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以来桂林城区地名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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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统计分析民国以来桂林城区地名的变更记录，进而探讨桂林城区地名的演变规律、分析其演变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桂林城区地名演变可划分为传承发展期、通名更名期、大规模反复更名期和地名规范期四个阶段。民国时期的地名留存率较高；地名演变与城市发展联系密切；专名具有桂林独特的山水特征、通名逐渐丰富等是民国以来桂林城区地名演变的特征。政治变化、城市化和社会心理的变化是影响桂林城区地名演变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民国以来；桂林城区；地名演变；影响因素

地名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历史的演变往往带来地名的变动，每一条地名涵盖着一段历史。因此，地名与时代同步，是城市记忆的载体，存储着自然、文化、政治和经济等信息。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建设推动着地名的命名、更替和消失。桂林作为传统的旅游与文化名城，其山水景观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对地名影响深远。已有学者梳理桂林古地名文化的演变，而民国地名对桂林现今地名影响更大，奠定了现今桂林地名的基础，本文继续研究民国以来桂林城区地名的演变，以期了解桂林地名演变的整体历程。分析民国以来桂林地名的演变规律及影响因素对桂林市地名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有重要意义，也可为桂林新生地命名提供参考。

一

研究区概况和数据来源分析

（一）研究区概况

桂林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地处南岭山系西南部，扼湘桂走廊南端。桂林市现辖秀峰区、叠彩区、象山区、七星区、雁山区和临桂区六个区，其中秀峰区、叠彩区、象山区、七星区和雁山区五个区为传统辖区，临桂区于2013 年撤县设区。桂林市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江河、湖泊遍布。漓江是桂林的主要河流，支流有灵剑溪、小东江、宁远河等。桂林市地形以山地为主，岩溶地貌分布广泛，以岩溶峰林地貌为主，各具特色，种类齐全。市内名山有独秀峰、象山、七星山等。

桂林市不仅山水独秀，还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孙中山、蒋翊武等先后在桂林开展过一系列革命活动；全面抗战时期，桂林汇聚了大量文化名人，形成了著名的“桂林文化城”。1982 年被列为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

（二）资料来源与统计

本文选取桂林市秀峰区、叠彩区、象山区、七星区和雁山区五个传统城区有变更记录的地名和新增地名为研究对象，所选取的地名包括聚落、群众自治组织、政区、道路、桥梁、交通运输附属设施六种类型。资料来源包括《桂林市五城区地名录》《桂林地名集刊（第一辑）》《桂林地名集刊（第二辑）》《桂林年鉴》《桂林通史》《桂林市志（上册）》等。地名数量统计以《桂林市五城区地名录》作为基础数据，以系列《桂林地名集刊》作为补充，并通过《桂林年鉴》《桂林通史》《桂林文史资料》等文献了解桂林城市发展情况。

地名演变包括地名的变更和新增地名。地名变更即指地名的更名、复名和消失等变动情况，如八桂路于1936 年由府前街改名八桂路，1966 年改名灭资一巷，至1978 年复名八桂路，此算一条地名，三条更名记录；新增地名即新生地理实体的新地名。经统计，民国以来有变更记录的地名共351 条。要说明的是，本文在统计有变更记录的地名数量时是以现有地名为依据，而部分地名在演变过程中会出现某一时期的同一道路分段命名的情况，所以分时段后的地名总数与统计的变更地名总数有出入，如现中山南路，民国时期北段称南薰路，南段称尚智路，只记入一条有变更记录的地名。

二

民国以来桂林城区地名的演变与发展

桂林城区地名的演变和发展呈现阶段性和集中性的特征。根据地名变更和新增地名出现的集中时间，将民国以来桂林城区地名的演变分为传承发展期（民国）、通名更名期（1949—1965 年）、大规模反复更名期（1966—1978 年）、地名规范期（1979—2007 年）四个阶段。各个阶段的地名变更又呈现出集中于某一年份的特征，如在大规模反复更名期有147条地名更名于1966 年，139 条地名更名于1978 年。民国以来，桂林道路类地名和群众自治组织类地名较其他类型地名变动大，其变更数量多，且变更频繁；聚落地名较其他类型地名更稳定，只有少数地名有所变更。

