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契诃夫：我没有理由为自己的过去感到害臊

英国俄罗斯文学学者唐纳德·雷菲尔德花费五年时间，遍访俄罗斯各个资料档案馆，研究契诃夫的生平，考证了数千封和家庭成员、爱人、友人部分未曾发表的信件，以编年史的形式讲述了契诃夫的一生与创作。雷菲尔德尝试将契诃夫复杂、立体、有血有肉的 “人”的形象更好、更生动地呈现给热爱他的人们。1998年，《契诃夫传》英文版出版后，引起国际契诃夫学界的强烈反响。

《契诃夫传》共分十部分，重现了契诃夫的魅力形象，并解析了其文学之路上的成长与转变过程。书中，契诃夫的家人和朋友们占据了重要位置，他们共同构成了一幅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社会画卷。以下内容节选自《契诃夫传》，为雷菲尔德为该书所作的序言部分。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契诃夫传》，[英]唐纳德·雷菲尔德 著，徐菡 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年7月版。

原文作者 | 唐纳德·雷菲尔德

“我的一切迟早要为人所知”

安东曾经告诉我：“我的一切迟早要为人所知，我没有理由为自己的过去感到害臊。”——贝科夫致玛丽亚·契诃娃，1910年4月7日

安东·契诃夫奉行的戏剧理论是作家——而非演员——为王。今天，我们将他尊奉为现代戏剧的开创者。我们认为，作为作家，安东·契诃夫对欧洲叙事文学的贡献不仅在于内涵多义性和外延丰富性方面的全新探索，而且在于他赋予它的一抹淡淡诗意。在俄罗斯所有的“经典著作”中，契诃夫的作品——无论是戏剧还是小说——是最容易让人理解的，也是最不会令人产生距离感的，而这种感受对非俄罗斯读者而言尤其强烈。他尊重读者和观众，允许他们依照自我意愿去解读故事，进而得出自己的结论。他从不将哲学观点强加于人。

然而，与契诃夫浅显易懂的风格如影随形的，恰恰是其作品的难以捉摸，因为他很少做出判断或直述观点，所以很难断言他究竟“意欲何为”。我们可以通过阅读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重建一种哲学或者再现一种生活；阅读契诃夫的作品和诸多信件，却只能让我们对他的内心世界和体验匆匆一瞥，而即便是这些也见仁见智。

许多传记作家力图为安东·契诃夫构建一种圣徒式的人生：他的一生饱受慢性病的折磨，寿考不久，然而他努力奋斗，挣脱了贫困的泥沼，在高雅之路上阔步前进；他以医生为职业，对被压迫者和穷人满怀同情；他文名显赫，堪称当时欧洲作家与戏剧家阵营的领人物；他的妹妹对他既爱又敬，终其一生不遗余力地支持兄长；最后是虽然姗姗来迟但甜蜜的爱情，他终于得以与最懂得诠释他的女演员喜结连理。

《安东·契诃夫的1890》（2015）剧照。

究其根底，所有的传记作品都是小说，只是这类小说必须符合事实，有据可考。这本《契诃夫传》的创作不仅基于目前已经公开的材料，而且在更大范围内涉猎了更加丰富的资料，因而，本书呈现出的安东·契诃夫的形象更加丰满而复杂，也更加多角度地揭示了他的性格。

毋庸置疑的是，即使您觉得这个人一生的行迹不那么符合圣徒式的人生，即使他没有像我们曾经以为的那样与命运不屈不挠地抗争，他仍堪称一个天才，他值得我们敬佩之处丝毫不曾逊色。安东·契诃夫的个人生活不应该被视为他文学创作的附属物，而应被理解成滋养其创作的经验之源。最重要的是，这段人生自具迷人风采。终其一生，安东·契诃夫不仅对文学艺术，而且对他的家人和朋友也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契诃夫背负着的多重角色

通过本书叙述的这些故事，我们可以了解到安东·契诃夫背负着的多重角色：这是一个与疾病纠缠抗争的故事，一个“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的现代圣经故事，甚至是一个唐璜式的悲剧；而他的生活也很可能成为托马斯·曼笔下的小说题材，因为它反映出一个人在艺术家和普通人的双重身份之间难以跨越的鸿沟。他的生活经历典型地表现出，一个敏感而才华横溢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在19世纪末——堪称俄罗斯政治与文化史上最丰富多彩也最富有争议的时期之一——所面临的困境。

很少有作家像安东·契诃夫那样，投入了如此巨大的精力来保护个人隐私，避免其公之于众；然而，也没有哪位作家像他那样精心保存下与自己或家庭相关的每一片纸屑——信件、账单以及各种证书。尽管他声称患有“自传恐惧症”，但每到圣诞节，他仍然将当年的信笺整理到纸箱中保存起来。

当今社会上流传着很多安东·契诃夫的传记。这些传记中，有的内容翔实全面，比如E.J.西蒙斯（E. J. Simmons）和罗纳德·欣利（Ronald Hingley）的作品；有些炫耀卖弄，比如亨利·特罗亚特（Henri Troyat）的；有些则给予精确批评，比如米哈伊尔·格罗莫夫（Mikhail Gromov）或V.S.普里切特（V. S. Pritchett）的。然而，无论这些传记作者是否为俄罗斯人，他们所参考和使用的素材几乎都是同一范围内已经出版的资料。

