参与到表意的创作之中。在那些或实质、或意象性出现过的情节和隐喻里，“神明”消失了。

《兰父》简述了十部与兰花相关的影视作品，并以艺术家日常对其父亲的影像记录作为旁白。短片并没有具体线性剧情，它更像一段逐渐形成的情感，既关于父亲、关于兰花，也关于艺术家自己。在电影史的不同影像文本中，他拼贴出兰花难以被简单定义的形象。

兰花男

大卫·林奇《双峰镇》里的哈罗德·史密斯，在家中养了很多兰花。他是影片中的一个不起眼的边缘配角，也是在影视文化中的一个十分典型的“兰花男”形象。在影视文化模型中，“兰花男”一般指向一些不太正常的男性，他们的性格通常是柔弱的，形象上的病态不像主流的男性充斥着男子气概，而是一种失势的状态。

我的性格，或者说性别气质，从小就跟身边的男性不太一样。在初中的时候，会被班上的一些“坏男生”，甚至是女同学，贴上“娘娘腔”“人妖”的标签。这种无辜且不愉快的感受和经历，让我在成长中从一个性格挺活泼开朗慢慢变成腼腆而不自信的人。大学期间，再而有人拿“性格柔弱”这样的状态去定义一个人的性取向和性别取向，这是我人生里非常困惑的时期。

我记得自己看过的第一本关于性别气质的书——格雷森·佩里的《男性的衰落》，他对男性气概单一性定义的批判，为非主流男性气质发声。加上之后我对酷儿理论的接触，让我十分自由地接受了身份的流动属性。如果说酷儿理论对于我有什么影响，答案或许是，它给予了我一个可见的选择。

虽然拍了《兰父》，但我觉得我不算是一个电影导演，应该说我是一个以影像为创作媒介的艺术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没有找到自己艺术创作的语言。我以前学雕塑专业，这个领域的老师反对作品的文学性和叙事性，他们认为雕塑是关于空间和形体的创作媒介，作为雕塑家，应该回避在文学、叙事上的表达。对我来说，这不能满足我在创作中的表达冲动，尤其是针对特定议题上的。当我们去定义《兰父》时，应该没有人会觉得它是一座雕塑吧？雕塑给予我的影响，可能是提供了更多维度的视角，创作不再是很平面、很直线叙事的东西。

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之后，我去英国留学，创作经历了一段长时间的困惑，做了很多不同的尝试。在英国的最后一年，我去苏格兰高地徒步，被那里野生的、自然的、蛮荒的景观震撼。回去之后我也做了一部影像作品，是我在徒步的时候，被自然唤醒的一些自我身份反思，那大概就是我创作的起点，里面已经穿插了一些能在《兰父》里看到的，自然与身份的纠缠和互动。

选择影像作为创作媒介，一方面是我当下关注环保和生态议题，另一方面是我发现自己的创作不仅需要图像，也离不开文本写作。我喜欢写作，经常会写日记。我看过郑波的《蕨恋》，作为一个原本就很关注身份认同、性别议题的人，它启发了我用酷儿生态学的视角去创作。自然与文化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存在，而是也能彼此交缠、紧密相关的。

兰花父

《兰父》里拍到了我的父亲。选择父亲作为影片的中心，是出于一件很偶然的事。我爸爸在老家养了一些植物，有几株铁皮石斛，他已经照顾很久了，但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这其实是一株兰花。那个时刻，我看到与这株兰花相处了很久却不自知的父亲，脑子里蹦出了“兰父”这个概念。

原本，我是想要通过养植兰花和拍摄这部影片，去拉进我和父亲之间的关系的。我经常不在家，外出的时候，是父亲帮我照顾兰花，我发现他比我照顾得还要好。我从来没教过他要给植物更换位置，满足光照时间，但是回到家后，我发现兰花换了位置。他说那个位置的太阳太晒了，这是一种直觉行为。兰科植物是一种如果你照顾得很好，根部就会释放出绿色化学物质，把附着在根部上的水苔染成绿色的植物。好几次我外出很长时间，回到家中，都会发现它们的根部绿油油的。