新增地名数量以传承发展时期和地名规范期两个时期最多，1948 年桂林市政府第五科公布的道路名就已新增109 条，地名规范期新增284 条，新增地名的类型又以道路类地名居多。

（一）传承发展期（民国）

民国桂林变更的地名类型以道路类地名为主，新增地名也以道路地名居多，1948 年桂林市政府第五科公布道路名共252 条，比1909 年《广西省城巡警区域地图》标绘的街巷名称多109 条。一地多名的现象较多，如中正路又俗称北站路，秀水街又贬称臭水塘等。

明清时期的地名多因保留专名或专名的部分字词在民国得以传承：如美仁路清时称美仁里，仅通名变更；保留专名的个别字词的有三皇路，明称三皇庙巷，清称三皇庙街，其中，保留专名部分字词的又以同音替代较多，如福棠街清时称福堂街、青福里清时称清福里等。也有少数地名在民国得以沿用，如社公巷清及民国均有此称，仁寿巷亦如是。

1933 年起，桂林城区范围向外扩展，开始拆除城门，修建街巷和新式马路。新增的地名命名总体上延续以往以山水景观为主的采词风格，如杉湖路、叠彩路、临江上里等。在地名命名方式方面，新增用原地名＋方位＋数词命名的衍生式命名方法，如伏和路北一里、乐群路北一里、乐群路南一里等，此外还新增了用“环”字＋方位的环城道路的命名方法，如环湖东路、南环路等。

民国时期，桂林地名文化十分丰富，已有的地名文化如山水文化、政治文化、宗教文化、美好心愿、诗词文化等得以延续。体现山水文化的，如因南端有穿山而命名的穿山小街；体现政治文化的，如付中村因清光绪年间曾在此设付中团建制得名；体现宗教文化的，如斗姆巷因该巷原有斗姆庙得名；表达美好心愿的，如三多路取“多子、多福、多寿”之意；体现诗词文化的，如春华街取自“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寓惜少壮之时。民国时期，民主思想和抗战文化在桂林广泛传播，地名开始受到影响并被赋予新的内涵。与人物相关的，蒋翊武先生是杰出的民主革命活动家、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被孙中山誉为中华民国“开国元勋”，翊武路就是为纪念蒋翊武先生而得名；与建筑有关的，如建干路因原在天圣山麓办有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得名；与民主思想有关的，如信义路得名于“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八个字是孙中山先生倡导的道德规范，后成为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

（二）通名更名期（1949—1965 年）

新中国成立至1965 年，桂林变更的地名类型以道路类地名和群众自治组织类地名为主，新增地名较少，一地多名的现象较少，但依旧存在，如兰井巷也称江南里等。解放初更改部分以民国人物命名的道路和桥梁地名，如将中正东路、中正西路、中正路（俗称北站路）和中正桥分别更名为解放东路、解放西路、群众路和解放桥。

地名专名主要从含有吉祥寓意的字词中采词，表达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如和平、太平、福、安、和睦、朝阳等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祝愿；群众、民主、解放、新生等蕴含了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做主的主权意识，具有显著的解放思想特征；星群、团结、群力、合心、三联等则有团结协作、齐心协力之意，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集体思想”。通名方面，道路类地名的更名多保留原地名的专名或字词，仅改变通名，如府后街更名府后里。1953 年起因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群众自治组织类地名开始使用人民公社、农业生产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通名，形成了如秀峰人民公社、屏风农业生产互助组、星光农业生产合作社、三联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清风高级农业生产社、付上乡等地名。但这段时期地名通名变更频繁，上述通名的使用并不稳定，1961 年群众自治组织地名最终以大队和公社为通名，如三联村在1954 年至1958年先后使用了农业生产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三个通名，至1961 年才使用大队作为通名。

