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时期的“民主”——爱德华一世至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请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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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青史耀华

编辑|青史耀华

?——【·前言·】——?

请愿者将请愿书呈递到伦敦这种方法的实施解除了诸多因地方官员阻挠造成的限制:

请愿者可以不通过地方政府而是直接将请愿书送抵伦敦，这样在他们呈递写有某些国王大臣或地方官员的犯罪行为的请愿书时受到的阻挠就会少一些。

爱德华一世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体现对地方个人和团体利益的关注和保护，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惩治不法官员。

由于上层统治者的许可和鼓励，请愿者确实从呈递请愿书中获得了益处，所以越来越多来自于地方的请愿书呈递到了议会。

例如在爱德华二世时期，来自1309年的伊斯特议会(EasterParliament)中，“国王领地内的民众”抱怨道:

带着请愿书来到议会的骑士和市民发现没有人接收请愿书，而这些请愿书并不能由普通法处理也不能由其它没有特殊委任状的方法来解决。

这些提到“罪行和冤情”的请愿书并没有明确指出所针对的对象。而在1311年请愿书中明确提到了对国王官员的不满。

?——【·索克曼请愿者·】——?

那一年的第29条令状中陈述:

“民众因国王大臣的错误行为而悲伤，这样的因不公所造成的不满要通过议会来纠正，呈递到议会的请愿书应该交由议会处理。”

1309-1311年，议会成员越来越多地呈递来自他们所在区域的，通常是针对国王大臣们不法行为的请愿书。

起初，私人请愿书在所有请愿书中占有绝对比例，13世纪末到14世纪早期是私人请愿书的发展时期。

很多请愿书以个人或某一团体的名义呈递请愿书，但私人请愿书毕竟受众群体有限，对于国王的影响力不大，以致国王或小会议有时会忽略一些私人请愿书。

鉴于此，请愿者们开始用另外的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公共”请愿书的数量开始增多。

14世纪是“公共”请愿书获得发展的时期。其一是由于国王的要求。对于私人请愿书，国王认为它们不涉及公共事宜所以不愿花费大量时间处理;

但对由下院呈递的“公共”请愿书，国王不得不采取和对待私人请愿书不同的态度。

爱德华三世时期，下院要求国王先同意请愿书的要求然后才同意纳税，启动了一种“先改正，后供给”(redressbeforesupply)的程序。

所以国王为了自己的利益还不得不关注“公共”请愿书。其二是议会中代表的变化和下院的发展。

14世纪初，乡村骑士和城镇市民共同提出请愿，以集体的形式出现在议会中往往是经贵族授意的而并非完全独立于贵族，并真实地反映自己的问题。

这一类请愿书由骑士和市民代表呈递并开始以“王国内的全体民众”作为结尾请愿人的签名，但是由贵族，如男爵作为幕后的实际请愿人。

有时候贵族会直接提出请愿并且在请愿书中称自己是“王国内的全体民众”代表，但他们又认为自己是区别于民众的。

总之，贵族代表的是自己的利益，只是借用了民众的名义，为的是博取国王更多的同情以便收获所需。

1305年2月的议会中只有3份请愿书是代表“民众”呈递给国王的。一份是来自于“伯爵，男爵以及其他效忠国王为国王服务的贵族”。

一份是来自于“伯爵，男爵及王国内的民众”，另外一份代表了“王国内的穷人”。

直到1315年，“民众”的本质发生了重要变化。以集体如全体民众的名义呈递请愿书已经不再只是教俗贵族的特权了，代表更广泛的民众利益的请愿书出现在议会中。

与此同时，教俗贵族正在失去他们作为平民利益代表的角色。1315年请愿书中有一些是以“全体民众”的名义控诉上层贵族在审判过程中滥用职权和暗中破坏司法程序的行为的。

早在13世纪，骑士和市民就以批准税收作为斗争武器和国王进行讨价还价，他们多采用集体请愿的方式一公共请愿书出现在议会中。

?——【·请愿者的书写语气·】——?

爱德华二世时期是公共请愿书出现在议会中的重要时期，原因是在议会中来自城镇和乡村的代表人数大量增加。

1307年到1327年间，以爱德华二世的名义召集的27届议会中(确实召开的)，超过21届议会中有代表参加。

在这21届议会中，骑士，市民和低级教士参加了16届。自1311年以降，议会代表成为历届召开议会的必要条件。不仅如此，1311年以后召开的17届议会中只有5届涉及税收的批准。

所以骑士和市民代表在议会中的作用不再只局限于王国的财政问题，他们参与讨论王国问题的范围逐渐扩大。

这样一来，有经验，有专业知识的代表在议会中大量出现。

国王召集代表讨论王国事务鼓励了代表们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也使得代表们有机会合作和交流，采取集体的方式为共同的目标而出现在议会中。