我和父亲之间是一种交流很少、很平淡的关系，就像这一代的许多年轻人和他们父亲之间一样。我父亲当然是爱我的，但他表达爱的方式，可能是经常问我“钱够不够，需要的话我给你打钱”。不过在拍摄影片的过程中，我会叫他穿上他当警察时的制服去拍摄，他会因此而感觉到：“原来我的小孩对我的过去是很感兴趣的，是想要认识父亲的。”

每次出去拍摄的时候，虽然他口头会唠叨很麻烦，但我还是能明显感觉到他是特别开心的。对于本来就是抖音重度沉迷者的他，在镜头前参与是一种风采的展示。

兰花猎

我是个私底下会想特别多东西的人，我以前真的挺害羞的，不敢和别人交流。但是拍这部影片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整个人都打开了。与父亲、与朋友，尤其是与陌生人的互动，让我在黑暗的森林里蹚出一条路。

因为在森林中寻找兰花的兰花猎人的概念，我联想到同样在夜晚黑暗的公园里寻找爱情的性少数群体，因为这次拍摄，我联系到了一个这样的人，在与他的交谈中，我更深切地认识到了公园性文化背后的一些历史，它不仅仅弥漫着一种欲望，还与记忆和情感交缠。

这就很像兰花，有着雌雄同体的生物属性，多样的形态。它曾经生长在密林深处，因为人类的抵达，它的美被发掘，但同时也因为人类对这种美的狩猎而濒危。它同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每当你觉得它要死了，到春季，它都会从已经干枯了的假鳞茎上发出很小的幼苗。每一类别的兰花都呼应着不同的生命形态，是一种多样性的代表。我觉得兰花没法被分类和定义，是没有边界的形象。在这些微观的植物里，囊括着一切广袤的生命形式。

陈啟恒，自由艺术家，出生并生活于广东，但并未对粤地产生归属感。

《新年旧日》是一个关于独居退休女性生活的影片。本片没有强烈的情节反转，跌宕起伏的情绪，只有日常的生命切片和一尊与宗教无关的关公像。

闽南妈妈

我是台湾高雄人。我爷爷来自山西，奶奶来自北京（当时称北平），妈妈来自闽南。我女朋友是武汉人，所以我在武汉也待了将近三年，现在还在武汉。由于新冠疫情，我往返不便，已经将近3年没有回家。尽管有时候会通电话，但今年回家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出现了很多鸿沟，母子一场，我们好像并不是很了解彼此。我产生了很多焦虑。

后来我发觉这种不理解，对母亲来说是很不公平的。开始做电影之后，我一直都在外面工作，毕业后很少跟她一起生活，但最久也不超过半年，然而我没有预料到这次重新和她相处会有这么大的落差。

我妈妈，包括那一辈的中国女性，好像一直都处在一个比较隐忍的状态。在台湾，她们通常是报喜不报忧的。我妈妈会跟我说去哪里玩、去干嘛，她也在健身，还会自己去看电影。但是，她受伤、生病自己一个人住院，生活中遇到的不如意，她从来不会跟我提。

重新相处的那段时间，我反而像他者，介入了她的新生活，而不是我们两个原本的生活。

我妈妈是一个闽南女性，身为长女的她有很多弟妹。她从原生家庭，到进入婚姻，再到有了我，一生都奉献给了家人。小的时候，她帮家里照顾生意，照顾弟弟妹妹。结婚后照顾丈夫和孩子。

等她退休了之后，我开始不在她身边。她所有的重担都在某一刹那卸下，暂停在了那里。她的生命中是有一个暂停的片刻的，但也不能说是空白。无论孤独也好，还是松了一口气也好，无法一概而论。当她开始重新拥有自己的生活，重新照顾自己时，又面临着对过往生活的亏欠感。

