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以为她被狼叼走了，她却用一碗红烧肉换回了母亲的回城调令

汪小菲的母亲、“俏江南”创始人张兰在她的自传《我的九条命》讲了一个很有趣、也给人以启迪故事：

1973年底，15岁的张兰即将初中毕业，突然从家中消失。母亲下放的地方狼多，以为她被狼叼走了，谁知几个月后，她给母亲送来了一纸回城调令。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张兰的生父出身大户人家，当年是清华土木系教授，她母亲怀她时就被打成“右派”，送到北京建工第五建筑公司劳动改造，成了一名泥瓦匠。

她母亲还很年轻，当时在纺织轻工业部工作，部领导找她谈话，必须与“右派”丈夫离婚、划清界限，还得检举揭发，否则，前途不保。就这样，父母离婚。

那时，北京饭店周末总有舞会，她母亲人长得漂亮，像混血儿，琴弹得好，舞也跳得好，一度成为一些领导人的固定舞伴。凡有舞会，秘书都会提前打来电话邀请，就这样，她母亲在舞会上认识了化工工程师的继父，并在她5岁时结合在一起。

祸不单行。10岁那年，母亲又生了弟弟。那时是文革初期，母亲单位的一些高层领导开始被批斗，她母亲虽未被扣上帽子，但工作变成了扫大街。

人们常说，倒霉时喝凉水都塞牙，灾难接踵而来。

有一天，她母亲在打扫卫生时，一不留神，把单位刚发的“毛主席在延安”的塑像往咯吱窝一夹，继续埋头扫地，丝毫没注意到主席像已经头朝地，脚朝天。

这在当时可是大问题啊！有人发现了，立刻举报：“小毛（她母亲的小名）把主席像拿拿反了！”

她母亲当时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晚上都没回家。关了两个月后，就被下放到湖北“五七干校”。

当时，弟弟刚出生不久，继父也不得不辞去工作，带着她和弟弟，随母亲一起下放。

1968年冬天，她这个还不谙世事的“反革命狗崽子”，开开心心地像是要去旅行似的，与家人来到了距离安陆县6.5公里的“五七干校”。

“少年不知愁滋味”，等待她将是更多的苦难和更加迷茫的未知。

这里人迹罕至，荒草丛生，野狼和蛇出没其中，经常有孩子被狼叼走，甚至大白天也不能幸免。

在那里，她母亲的风湿病越来越重，从风湿关节炎转成了风湿性心脏病。每到寒暑假，她都要陪母亲去孝感看病，后来孝感的医院治不了了，非要去武汉不可。

1973年，“文革”已近尾声，当年下放的干部们，关系铁的，职位高的，慢慢开始回城了。

张兰再次陷入困境，甚至绝境。

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实在太弱了，再在这个偏远的乡村蹉跎几年，不知会是什么样子，她焦虑，又束手无策。

当时她正念初三。那时不是人人都能机会上高中的，所以，她马上面临着毕业分配。身边一些比她大几岁的女孩子分配进了县城里的纺织厂。纺织女工在当时要算非常好的工作了，可她不能当纺织女工，否则这辈子就永远留在县城了。

眼看那些部长、副部长级别的人，拖家带口回了北京，可他们这种没官职又没关系的家庭，只有望穿秋水的份儿。

她不甘心被命运扼住喉咙，就动了回城的心思，她暗自拿定了一个主意：

赶在毕业分配之前，无论如何，都得回北京！就算当农民，也要当北京的农民。不仅是为自己的前程，更为了母亲的身体，能得到更好的医治，还为了有朝一日能够有条件把父亲和弟弟也接回城，一家人团聚。

从小到大，家里人对张兰的评价有两条：胆子大，主意正。她心里盘算的事，只要认准了，跟谁也不说，直接去干。

暑假里的一天，她天不亮就偷偷溜出家门，一个人跑到火车站，没钱买票，扒上了一辆送煤的火车。

她在书包里备了一些干粮，还背了一个军用水壶，这样吃喝就有了。天儿热，坐在敞篷车皮里问题也不大。那一路上，她躲躲藏藏，遇到终点就下车，看见通往北京的车就上。折腾了好几趟，经过了邯郸、石家庄，在火车上晃晃荡荡睡了两夜，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京。

在北京通县下车后，她一路连搭车带走路，没花一分钱。辗转到了纺织部大院，回到了姥姥家门口。

见到姥姥时，看见这个满脸沾满煤灰，看不出鼻子眼睛的孩子，姥姥认不出了，以为是小叫花子。

而她的母亲，大早上起来找不着闺女了，以为她去哪里玩了。母亲知道她胆子大，丢不了，开始没当回事。可一天没回来，两天没回来，这才心慌起来，把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也没找到她，莫非她……后来跑到县城，打长途电话到姥姥家附近的居委会，这才知道了她的下落。