（三）大规模反复更名期（1966—1978 年）

1966 年至1978 年，桂林大量地名经历了先更名、后复名的集中性反复变更，新增地名较少，一地多名的现象大幅减少。“文革”对地名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桂林共计147 条地名被集中更名。

这一时期，地名大量使用“反、灭、新、解、红、战、抗”等字词。以“反”字命名的地名有反封一巷、反封二巷、反封三巷等；以“灭”字命名的地名有灭资一巷、灭资二巷、灭资三巷等；以“解”字命名的地名有解东一巷、解西二巷等；以“新”字命名的地名有新华路、新生街、新建路、新文路等；以“红”字命名的地名有红书路、红星路、红桥路、红旗路等；以“战”字命名的地名有战胜路、战斗路、战备巷等；以“抗”字命名的地名有抗美路、抗战路东一巷、抗战路东一里等。

1978 年，为了符合桂林市的特点和方便民众使用，开始对“文革”期间更名的地名进行整改，恢复了大量原来使用的名称，如兰井巷、八桂路、东华路等均得以复名，只对少数地名再次更名，如芦笛路由大庆路更名而来，原名观音阁。1966 年被统一更名的地名中，仅八一桥、新建路、穿山小街、上游路（现无）、抗战路一巷（现无）、抗战路二巷（现无）六条地名得以保留。

（四）地名规范期（1979—2007 年）

到了地名管理与规范期，桂林市各类型地名均有变更，但仍然以道路类地名和群众自治组织类地名变更的数量居多。道路类地名方面，1986 年更名了一批因地理实体功能变更的地名，如胜利路西一里原为桂铁工人二区，后修建为道路，因位于胜利路西侧得名。群众自治组织类地名方面，1984 年原以大队为通名的地名统一改成以村作通名，如五福大队更名为五福村；以公社为通名的统一改成以乡作通名，如二塘公社更名为二塘乡。1989 年桂林市人民政府颁发《桂林市地名管理规定》，对地名命名和更名的原则作了规范性要求，加强了桂林地名管理工作。此后，桂林地名逐渐保持稳定，除指代的地理实体功能发生变化而更名的地名外，地名变更现象大幅度减少。

改革开放后，桂林地名数量大幅增长，仅1979 年至2007 年就新增了284 条地名。在地名类型方面，又新增交通附属设施类地名，立交桥、涵道、隧道等地名通名开始出现，如丽君路铁路立交桥、蜈蚣山隧道、篦子园涵道等。各类交通类型的地名的出现展现了桂林交通系统的良好发展状况。此外，还新增街道、乡和社区等政区类地名通名，形成如秀峰街道、象山街道、二塘乡、朝阳乡、乐群社区、东华社区等地名。

新增地名命名方式以衍生式为主，或以山、水等自然景观地名为基础，衍生出新地名，开始形成地名群，如象山、象山街道、象山区、象山南路，七星街道和七星路、七星村、七星社区等；或因便于政府管理和城市规划的需要，在原地名的基础上衍生新地名，如群众路北二里原是群众路北侧支巷之一，依序号排列得名。

地名文化以体现山水旅游文化为主。1985年国务院批准桂林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桂林城市总体规划》中明确指出，桂林城市的性质为“风景旅游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国务院也强调城市的各项事业建设必须与这一性质相适应。一方面，依托山水旅游资源禀赋，桂林地名以山、水等自然景观为基础命名；另一方面，桂林市还注重城市发展中历史文化的保护和开发，实施一系列小街小巷改造工程。2007年恢复了斗姆巷、府东里、榕荫里、保惠巷等因1997 年旧城改造废止的老地名。老地名是城市宝贵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构成了一座城市的文脉和灵魂。山、水等自然衍生地名与被恢复的老地名分别同山、水等自然景观与文化相互统一、映衬，体现了现代桂林山水和文化旅游城市的特点，同时也强化了桂林地名的山水旅游文化性质。

