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及尔：我来到非洲的一座大楼里生活| My City in 2022

作者 | Juan

2020年下半年，央媒到我的本科学院来校招，已经确定读研的我也去凑了热闹，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国际部都要驻外，内部统一考试，按成绩选地方，分高的一般就去欧洲，最低的一般就在非洲。

“非洲。”我心想：“要是非洲那么容易去的话，我就去非洲吧。”

“去非洲”这个想法不完全是一时兴起。一方面是，我想当作家，作家似乎都需要经历。另一方面，教会我写作的老师曾经从美国出走到中国，由此激发了写作灵感。理所当然，他就成了我的模仿对象。再说了，大部分成长小说里，男孩总是在冒险，女孩总是在结婚，于是对我来说，女孩的冒险听起来像“未选择的路”一样诱人。

于是，像莱辛笔下出走去看日出的孩子似的，我逢人就喊：“去非洲！去非洲！”一直喊到身边人全都相信我——或者说懒得反驳我——才停下来。然后，如同突然合上的百叶窗一般，我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然而，等待是漫长的，也是自省的。尽管当时的我如同念经一般给身边人洗脑，但我对非洲几乎一无所知。我看过波拉克的电影《走出非洲》，想象过一个泛非洲的缩影。那里人穷、病多。那里都是黑人、狮子和草原。

我对如何去非洲也一无所知。是要先考到央媒呢还是背包直接去？能去的话，去哪个国家？去干什么？

很快，一年半过去了。国内疫情防控日发严峻，就业形势仍不容乐观。我先是被封锁在上海30平的小出租屋里，后又身兼三份媒体实习。我开始想我是不是应该毕业后赶快找个稳定工作，也许我一直以为的冒险只不过是我逃避艰苦生活的借口。

最近几年，我一直想着不回家过节；想着我要去非洲了，所以家人得逐步练习春节我不在家的情况。家人当然是嗤之以鼻，我也继续着年复一年的走亲访友。但这次，在和两个表妹玩石头剪刀布真心话大冒险时，我猛地发现，我们这代小孩好像永远被困在了这个游戏里。玩石头剪刀布时，我们三局两胜，五局三胜，一直不服输，由此卷入无限循环。好不容易争出胜负，我们又一成不变地选择真心话而不是大冒险，然后进入下一轮，继续拼命地石头剪刀布。为什么我们不能去选大冒险呢？

我仍在毫无征兆地等待。等待也消磨着我的意志。

或许自我实现的预言真的存在。非洲幻想的种子生长了两年后，我的研究生学院告诉我，如果我愿意错过秋招春招，愿意承担疫情风险的话，我可以出国。

学院提供的海外实习机会主要在非洲，比如喀麦隆、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肯尼亚、埃及；也有少数在欧亚。

埃及要求熟练掌握英语和阿拉伯语，优先考虑男性。尼日利亚、肯尼亚只需熟练掌握英语。喀麦隆、阿尔及利亚需熟练掌握英语，且优先考虑女性。

我对这些国家都不了解，再加上欧洲也突然在我心里蠢蠢欲动，于是我选了五个国家，把它们的优缺点一一列了出来。

一、比利时：

优点：可以好好利用一下我的二外法语。

缺点：但我其实不会法语。再加上，那么多人去过，我肯定写不出什么新东西。

算了吧。

二、埃及：

优点：我的模仿对象、楷模老师去过、写过。

缺点：我的模仿对象、楷模老师去过、写过。再加上，我一句阿拉伯语都不会。他们还优先考虑男生。

算了。

三、喀麦隆：

缺点：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国家。

优点：招聘说明里写着可以见到部落公主。

算了。

四、尼日利亚：

优点：这个国家我听说过。

缺点：但有疟疾和治安问题。

五、内罗毕：

优点：《走出非洲》原作者凯伦的故居。

我纠结三番后选了尼日利亚。我本想选内罗毕，但是听闻这个单位有过办不下来签证导致没出去成的先例，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便把申请资料改成了尼日利亚。对我来说，疟疾、治安都不是问题；作家嘛，就是要吃苦，能出去就行。