我想试图理解这些。站在她的视角，或是以陪伴者的视角拍一个片子，这是《新年旧日》的雏形。然而毕竟是第一部导演作品，坦白说像是踏出舒适圈，一开始确实不太有底气。制片人廖勇是我很长期的合作伙伴，也是生活上互相扶持的好朋友。多亏了他从前期到后期站在另外一个视角帮我梳理，而且碰触私密情感时人往往会相对脆弱，也很感谢他在每时每刻的支持和陪伴，让我更有勇气去直面创作。

三个女性

这部片的另一位制片人王天霸，也是我的女朋友。影片的主演王慧林，是她的大姨。因为生活在武汉，我和大姨变得很亲近。确认出演后，我们经常聊有关生命体验的东西。

她家里有一株养了二十年的葡萄藤，因为某段时间水浇多了就死了，但她想把旧的葡萄藤剪掉，让它继续活下去。我把她对于葡萄藤的这种看法放进了这个片子。种了很久的树枯萎了，得让它继续活下去。背后的意涵像人的一生，对于一个已经要逝去的，陪伴了自己很久的生命体，即使你知道它已经救不活了，但还是想试试看有没有别的办法。

以前听到过一句话，说父母子女一场，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我觉得我和母亲的关系也是如此，在彼此的生命中只能渐行渐远。这种目送里，其实带着一种亏欠。

我现阶段更想理解父母是怎样目送子女的。虽然知道生命必然会这样，但是对母亲来说，不管我们多大了，都还是她的孩子，会有一种依恋感。《新年旧日》中，这种目送就变成了面对丈夫的死去，一个突然转变人生境况的女性是如何目送自己的子女的。

故事里的母亲是很多形象的集合体，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原型。是以我母亲作为参照，结合我和大姨的相处过程衍生出来的。我母亲和大姨除了形象相似，还有一种中国女性命运的相似。她们都是家中的长女，只不过一个在武汉，一个在台湾。她们都必须承载很多东西，为了家庭付出所有。

我的女友王天霸在拍摄过程中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她的引导让我对女性群体的理解更深入，也告诉了我很多因为无法感同身受而忽略了的女性处境。对于女性的尊重，我想应该是一种出于对自己不同的生命体本身，从她出生到衰老的所有的尊重。如果没有经过我女朋友对于我这方面意识的开发，我没有办法创作这个故事，因为我可能会更不理解我母亲。

叶子正在飘动

一开始在台湾，我算是模特，跑很多通告。那时候我在念数学系，一直不知道自己未来要干嘛。其实当时我也没有那么喜欢电影，只是觉得做传媒挺有意思的，我就去念了台湾艺术大学。又因为老师的关系，我对电影的观看方式有了更近一步的思考，这是我开始和电影结缘的节点。

后来我又去了FAMU（捷克国家电影学院）学电影摄影，入选了金马电影学院。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接触到一些大陆的朋友，因故过来。因为朋友和情感关系，我选择在这边生活，电影某种意义上也促成了我生命中地理上的迁徙。

我觉得自己是感受力的天才，我对生活本身的好奇心大于艺术作品。相较于去美术馆看展览，我更喜欢去逛菜市场。我对创作的积累大部分来自于对世界的好奇心。如果我不再拍电影了，我可能去开餐馆。在台湾就开武汉菜馆，或东北小串，在武汉想开台湾早餐店。每个地方的饮食拥有其背后的文化属性，通过吃去理解，也许会比其他方式更深刻。我喜欢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在这个过程中去观察特别的故事。

我人生中遇到了对我最重要的一位导师，也是在我生命里最接近父亲形象的，《独立时代》的摄影指导——张展。有一次我们一起在拍摄，他就叫我抬头看看树叶，叶子正在飘动。他说这里面蕴含着一种生命的气息，做摄影就是要掌握这种生命的流动。我想，拍母亲或是拍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和观察一片叶子其实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秦海，导演、电影摄影师，中国台湾人，祖籍山西大同。毕业于捷克国家电影学院，2018年入选第十届金马电影学院，2022年入选猎鹰计划短片季年度导演十强。

