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不能触及集权，被乾隆深挖两年又戛然而止的“山西弊案”

乾隆六年二月末，上任不到一年的山西巡抚喀尔吉善愁容满面。之前还自认为工作成绩不错上奏讨要顶戴花翎，没想到皇帝不但拒绝，还给他扣了一顶“不作为”的大帽子。

朕闻得布政使萨哈谅操守不清，学政喀尔钦取录不公 …… 汝为巡抚，何置之不闻耶！
《清高宗实录·卷一百三十七》

虽然不知道皇帝怎么得到的消息（大概率是山西官员通过密折上报的），但是喀尔吉善明白如果不能赶在钦差到达前查出个一二，只怕自己也要被下狱问罪了。

巨大的压力带来了高效率，整肃山西官场的“山西弊案”也就此拉开帷幕。

三月初二，喀尔吉善向乾隆上报了自己的初步调查结果。学政喀尔钦在乾隆五年的武举考试中收受贿赂（1200两白银）让几名考生冒名代考。除此之外喀尔吉善还发现喀尔钦伙同仆人买卖他人妻子 ……

五天后喀尔吉善再接再厉，又破了萨哈谅的案子。喀尔吉善上报萨哈谅的六大罪状，主要为贪墨税银六千多两、纵容仆从勒索属官、以“借”为名强夺地方官员财物、对仆人贾某与多名男子“淫乱”之事置之不理 ……

喀尔吉善的努力获得了“回报”，乾隆认可了喀尔吉善的努力，仅以“失察”将其申斥了一番。不过乾隆这么做并不是要放过喀尔吉善，而是他意识到另外的问题，需要留着喀尔吉善作“文章”。

这种地方官员的贪腐案，正常来说应该由地方督抚自纠上报，或者监察官员向督抚、朝廷举劾。现在反而是他这个皇帝比督抚先知道，只能说明地方官员们上下串联包庇，原有的监察系统废弛失灵了。

因此乾隆要用喀尔吉善做“榜样”，激励和警示各地督抚们，严肃地方吏治、主动打击贪腐。

但自今以后，晋省吏治，全问之于汝，二三年后，若无起色，汝其甚之 ……
巡抚喀尔吉善，毋得徒事文告，而不实心奉行，以致属员阳奉阴违 ……
朕倘有所闻，当特遣大臣，彻底清查，水落石出，必将大小官员，从重治罪 ……
《清高宗实录·卷一百四十三》

乾隆不但给喀尔吉善立了军令状，还暗示他自己消息灵通，啥都知道 …… 乾隆故意不把话说清楚、搞得似是而非，其实是为了给喀尔吉善制造压力，让他不敢蒙混、包庇。这不是笔者的猜疑，因为乾隆其后在这方面的表现更为明显。

五月三十日，喀尔吉善向乾隆奏报平阳知府章延圭不法事。乾隆反而还把他训斥一通，“不特此也，刘泽民（潞安知府）声名亦平常，汝知之乎？总之晋省吏治废弛以极”。六月初五，喀尔吉善又上报了麾下五名知府的问题。但乾隆依然不满意，朱批“此非一奏所能了事者也”。

这都是在暗示喀尔吉善，我啥都知道，你别想敷衍了事，抓紧严查。

不过喀尔吉善还真不是故意包庇下属或同党。他是在乾隆五年六月被任命为山西巡抚（实际到八月才上任），在此之前一直在京师就职未放过外任。换句话说喀尔吉善没有时间和机会在山西经营势力，也意味着他在山西地方上没啥同党、同伙。

喀尔吉善作为宦海浮沉的老手，他也很清楚自己出任巡抚的原因是皇帝想要清理山西官场。因为在他到任之前，山西的另外两个重要地方官职布政使和按察使都换人了。

而且喀尔吉善上任后干的还行，不到两个月就挖出了涉嫌贪腐的归化知府同知春品尔，并以失察（仵作在一起命案中受贿做伪证）把兴县知县陈廷灿撤职。只是这离乾隆的要求有点远罢了。

喀尔吉善让乾隆不满意进而拿出“非常手段”的原因，实际也是乾隆选中他的原因，他在地方无势力。虽然这让他在山西没啥牵绊，但是也让他在山西的消息不“灵通”。乾隆觉得既然你消息不灵通，就应该拿出酷吏的手段去主动获取。

此时的喀尔吉善似乎已经听到皇帝磨刀的声音，被逼无奈只得拿出了最后的办法。山西境内的官员一个也不放过，挨个查办。既然皇帝觉得你们有问题，那你们就是有问题，全部下狱去吧。