就是这个时候，我朋友问我为什么不去阿尔及利亚。

“完全没听过这个国家。”我回答。“而且听名字感觉是个阿拉伯国家，穆斯林，恐怖分子。”

“人家疫情前还是个小众旅游国家。非洲小希腊。”

我上网搜索。很快，在网上为数不多的秒懂百科里，阿尔及尔的法式白城与地中海勾住了我的魂。我想，疟疾、抢劫我都不怕，宗教有什么好怕的。经过报名与选拔，我可以前往阿尔及利亚的国企从事企业文化宣传工作；而阿尔及尔也即将迎来稀有物种：一位年轻中国女孩。

朋友们在得知这个消息后既担心又羡慕。他们仍在秋招的滚轮机里日夜不停地转动，我时不时就能看见哭红的双眼。他们仍需抽出时间去核酸亭排队，要是哪天忘了，就会被关在学校外面。

同学们问我：你回来找工作怎么办啊？你过去阳了怎么办啊，后遗症很麻烦的？你能顺利毕业吗，会不会延毕啊？

但更多的还是祝福。同学们恭喜我躲开了内卷的秋招、日复一日的核酸与突如其来的封控。我的父母在听了两年的嚷嚷之后也支持我的决定。亲戚朋友羡慕我在动态清零、护照签证办理困难、“非必要不出境”的情况下还能远赴非洲。离开上海回国的外国朋友们则是半开玩笑地向我保证我一定会得新冠，同时保证我一定会很快康复。一个留在上海的美国朋友索性和我打赌：“你过去之后，一周内一定阳。”

从疫情防控的中国出境并不容易。今年9月底，中国到阿尔及利亚没有开放直航，且机票昂贵。在资助下，我经停首尔，在巴黎转机，辗转一天一夜到达。

第一个航班坐得满满当当，几乎都是中国人。寄存行李时，我就看见大家行李箱上写着各个大学的名字和需要辗转的路径，以免行李遗失。飞机上，我这一排四个座位，左边的男生去英国纽卡，右边的男生也是。他们说飞机上同校的起码30多个。最右边则是首次出国去西班牙马德里留学的女生。

他们问我去哪儿？我说阿尔及利亚。都没听过。我说非洲。他们瞪大了眼。

来之前，实习单位并不放心我独行。前往阿尔及利亚工作的人不少，同事都说转机的时候跟着中国人流就行，但这次，单位怎么都联系不到去阿尔及利亚的员工，兴许是因为疫情，流动性减弱。于是我一个人踏上旅途，和飞友从高考成绩聊到绩点、考研和工作。中国学生聚在一块儿，总是这些话题。

第二个航班上，整架飞机几乎都是阿拉伯人。女人的睫毛像把蒲扇，男人的眉毛又黑又浓，小孩儿的头发棕黄卷曲。我一下子显得格格不入。飞机很空，我左边没有人，再往左靠窗的位置坐了个女人。她穿着蓝色条纹衬衣，墨镜架在她棕色的头发上。我的前面则是个穿米色长裙，包黑色头巾的女孩。我的右边是个戴着耳机的大叔，隔着空座位靠窗还坐着个亚洲面孔的男人。

我又把眼睛移到侧面。我前面的右边是一对夫妻和可爱极了的卷发小女孩。小女孩一直和坐在更前面的陌生男孩儿嬉戏。妻子怕小女孩踢前面板凳打扰到正在看书的年长女人，于是碰了碰她的肩膀，用法语道歉。女人用阿拉伯语回答，又用法语说自己不会法语。比划了一会儿，两人好像明白了对方的意思，互相都笑了笑。女孩儿接着和男孩儿打闹、拥抱。

趁着还没起飞，我联系了我的法语语伴阿里，他是阿尔及尔的阿拉伯人，想学中文。我给他发了消息：“J’arrivais à Alger à bientôt。”（我想说的是：我马上就到阿尔及尔了。）