《大象的形状》取材于导演成长过程中性启蒙的真实事件，英国谚语“房间里的大象”在这里被用来形容性教育的缺乏。短片中的大象被成年人避之不及，它不断地变换着形状，陪伴着“我”长大。大象在“我”脑海中留下了不断变化的印象，直到“我”亲自探索才完成祛魅。

纯真、记忆和不可压抑的

去年四月我朋友对我说了自己的感情问题，我们一致认为，两人之间矛盾的根源在于性压抑。性教育的缺失，似乎是我周围的普遍现象，因为童年和成长期间受到家庭和社会教育的影响，很多人把“性”看作一件令人羞耻的事情，这也让我想起很多童年时的故事，这些故事组成了《大象的形状》。

无论是《大象的形状》，还是我现在正在做的片子，都来源于我的经历，是关于我的过去，尤其是关于我童年、少年时期的经历如何影响如今人格的形成。我曾经参与过一个团队合作的项目，影片的故事是围绕他人的，我发现，因为很难共情他人的故事，导致最终成品中的情感看来特别矫揉造作，所以现在我更倾向于讲述亲身经历，我想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会这么做。

《大象的形状》是我的毕业作品。现在的大多数时候，我都是用软件制作动画的，这样会有清晰的目标，最终会做出来什么也是已知的，但我也因此失去了一些涂抹的乐趣。相比数位板和软件，小时候毫无目的地涂涂画画，更有一种纯真的冲动。

记忆是有空间属性的，当我试图在脑子里重构记忆里的事件时，往往地点和场所会最先显现。在这个构建的过程中，很多被遗忘的细节会慢慢出现。当我分析它们出现的原因，回忆它们的形状时，情感再度涌现了出来。

当然我明白，“还原记忆”的过程里会出现很多原本不存在的事，一些主观的真相被涂抹。或许这是一种共同体验，当人到达了一定的年龄或阶段，要选择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待过去发生的事，比“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要来得重要。这也是我在创作时遵循的规律。

前方一片大雾

高考之后我去了一个不够理想的大学，读了一个不太擅长也不太喜欢的专业。有一天我突然想，这不是我的人生。就像童年时涂抹的本能一样，这次突如其来的“觉醒”就像一种直觉——我想做有创造力的工作。所以我想去留学，给自己一个“重开”的机会。我想了一个通宵，如何给父母解释，结果我打电话给我妈，甚至还没有说原因，她说“好，我去跟你爸说一下”。

到了日本开始学语言和考学，一直到考上了动画专业，我都对自己能不能做动画这件事有点怀疑，因为我不是一个画画特别好的人。不过学了动画后才知道，“特别擅长画画”并不是做动画的硬性条件。诺曼·麦克拉伦说动画是画出来的“动的艺术”，而不是动起来的“画的艺术”，所以做动画，对运动的理解更重要。

现在我在东艺大读研究生一年级，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我刚学动画时，看到那么多我喜欢的作品都来自东艺大，就暗自下了决心一定要来这个学校。对我这样一个不太善于言辞的人来说，做独立动画，意味着大部分环节我都可以自己完成，不用跟别人交代，作品也能更好表达我个人的意志。所以动画对我来说，像是一种专属我自己的语言，是我和世界沟通的方式。

做《大象的形状》时我特别迷茫，前方一片大雾，我到底能不能行？做动画的人都知道，这件事特别需要体力。当自我怀疑的情绪反映到了身体上，我因此生了两场大病。就像吉尔·阿尔卡贝兹《沼泽》里的角色，现实的压力和精神内耗就像安在身上的铁甲，一直拽着我往沼泽里陷。