三

民国以来桂林城区地名演变特征

（一）民国地名留存率高

民国地名的留存率较高，据统计，有50条民国时期的地名完整留存至今。此外，桂林地名还以四种形式沿袭了民国旧称：一是完全沿用民国旧称，如现八桂路自民国始称，虽1966 年曾改名灭资一巷，但最后仍沿用了这一名称；二是保留了民国时专名而改通名，即专名部分完全保留，仅更改通名，如伏和巷在民国时称伏和路；三是采用了原民国地名的个别字词，即沿用了专名的部分字词，如北竹园里民国时称竹园街，保留了专名的部分字词；四是由民国时期的地名衍生而来，即在民国时期地名的基础上衍生新的地名，如东江路东一里因在东江路东侧得名、信义桥因建于信义路上得名等（见表1）。

表1 桂林地名沿袭民国地名旧称统计

（二）地名演变与城市发展联系密切

桂林地名演变与城市发展联系密切，每一次城市的快速发展都推动着地名数量、类型或地名文化的发展。民国时期，桂林城市发展繁荣，出现大量新增地名，受革命运动的影响，桂林的地名还体现了抗战文化。改革开放以后，桂林城市进入快速发展期，城市功能逐渐完善，与之相适应的地名类型和地名通名的类别也更加丰富，同时也出现了与经济产业有关的地名文化，如长海路以长海机器厂命名。

（三）地名命名方式以衍生式为主

民国以来，桂林地名不断增加，地名命名以衍生式为主要方式。桂林现今地名的来源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以民国时桂林地名为基础衍生，如福棠巷民国时称福棠街；二是自山、水等自然景观地名衍生，如甲山街道因辖区内有甲山得名。衍生地名大都由四种方式形成：一是以原有地名为基础，衍生出新地名，如乐群路因该路东段北侧设有乐群总社得名；二是因所指代对象的城市功能改变，衍生出新的地名取代了原地名，如兰井巷因原有名为兰井的古井得名；三是保留了原有地名的个别字或词形成新地名，如藏经巷原名经堂左巷，保留了经字；四是增加以表示方位、序列或指向的字词，在原地名的基础上衍生出新地名，如胜利路东一里因位于胜利路东侧得名。

（四）专名以山水景观为主，通名类别不断丰富并逐渐规范化

桂林地名专名的采词范围广泛，受城市特征和衍生式地名命名方式的影响，桂林地名专名多取自山、水等自然景观。民国以来，桂林城区地名数量不断增加，地名通名的类别也逐渐增多。桂林城市功能不断丰富完善。因此，城市内部的地名通名也更加丰富，如立交桥、涵道、乡、街道等，地名通名从山、水、聚落点等向行政区划、人文设施等城市功能实体发展。

随着桂林市城区范围的逐渐扩大，出现并规范了一系列便于城市规划管理的地名通名。政区地名方面，统一设立区、乡、街道等通名。道路类地名方面，建立路、街、巷等道路地名通名的使用规范，更名通名使用不规范的道路地名。通名规范化是地名管理工作加强的有力体现，有助于城市管理。

四

民国以来桂林城区地名演变的影响因素

（一）政治是地名演变的推动性因素

地名的置废、命名、更名与国家政治有关。国家政治方面的变动通过影响国体和政策的转变，从而推动地名的演变。

一方面，国体变更推动地名的演变并使其具有国家治理理念的主体思想。民国时期，桂林出现的三民路、民主路、民权路等体现了“三民主义”思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人民路、群众路、民主路等则更强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可见，民国以来国体变更引起了地名的变化。

另一方面，政策的变化是地名变更的又一影响因素。1950 年桂林市人民政府发布公告，要求更改部分道路、桥梁的名称。根据报告的要求，部分地名被改成具有民主内涵和符合当代发展形势的名称，如定桂路改为人民路、中正西路改为解放西路、中正桥改为解放桥等。地名普查期间，根据国务院公布的《地名管理条例》和桂林市政府颁发的《桂林市地名管理规定》，桂林市地名委员会对含义不当、用字不当、少数民族音译不准和有重复的地名均做更名处理。国家政策的强制性让地名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下发生变更，使地名更加规范化和便于管理。