首先，罪行开始不限于是不是犯在山西任上。八月，上报山西布政使吕守曾（接替萨哈谅）不法事，罪行为浙江任职期间贪污受贿，山西按察使吴龙应因在武昌道任上克扣库银而同样被参。九月，上报河东盐运使博启图在山西境内“贪鄙婪索”……

其次查办也不再限于贪腐舞弊等，“失察”也成了定罪的有力武器。例如泽州知府李肖筠、汾州知府张坦让，虽然没有贪腐舞弊等罪证，但是喀尔吉善依然给他们扣上了对“喀尔钦弊案”防范不严的帽子。

在喀尔吉善的严查严办下，山西纠察吏治的成绩斐然，大量官员落马。但是也给山西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 – “缺官”。

因为这次清查要求太苛，不少官员为了自保、不受波及主动辞官。例如万全知县请求辞官回家照顾母亲，凤台、石楼、洪洞等知县请求辞官养病 ……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官员上报家属丧葬，请求辞官守制（之前这类事儿，官员大多是能拖则拖）。

至乾隆六年八月末山西境内知县、知府的缺额已有二十六个之多，地方府衙的运作都快成问题了，朝廷不得不先让那些罪行比较轻的官员们“革职留任”。

乾隆倒是对喀尔吉善的表现很满意，在乾隆七年九月不但予以褒奖，还是表示年底会召他入京觐见（也就是要赏赐）。

但是当年十二月喀尔吉善不仅没能进京还被调往安徽负责赈灾事宜，热闹一时的山西弊案也就这么戛然而止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最重要的原因是，朝堂里对这场弊案的舆论风向开始转向“满汉之争”。

乾隆七年十月末，工科给事中杨二酉以山西弊案涉及的高官多为满人为由，称满人水平不行并不适合外任。“满洲用为外任，恐伊等于子民之道多未讲习，有失闲检 ……”，建议朝廷以后不要再委派满人出任地方要职。

在清朝满（旗）人相对于汉人有很多特权，例如满人不需要科举中第就可以出仕为官（荫功、捐纳、举荐等多种途径），这让需要十年寒窗苦读并获取功名后才能谋个一官半职的汉官很是不满。

对于各部司重要职务，朝廷采用满汉大臣并立的制度。这也让不少能力一般的满官能轻松越过一众汉官同僚出任朝堂要职 …… 因此杨二酉的奏章引起了汉官们的广泛响应，一时间攻击和批评朝廷官制的声音越来越大。

满清入关后虽然很快控制了中原，但是自身族群相对中原汉族的弱势又让他们难以长期并稳定的统治。因此满清采用了汉族的“以夷制夷”，一边加强自身汉化，降低彼此的隔阂和敌视；一边和汉族士绅合作“共享”皇朝。

为了防止汉人凭借人数以及科举方面的优势将满人挤出朝堂，满清就制定了明显偏袒满人的官制以确保满人在朝堂中的势力。站稳脚跟之后，皇帝又想进一步加深对皇朝的控制以及集中更大的权力，于是开始委派满人出任地方要职。

但是皇朝权力的“蛋糕”就这么大，满人和皇帝拿得多了，汉族士绅们自然就拿得少。因此双方的矛盾也就不可避免了，这也是贯穿整个清朝的“满汉之争”的根源。

不过这些都是皇帝无法明言的，面对朝臣的责难，尴尬的乾隆只得以上谕的形式亲自出面辩解。他的理由主要有三个。

其一，之前满人人少，所以只能在京任职。现在人多了，当然可以多出任地方官，还能通过做官更好的学习并汉化。

其二，所谓满人不懂“子民之道”是偏见，地方事务复杂琐碎，汉族官员不是一样难以独自应对要请幕僚么？而且现在任用的满人比那些衰老、迟钝的汉族腐儒进士要强很多。

其三，乾隆指出皇朝上下汉族贪官一样多如牛毛，但是朝廷并没有因此对汉官失去信心，一样大量选拔汉族官员。

总而言之，满人是有些问题但整体是好的，拿这个质疑朝廷官制的都是故意区别满汉，欲图谋不轨的贼子。

不过解释归解释，乾隆也意识到不能任由这个话题发展下去。一方面承诺以后选派满人就任地方官职前先考试，不合格不外放。另一方面就是赶快结束山西弊案，不再给这个话题继续拓展、升温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