但我身上还吊着一个气球，那就是我的理想和憧憬。我希望能做好这支片子，希望能考上东艺大，希望能继续学动画，一直做动画，希望得到世界给我的反馈。所以《大象的形状》得到了一些电影节展的肯定，对我来说鼓励很大。

我其实并不知道未来毕业后会做什么。我特别希望能留在学术环境里，做老师有稳定收入的同时，一边又能做我自己想做的动画就最好了。我觉得如果把热爱的东西当作谋生的工作去做，会有很多不得不妥协的时候，热爱也会在过程中被消磨，但我又很珍惜我对动画的这份感情。最近我受到很大激励的一件事是，我的一个动画前辈，现在白天做咖啡师，晚上用下班时间做动画。我觉得他的状态就挺好的。虽然我不知道自己以后会以什么工作谋生，这份工作又是否跟动画有关系，但无论如何，我都想一直做下去。

桑宇轩，本科毕业于东京工艺大学动画专业，目前就读于东京艺术大学映像研究科。他不善言辞，所以动画成了他和世界沟通的语言。他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但他知道自己想一直做动画。

定格动画短片《无二》，背景设置在科技高度发展、但社会与文明体系崩坏的未来。赛博朋克式的科幻世界与传统东方武侠江湖神奇共存。故事由争夺一张神秘魔琴，引出一对失散江湖侠侣与器官再造人之间的情感纠葛。

改变人生下半场

我做动画工作室的时候，已经37岁了。别人说不要在本命年行动，其实我36岁的时候就已经按捺不住。但还是晚了，现在已经到了开始老花的年龄。我常常想，我要能早10年、20年开始做动画就好了。

我在4A公司做了16年的创意。我做广告各方面其实都很好，成绩也不错。但是在那一刻已经知道，自己不希望那是人生的下半场了，所以想要改变。

我从小就喜欢动画，也是因为喜欢，就会想去尝试这个技能。小时候写作和画画都蛮好，但家里人觉得没那么重要，所以没有走艺术这条路。大学的时候我学的是会计专业，但我没有做过一天的会计。一毕业就在广告4A公司工作，一直到做动画之前。从最普通的文案，做到了创意总监的位置。

虽然现在市面上所谓的“微电影”已经很泛滥，但是当时这个载体刚开始在广告行业出现。我因此获得一些参与纯剧情文案策划的机会，慢慢累积了一些经验，手上也写了很多故事脚本。

我有一位美术搭档，台湾人。他问我：“你写过那么多故事，要不要整理一下，将来看有没有机会找制作公司去做一些出来？”于是那年春节我就整理了一下，发现长的短的加起来，一共写了40多个故事。看着我自己写的这些故事，那种纯粹的创作欲突然很强烈，我发现自己很难再回到常规广告的工作状态。

平时工作我需要看大量的片子，长的短的、国内的国外的都要看，我发现定格动画经常吸引我，我也更偏爱这样的表达方式。可我没有专业的美术背景，也没有三维建模的基础，虽然画画还不错，但离真正的二维动画制作还差很多。我的两位美术伙伴热衷做手工，于是决定先尝试一起做定格动画。

就这样，从零基础到越来越好，我们拍了7年的定格动画。其中踩了无数实打实的坑，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工作室就是为了做原创而创立的，未来我还会做更多自己的东西。

赛博朋克武侠

中国动画有非常优秀的历史，出过很多了不起的作品。但是中国动画存在一个断代的间隙，长达二三十年，这个时期定格动画一直没有出现很亮眼的作品。直到近年才有《风雪山神庙》《风雨廊桥》这样的优秀短片，这些作品无一例外都是动作片。

以前大家对定格动画有一个刻板印象，觉得定格动画是很卡顿的，在影像的表达上有很多方面做不到。如果我要做一支定格动画，让大家一看就觉得非常厉害，也得做动作片，这是最早的目标。