稍事休整，她就琢磨这次回来的任务，怎样才能弄到一纸调令，让全家名正言顺地回北京。

在农场时，她就听大人说，纺织工业部负责人事调动的是一位阎司长，而她恰巧与这位司长的女儿是同学。

她们住在同一大院。见到久别的玩伴，她没隐瞒，坦诚告诉这次回来的目的。她的同学也很仗义，把她爸的作息时间，办公地址都说了。

对于认定的目标，她总是锲而不舍，不达目的绝不轻言放弃。

第二天早上6点多，她带着俩贴饼子，跟着一帮大人，坐上大院里的班车，到了纺织部，纺织部的老人，都是看着她长大的，看到母亲当年的老同事，她都嘴甜地 “叔叔、阿姨”地招呼一遍，她只说是到部里看看，谁也不知道她到底要干什么。

到了部里，她直奔阎司长办公室，开门见山：“闫叔叔，我是你女儿的同学，我们全家被下放到湖北好几年了，我妈妈身体越来越差，危在旦夕!”说着说着，声泪俱下。

阎司长碍于情面，不好意思赶她，但也没法留她。他总对他说：“我知道了，有名额一定想着你，回去等消息吧！”

阎司长是记得她母亲是的----当年院里鼎鼎有名、舞会上炙手可热的“大美女”。

可她知道这话只是敷衍。如果按规矩办，按职位论，猴年马月也轮不到她家，就算母亲的身体还能熬些日子，她自己毕业分配也等不了啊。

有了韧性，还得讲究方法，能用上的关系都用上。

那几天之后，只要司长在，她就赖着不走；他去开会，她就去司机班找魏叔叔。

魏叔叔是当年也跟他们家一道下方湖北，他爱人生小孩的时候，是他母亲帮忙接的生。后来他调回北京当司机班班长。

再次见到她，又是可怜又是心疼，对她十分照顾，每天中午都去食堂带俩烤窝头，外加一份菜。

除了在阎司长面前软磨硬泡，她还做他闺女工作，天天跟她一把鼻涕一把泪，讲述母亲的身体如何每况愈下，家境如何惨不忍睹。弄得小姐妹也替她家的事忧心如焚。

有一天，她灵机一动，想起姥姥做的红烧肉远近闻名，决定用它“贿赂阎司长”。

拎着姥姥做的一大饭盒红烧肉卤蛋，外加一大饭盒狮子头，她又来到他的办公室：“阎叔叔，你尝尝！”

“嗯，好吃！”阎叔叔赞不绝口。

“好吃我天天给你做。”那小嘴甜啊，像抹了蜜。

很明显，在红烧肉的攻势下，阎叔叔的“防线”开始松动了。

连续送了几天，她感到火候差不多了，又设计了一出小把戏，让阎叔叔的女儿友情出演，帮忙游说：“明天早上，我还坐头班车去你爸办公室，你等到中午再去，咱俩一起坐在地上哭。”

果然，这一招凑效了。我们刚开始抹眼泪，他就写了一张纸递给她：“拿着，别哭了！”一脸又好气又好笑的表情。

她定睛一看，抬头几个大字：病退证明。

有了这张证明，她们全家就可以连人带户口回北京了：这意味着母亲的病可以得到很好地治疗、继父多年委曲求全下放的生涯也结束了。

改革开放后，张兰从北京东四的“阿兰酒家”起步，经过20多年的拼搏，数十家“俏江南”餐厅已遍布全国，生意红红火火，她创下了自己的餐饮“帝国”，成为一代人的传奇。

她的奇迹看似偶然却有必然。她的成功不能复制，但背后的底层逻辑我们却可以借鉴。

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有坦途，也有困境，甚至是绝境；有高潮也有低谷，起起伏伏才是人生。

面对低谷和坎坷，迎难而上，前面就是艳阳天；一旦躺倒，就永远也站不起来了。

还是那句话，困难就像敌人，敌人哪怕在天上，你也得努力向上爬，离它越近，你才越有机会。如果因为你的敌人太过强大，只敢仰望，喋喋不休地谩骂或者诅咒，什么都不做，那敌人永远高高在上，你永远都会烂在尘埃，一辈子就会自怨自艾在悲愤中度过，人生一片灰暗。

张兰大半生经历过不少沟沟坎坎，为了积攒创业的第一桶金，她独自一人去加拿大，在那里什么苦活儿累活儿都干，终于攒下了2万美金。

回国后，开了自己第一家饭店“阿兰酒家”，酒家好不容易做得不错，他唯一的弟弟的、最亲爱的弟弟突然遇害，她的生活又重重地跌入谷底。后来，在国贸开了第一家“俏江南”，经营刚有起色，就赶上了非典……

她的生活从来没有过一帆风顺，可她一向不会害怕“逆风而行”。

她在书中自嘲：“不是都说女人像猫，又说猫有九条命吗？一次次经历的坎坷，甚至数次被逼到绝境，又都终于绝处逢生的我，是不是也有九条命？”

不屈服于命运，光有勇气还不行，还得有方法，不轻言放弃。为了母亲能够回城，她调动了她那个年龄能够想到的所有的办法和能够动用的一切关系。

当然，时机也很重要。在做好全面的铺垫后，她选择了下放人员回城已成为趋势的适当的时机，结果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这就是张兰给我们的启迪。在你遇到困境时，请记住书中的张兰送给我们的一句话：

“生命的力量在于不顺从，我相信，这就够了！”#营业吧！创作人##动态创作打榜赛##萌芽计划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