请愿书的共同呈递使得国王和小会议不得不重新审视议员们在议会中的作用，而议员们也因共同的目标而共进退。

国王的重视和自身意识的觉醒增强了代表们对王国的责任感。

公共请愿书涉及议员们切身利益的问题，比如地方官员的滥用职权问题，反对国王强买政策勒索过甚，度量衡的标准问题，地方法庭审判问题等等。

这些棘手的问题形成了后来立法的基础。1327年1月的议会，国王第一次完全承认公共请愿书有可能成为新立法的基础。

私人请愿书成为撰写公共请愿书的蓝本。

如果公共请愿书的内容最初是来自于私人请愿书，那么这份私人请愿书首先要经过议会代表们仔细地考虑，然后严格地重新组织语言来表述，最终形成条理清楚语言规范的公共请愿书。

代表们参与了公共请愿书的起草和呈递过程，他们至少可以知道到达国王手中的请愿书的内容。

除此之外代表们可以独占“全体”(communityorcommune)这一词语，因为凡是在请愿书中以这一词语的名义来请愿的，并且需要国王来解决问题的都要由下院转递。

从1324年2月，10月，1325年11月，1327年1月，1333年1月和1334年2月的议会请愿书中可以看出，尽管早期的一些公共请愿书来自私人请愿者。

但其中的内容都是关乎民众利益的，并且范围涉及经济，社会和宗教。

这些早期的公共请愿书中的请求已经超越了个人的利益，更多的是倾向于公共利益。

平民代表认为通过呈递公共请愿书既可以满足更广泛的公共利益，也可以满足个人的利益。

究其原因，其一是因为平民代表对这一新的请愿过程拥有完全的“所有权”，其二是因为他们已经对请愿书最终完成到何种程度有了明确的主意。

1327年1月，代表们要求“所有经国王审阅并且已经明确回复的请愿书都要加盖国王的玉玺。

以书面回复的形式发送给各郡的骑士和郡守，以保证国王的政令可以实施，而所有经国王准许可以作为法令得以实施的事情都要成为永久定制。”

相比私人请愿书，由下院呈递公共请愿书有其独特的优势。具体的个人代表隐藏在下院这个群体的背后，他们起草的请愿书经由下院以公共的名义呈递时往往不会出现个人的名字。

这样就避免了国王针对某一个人打击报复，代表们拥有了相对安全的身份掩饰，所以他们愿意下院承担起统一呈递的职责，而下院也愿意以这样的方式与国王斗争，毕竟他们拥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

?——【·结论·】——?

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爆发了1340-41年政治危机，在这场危机中，下院通过公共请愿书，迫使国王作出让步，公共请愿书在这场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爱德华三世正陷入因对法战争造成的巨大财政负担的泥潭中，这使他不得不需要更多的赋税将战争进行下去。

下院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施行了“先改正，后供给”的政策，利用请愿书以民众的名义与国王讨价还价。

在这场危机之后的1343年召开的议会中，公共请愿书发生了变化。从这届议会开始，公共请愿书开始被清晰地记录在案，记录的内容包括国王和政治团体的讨论过程以及国王对每一份请愿书的回复。

这是下院权利的提高，是他们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

国王对请愿书的回复，比如作出的让步，以正式的记录形式出现，这种改变增强了请愿书的权威，而下院或者说议会骑士和市民代表通过公共请愿书可以达到符合自己利益的目的。

但经正式记录的公共请愿书有可能会使国王拥有最后的发言权，记录在案的请愿书或许只是表面上以民众的名义出现。

下院担心一些表面上以民众的名义呈递的请愿书有可能在他们没有同意的情况下被正式记录在案。

所以为了保证请愿书真实地反映他们的要求，1348年3月，下院向国王请愿:“递交到议会中的任何议案都不能以平民团体或个人的名义要求修改经国王许诺的请愿书，一旦发生修改，下院不会承认。

?——【·国王的恩惠·】——?

这是一个理想的基本原则:记录到卷宗中的公共请愿书应该是经议会代表们首肯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代表们利益的实现。

当请愿书被书记官记录在卷宗中就意味着请愿书得到了国王的回复，而记录的作用是便于在日后出现类似问题时可以供国王借鉴参考。

甚至是形成了一种定制，这对于请愿者来说意义重大，所以争取使请愿书记录在案是请愿者的追求。

公共请愿书的关键性要素是“公共利益”，而这并不完全取决于民众，因为起草，呈递的请愿者是议会代表，他们才是公共请愿书的直接受益人。

他们对国王提出的请求是源于他们自己的利益需求。

有时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甚至与国王合作打压民众。

爱德华三世时期，下院就与国王联合共同压制农民，为的是尽可能地限制农民取得满意的经济利益，从而保护土地所有者和雇佣农民的乡村显贵的利益。

显然，下院提出的针对农民的请愿书代表的是一小部分人的利益。

理论上，农民是“民众”的当然成员，下院呈递公共请愿书理应代表民众，但这份请愿书的受益群体却不是“民众”。

从这点看，公共请愿书中的公共只是相对而言，因为出席议会的代表是所谓的社会精英，是王国的一小部分人，而更多的民众却不能进入议会。

?——【·参考资料·】——?

Given-Wilson,C.Brand,CurryA,Ormrod,W.M.,andPhillips,J.R.S(eds.),TheParliamentRollsofMedievalEngland,1275-1504,Woodbridge:BoydellPress,2005

J.GEdward,TheSecondCenturyoftheEnglishParliament,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79

L.Clark(ed.),ParchmentandPeople:ParliamentintheMiddleAges,Edinburgh,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