确定了目标后，我就开始等，等一些画面自己跑到我脑海里来。然后我再把这些线索捋清，串起来，渐渐就有了一个故事的雏形。

中国近现代武侠作品对我们这代人的影响很深，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那些武侠电影。我自己喜欢的作品有何平导演的《双旗镇刀客》，那是所有动作电影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另外像徐克的《新龙门客栈》《刀》等等，我都非常喜欢。

有了一个大概的美学基础，我考虑到做武侠的同时，也应该有一些可以在海外跟大家对话的、让别人一眼就能看懂的通俗元素。“赛博朋克”显然是一个放在全球都可以被讨论的话题。于是我把这两个元素结合起来，我想它能成为既是中国的，又是全世界都听得懂的故事。

因为于心有愧

做一个故事的时候，不管是做动作电影，还是赛博朋克科幻电影，或者神魔故事，人的情感是最重要的。武侠也好，赛博朋克也好，只是它外壳上面的元素。

我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悲观主义者，到现在应该也是。我以前认为人类是世界上最大的毒瘤，是自然最强的破坏者。他们对海洋、动物、其他族群等等造成的伤害从未停止。因此也相信人类的最终结局也不会是美好的，或者说，人类所谓的美好结局，对于其他的物种以及这个世界而言可能是一场灾难。

在这种悲观情绪中，我常常会想：“在未来，我们最重视的东西，会不会被替代？”科技在日渐发展，我们的手、脚、身体可以被替代，那么情感呢？人的内心、人的情感是独一无二的东西。如果在未来，这个信念受到挑战，我们该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

我是在了解了“熵”的概念后，才开始慢慢对悲观主义释怀的。有时候我也在想这个世界的悲剧可能并不来自于人类，而来自于它本身的发展规律。一切都终将走向“熵增”，走向混乱与灭亡，但人类在这个过程中还是做了一些“熵减”的工作的。虽然对于整个宇宙来说，人类是如此的微不足道。

曾经的我非常喜欢辩论。高中第一次看到辩论赛时，就被辩论的魅力吸引，沉迷了好一段时间。但后来我逐渐认识到，在这个世界上，辩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任何事物都没有绝对的辩证上的对错。

我们为什么要复制过往？或许是因为我们于心有愧，面对不了遗憾。但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学会坦然地接受遗憾。世界的本质是“熵增”。总有一天，一切都会逝去的。

2016年草虫鸣在上海创立了Kytoon Studio麒童工作室，经历了从技术层面到经营状况的重重难关，Kytoon Studio现已成为迪士尼官方在中国签约合作的定格动画工作室，是中国国内最为专业的定格动画团队之一。

《虎的局部》将一段描述真实事件的文本与一段离奇的虚构影像结合，试图展现“静止”在动画电影中所能带来的真实和力量，挑战对“运动与变化”所产生的装饰性和视觉舒适的过度沉迷。

无解的神话

几年前，我在一次等红灯时看到一对父子，父亲骑着摩托车，儿子坐在后面。父亲在发动摩托车和刹车间反复，坐在后面的儿子出于惯性不断向他父亲的背上冲撞和贴靠。看到这个画面，我感受到一些性的意味，但更多和生命相关，而非那种挑逗的、诱惑的性。那个十字路口特别大，很多人和车都在路口静止着，在我看来好像上演了一场行为艺术。

《虎的局部》旁白里的故事来源于真实的新闻，我读时像在读一个神话。那对父子的出现，让我很自然地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一段是描述真实事件的文本，另一段变成了动画中“离奇”的虚构影像。对我来说像是同一批演员演的两个故事，他们看似彼此无关，又互相勾连，很难用语言解释。

我一直觉得很多动画作品过度沉迷“运动与变化”所带来的装饰性和视觉舒适。这次在《虎的局部》，我想用细腻的动画展现“静止”所带来的真实和力量。我设计了一个更开放的叙事结构，给到观众自由解读的空间。

我做片子时，通常从“感觉”出发，脑子里并没有一个所谓的标准或概念。创作对我而言首先还是满足自己，世界上原本也没有两全的东西。所以，最终看完我的片子，观众总会带来不同的理解，包括超出片子本身的解读，当然有时候可能是疑惑。我也不希望给到一个明确的“标准答案”，统一的解读并不是我所追求的。