截至目前，有近五千封安东·契诃夫的亲笔信笺已获发表，但有些信件的内容遭到严重删减或窜改。（通过某些回信可以推断出，另有一千五百封信件现已遗失。）有关契诃夫的这些资料，尤其是1973——1983年莫斯科出版的31卷本《契诃夫作品与书信全集》，为契诃夫研究者们提供了极其充分而可信的学术资源。无论从研究范围还是从素材数量上看，这些资料都为契诃夫传记作家的写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然而，未获发表和公开的契诃夫研究资源同样庞大。在俄罗斯各地的档案馆，特别是俄罗斯国立图书馆手稿部（曾经的鲁缅采夫博物馆，后来称为列宁图书馆），保存有大约七千封与安东·契诃夫有关的信件。

《安东·契诃夫的1890》（2015）剧照。

这些档案馆中约一半的信件，尤其是那些反映安东·契诃夫个人生活的信件，从未发表过。此外，在各地档案馆（特别是俄罗斯“原中央”国家文学与艺术档案馆，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戏剧博物馆档案馆，塔甘罗格、梅里霍沃和苏梅等地的契诃夫博物馆），也保存有大量的文献和图片资料、时人信件，这些资料都反映出了安东·契诃夫作为一个作家和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档案馆记录显示，在过去三十年，曾有数位俄罗斯学者彻底梳理过这些资料，但他们的出版物涉猎的这些资料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俄罗斯和苏维埃政权所主张的不能“抹黑或粗俗化”（该词引自1968年苏维埃中央委员会禁止出版某些文章的决议）的传统，至今仍让俄罗斯学者在全面与深度出版契诃夫档案这个问题上畏首畏尾，犹豫不决。我历时三年时间，对这些档案材料进行了系统化的检索和抄录。基于对这些材料的深入思考和研究，我越发确信，这些资料既没有抹黑安东·契诃夫，也没有令他粗俗化；恰恰相反，我们只有全面了解安东·契诃夫性格上的长处与弱点，才能更加透彻地理解他复杂的性格、无私的胸怀以及人性的深度。

肺结核病塑造了契诃夫的生活

安东·契诃夫短暂的生命虽然说不上轻松，但也绝对不枯燥。他认识数不清的人（然而真正的朋友和爱人却少之又少），社交范围广泛，他交往的人不但有教师、医生、商业巨头、商人、农民、波希米亚人、雇佣文人、知识分子、艺术家、学者、地主、官员、男女演员、神父、僧侣，而且有军官、罪犯、妓女和外国人。除了贵族和法院人士，他能与各个阶层、各种境遇的人友好相处。

终其一生，契诃夫几乎一直与父母和妹妹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很多时候身边还有一个或多个兄弟；更不消说，他还身陷一张叔伯姨婶的大亲戚网中。他一刻不得安闲，一辈子有过无数个地址，行踪更是从中国香港到法国的比亚里茨，从库页岛到黑海西北岸的敖德萨。由此看来，要想为安东·契诃夫创作一部反映他生活所有细节的传记，需要付出的时间恐怕比他自己活的年月都要长。

于是，我将本书的记叙重点放在他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上，同时也反映出他的一生病史。可以说，肺结核病塑造了安东·契诃夫的生活，最终夺走了他的生命；而他开始时对病况不以为意，后来全力克服病痛的过程，可以作为任何契诃夫传记的经纬。

目前，学术界的许多英文论著对安东·契诃夫的作品展开了批判性研究。我们之所以研究安东·契诃夫，主要缘于他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作家。任何一家品质足够好的书店或图书馆也都必然会提供一系列批判性研究书目，来丰富读者对契诃夫作品的理解。然而，在这本传记中，我将重点放在了从生活角度来剖析他的小说和戏剧，探究它们如何来源于生活，又怎样影响了他的生活。我较少从批判性分析的角度来探讨这些作品，毕竟，人物传记不是文学批评。

由于相关证据的缺失，安东·契诃夫生命中的许多奥秘至今仍无法揭开。例如，契诃夫写给早年的未婚妻杜尼娅·叶夫罗斯（Dunia Efros）的信，写给叶连娜·普列谢耶娃（Elena Pleshcheeva）、埃米莉·比容（Emilie Bijon）等人的信件，几乎都是西方社会的个人私藏。

同样，阿列克谢·苏沃林写给契诃夫的数百封信件很可能正在贝尔格莱德的某个档案馆中发霉腐烂。试想一下，如果这些信件得以公之于众，其结果可能会使契诃夫传记和（由于苏沃林了解内幕并向安东透露而导致）俄罗斯的历史重新书写。另外，还有一些档案物品目前亦难以追踪，例如契诃夫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期间的学习记录。尽管有上述诸多缺憾，但目前可用的资料已然能让安东·契诃夫及其生活的时代以前所未有的丰满姿态展现在读者面前。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刊发。原文作者：唐纳德·雷菲尔德；摘编：何也；编辑：张进；导语校对：柳宝庆 。 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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