他回复，“因沙拉。”（Inshallah，阿拉伯语短语，意思“上帝的旨意”，是当地常用的祝福语。）

两个小时后，我从巴黎到了阿尔及尔。下了飞机，那个亚洲面孔的男人走在我前面，拿了一张出关卡片递给我，用中文和我寒暄。我这才知道，原来来阿尔及利亚的，不止我一个中国人。

“你来是做什么？”他问我。

“实习。”

“一个人来的？”

“对。”

“你胆真大。一个人跑非洲。还是在疫情期间。”

我笑了笑，又想到，确实如此，申请实习的时候，大家一窝蜂都报名欧洲，调剂到非洲的同学大都放弃了这个机会。

“你胆真大。”他又说。“刚在飞机上，给了你吃的就开动，也不怕染上新冠。”

我又笑了笑。对我个人而言，比起封控我并不那么介意得新冠。再说了，都说我一周内必得，早得晚得都是得，还不如多吃个玛德琳小蛋糕和芝士三明治。

聊了两句之后发现，这个哥哥是当地另一家国企的，前前后后已经在这里呆了十年。他自愿充当我的兄长，带我过了海关，取了行李，并告诉我如果在这边遇到什么问题，随时找他就行。

我的单位已经派人来机场等我。他们知道我法语不好，专门找了在美国呆过、会讲英文的司机一块。司机不高，大概1米7左右，很瘦，皮肤棕色，戴眼镜，整体看上去有点沧桑。他和一位30出头的同事姐姐讲着法语，我似懂非懂，一言不发。格格不入的感觉让我后悔自己以前没有刻苦学习二外。

上了车，我用中文和姐姐聊天，问她什么时候能出去看看。

“出去？我们不能出去。”“不能？”我把声音提高了好几个音调。我有听说过在非洲的中国单位纪律很严，这也是为什么我急急忙忙想问这个问题。尼日利亚的单位明确指出员工不能出门，出门都需要保护。但阿尔及利亚治安不错，我本以为会有所不同。

姐姐说：“现在疫情，管控更严。有事出去需要请假，写用车申请。必须坐车，不能走路去目的地。也不能单独出去。”

“疫情？！”我一下子心惊到了极点。又是封控？

一连串问号从我颅内飘过。动态清零没有国界，我不会真的带着“中国”出国了吧？我本就是出来见识世界积累人生经验的，结果现在我连门都不能出？我从小生活在内陆，现在地中海就在我面前，我却不能在海边漫步？

姐姐看我可怜，让司机绕路从海边回去。

回去的路上，我张大了双眼，看东西的时候都带着点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的苦涩。我看见金色的夕阳洒满整个城市，雪白的墙面上泛着强光。车道上，车流不息；海边，人们悠闲地自行车骑行；街上，时不时走过包着头巾的女人，穿着袍子的男人。行道树被裁剪成了长方体，我好像落入了爱丽丝漫游的仙境。这里到处都是盘满墙的藤蔓，盖满屋檐的鲜花丛。到处都写着阿拉伯语、法语和柏柏尔语，充盈着异国风情。我也时不时回想起中国。这座城坡很多，像重庆。我还路过了一座和上海的武康大楼几乎一模一样的建筑，只不过换成了白色，典型的法国文艺复兴式风格。

除了景色，争着映入眼帘的是无数的阿尔及利亚国旗：路灯做成了国旗的样子，甚至有的路灯上面还挂着国旗；公交车上印着国旗；建筑上也飘着国旗。

突然，我发现每间隔一段路程就会看到一个标志，上面画了个大体绿色又带着些许红色灰色和墨绿色线条的“60”，数字右边是两个士兵，左边是飞机、坦克、大炮的图案。一个黄色圆圈线条把这些图案包了起来，线圈里紧紧裹着一层绿色的星星。

我问姐姐：“这是什么啊？”

“不知道。”

“街上好多呢。”

“你问司机啊。”

我张开嘴想问，但是面对着我此前从未见过的、习惯讲法语的阿拉伯人，我还是没问出口。突然，我灵光一闪，想起来今年是2022年，是阿尔及利亚从法国殖民地变为独立国家60周年的日子。我再一看那个标志，果然，下面用红色文字写着：2022-1962。