但在一次放映后，一个观众的提问让我很意外，因为他对影片的理解恰巧也是我创作时的初衷和灵感来源。这部片子做得很暧昧，并没有刻意传递信息，却偏偏得到了共情，这让我觉得很神奇。这让我更加坚定了做自己就好。

从实验前往叙事

刚开始看动画，我对叙事属性不强烈、更多是在探索形式的作品感兴趣，例如乔治·史威兹格贝尔的作品，很多影片都不讲故事，但在形式上的探索却相当迷人。我也喜欢梅雅·黛伦和亚历山大·罕密德的《午后的迷惘》。这些片子似乎缺少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正是这种模糊的叙事轮廓让我觉得很有魅力。有时候你不必思考真的发生了什么，仅仅享受影像就够了。

几年前我开始看长片，才开始真正关注“叙事”。一开始不爱看，是因为我对叙事作品往往带着“传统”和“一成不变”的印象。直到后来接触到例如阿彼察邦的片子，我发现叙事片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他在《热带疾病》中，将故事从中斩断，这样大开大合的做法颠覆了我对常规叙事片创作结构的认知。原来叙事与否的边界并没有那么清晰，也不是非此即彼。我开始向叙事靠近，《虎的局部》就是这样的一次尝试。

我一开始的作品故事性都不强，这也早早成为我相对熟悉的创作方式，我当然可以继续做下去，但这样重复的工作实在缺乏挑战性。我时常会有一种迫切感，想要探索新的东西，因此会自我督促做出转变，继续学习。

三天的德语班

我第一次接触到动画制作，是大学本科时用FLASH做一个动态影像。到毕业时，很多人看了我的毕设《RUN!》然后跟我说，要做这样的作品，应该去国外，国外环境更好。于是我报了一个德语班，想着不管学些什么，多看看这个世界的不同好像也不错。但最终我只上了三天课，剩下的课程全都送了人，我发现，和一大群人坐在一个教室里跟着老师朗读这样的学习形式，实在不适合我。

后来我去了一家广告公司，心想可以一边上班一边创作。很多时候我会加班到夜里十二点，然后回家开始做自己的片子到凌晨两三点，就这样持续了三年左右。但动画的工作量慢慢变大，我就干脆辞了职。一个人做动画需要熬过很多枯燥的时刻，画很多张差不多的画面，进行大量重复但必要的劳动，以至于在制作动画之外，叫我画画，我的内心是排斥的。

在家里做动画占据了我大部分的时间，因此和朋友社交见面的机会变得少之又少。我很少在朋友聚会时聊创作，我不太享受“说话”这件事，我知道“说出来”是有快感的，它满足了一部分创作的欲望，但也抽走了一部分创作的动力。我宁愿多做一些，也不希望当我说了很多后，却最终什么也没有做。

一开始接触动画时，我也会有那样的时刻，因为太喜欢了，就想要一直做下去。现在做久了，心情不再那么戏剧化。但我做作品，一直有一种“它值得被做出来，它需要被做出来”的强烈心愿，这种心愿就是促使我一直创作下去的动力。

沈杰，2012年毕业于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多媒体专业。其动画短片曾参加了多个电影节，包括柏林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洛迦诺电影节。目前工作生活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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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统筹_连旌乔

撰文_闵思嘉、何萧、常温狗

编辑_孙佳慧、汤盼盼、yy

插画_齐金诺彦排版_胖狗、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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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NESS paper 冬季刊 “在世界现场ON LIVE”与天才计划同行，关注将视野投向世界的创作者，以祈使的语态邀请每一个人，不用沉溺于只对自己感兴趣的利己主义中，让我们一起到世界去，参与在世界的现场。你也可以在天才计划现场找到这本杂志，它提供了理解天才计划的多元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