（二）城市化是地名演变的主要因素

1.城市规划的控制和引导

城市规划目标和要求的转变，也很大程度影响着城市道路地名时空演变。城市地名的发展演变与城市自身的发展紧密相关，而城市规划从总体上确定城市的发展方向，因而城市规划在决定城市发展方向的同时，也控制和引导着地名演变的方向。此外，城市规划还规定了城市的性质，城市性质的确定必然要求城市内部事业建设与其相适应，就地名而言也是如此，现今桂林地名始终符合着风景旅游与文化名城这一性质。

2.城市空间的拓展和实体功能的完善是地名演变的内在推动力

随着城市发展，城市实体空间必然发生变化，而地理实体空间的变化导致地名的演变。地名作为城市发展中延伸最广泛的方面，随着城市的发展相应地发生变更。一方面，在新城建设、旧城改造的过程中，地名伴随其所指代的地理实体的消亡而消失，如罗三里、五家园、殷家巷等因建立桂林市人民政府被撤销。尤其在改革开放后，这种现象更加明显，在84 条废弃地名中，50 条地名废弃于改革开放以后。另一方面，城市的扩张又是地名“生长”的动力。桂林依托其山水文化，在城市的发展扩张中产生了大量衍生地名，如穿山路、虞山路、净瓶山大桥、漓江路等，这些由点及线的地名共同构成城市化进程中新的地名脉络。

3.城市经济发展是地名演变的外在推动力

城市经济的发展是地名演变的“养分”，推动了地名的形成和演变。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桂林新增道路数量可观。改革开放推动桂林经济发展，特别是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了更好推动旅游业的发展，桂林市注重对旅游基础设施，尤其是旅游交通的建设，截至2007年底，新增道路类和交通附属设施类地名269条。工商业的兴起也对地名命名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少道路类地名的命名反映了城市经济发展对其的影响。如圣隆路，因圣隆房地产开发公司通过拍卖购买了此路50 年冠名权得名；济民路，因此路东端有金王药业有限公司，取济世救民之意。

（三）社会心理是地名演变的主观推动性因素

社会心理从主观层面推动了地名演变。地名不仅是简单的指称符号和表达意义的书面文字，地名在“生产”的时间和空间里被赋予了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可以从地名中反映出来。在命名时人们常常赋予地名美好的意愿和寓意，如三多路，取“多子、多福、多寿”之意。不同的社会思想往往使地名带有特定的时代特色，如新中国成立初期体现人民解放思潮的解放西路、改革开放后的上海路等。求美求雅的社会文化心理是推动社会发展对地名进行选择的主观动力之一。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求美求雅的心理倾向直接推动了地名的变化，人们不再将那些粗俗的、寓意不佳的字词用作地名，而是逐渐将原有的“粗鄙”地名转变为文雅、美好的地名，如湖光路因1945 年桂林光复后，在原地陆续填塘建房，雅化得名。

五

结语

民国以来桂林城区地名呈现传承发展期、通名更名期、大规模反复更名期和地名规范期四个演变阶段。地名演变的特征为：民国地名留存率高、地名演变与城市发展联系密切、地名的命名方式以衍生式为主、地名专名具有桂林独特的山水特征、通名类别丰富并不断制度化等。城市是孕育城市地名的摇篮，城市地名的出现、变更和消失无一不受城市自身的建设、发展及城市历史政治等方面的影响。因此，政治、城市化、社会心理是民国以来桂林城区地名演变的主要影响因素。政治力量使得地名发生改变，也因其政治色彩而带有不同时代的烙印。城市的发展催生了大量的新地名，社会心理的转变使得地名更显而易见地反映人们的内心诉求，成为桂林城区地名演变的主观推动力。

作者：李文华，王 荣

来源：《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2016年第2期

选稿：黎淑琪

编辑：黄海红

校对：罗舒平

审订：邹怡思

责编：甄艺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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