阿尔及利亚是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早在公元前一万年，柏柏人便居住在阿尔及利亚一带。8世纪，阿拉伯人的入侵使得该国开始伊斯兰化。17世纪，该国的海岸部分成为昔日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封建伊斯兰国家——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1830年，法国开始占领阿尔及利亚。1954年，民族解放阵线发起了争取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游击战争，经过近十年的斗争，阿尔及利亚于1962年7月独立。独立后，阿拉伯人排挤了对独立做出巨大贡献的柏柏尔人，拒绝承认柏柏尔语。经过艰苦的民族斗争，柏柏尔人获得了身份认同。如今，阿尔及利亚的官方语言是阿拉伯语和柏柏尔语，但由于殖民的影响，也通用法语。

今年7月5日，阿尔及尔举办了盛大的60周年阅兵活动。我10月中旬问过阿里，“你看了阅兵感觉如何？”

“我很爱我的国家，我也希望它能好好发展，但是说实话，阅兵挺好的但我没有特别激动。”他反问我：“你会对国家的庆典感到极度激动吗？”

刚到单位的前两周，我几乎一直和中国同事呆在一块儿，并从他们口中构建了一个当地老阿形象。

“老阿他们很穷。看，人家买烟都是一根一根的买。”“老阿贪小便宜。”同事指着我们的的一个司机。“上次请他去吃饭，他一顿猛点，不看价格，吃完了还点，说要打包回去。看，现在我们都点水，他一个人点了那么大个冰淇淋甜点。”

“工地上老阿上四周休四周。法律规定的。就这他们都还觉得委屈。上一两周的时候就觉得不行了。人家上班也不叫上班。一会儿去喝会儿咖啡，一会儿去抽支烟。该找他做事儿了我还得去找人。”

“老阿他们很懒，做事很慢，工作不认真，老是出错，他没做的事情说是你没给他说要做。你催他完成他说他已经完成了。你说还缺什么资料，他说那你补一下吧。而且还骂不得。骂了人家摔桌子走人，不干了。”

有一次，单位集体出行的时候，我们路过他们烈士纪念碑下面的广场。突然，一个滑滑板的男孩对着我们就是一顿“Bruce Lee”。听阿里说，还有的会叫你“阿里巴巴”。再往前走一段，遇到一群当地年轻男人，对着我说法语，一边笑一边越走越近。我心一紧。同事赶快把我拉走，包在了中间。

还有一次，我们坐在出租车上，司机只会讲阿拉伯语，大家都有点害怕。呆的时间长的、经验丰富的同事们开始说着一些宗教相关的阿拉伯语。同事在培训的时候听说，如果遇到恐怖分子，跟他说两句宗教的话，兴许还能活命。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听见双方都开心地大笑，气氛逐渐缓和。

之后，我也学了一句：“La ilaha illa Allah. Mohammed rassoul Allah.（除了真主安拉之外，再无其它的主，而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然后我激动地向阿里展示。

“真棒，但是这句话要认真对待。”阿里说。“皈依伊斯兰教的时候需要说这句话，而且说的时候你必须要真的相信。”

之后我再也没说过这句话。

呆的时间长了，我发现中国人并不总是喜欢聚一块儿说老阿的不是，他们也说老阿的好。他们觉得老阿很懂得生活，好几个同事都给我说“老阿才不卷呢。有我们中国人的地方才卷。”还有一次，同事说：“他们人其实挺好的，有很多人也很勤恳，做事踏实。”

尽管同事都笑话那个老阿司机爱贪小便宜，但是每次我们吃饭时还是会叫他。上一秒嘴上还用中文说着“对老阿好，人家根本不当回事，我以后不会对他们好了，反正我也没对他们好过”，下一秒又买了瓶饮料用法语说，“给你的，你辛苦了。”

虽然单位莫名其妙被告，同事觉得无语，但是他们也理解政府保护弱者的心理，也知道公司起起伏伏存在很多遗留问题。“既然判都判了，赔就赔呗。需要什么帮助的也让他告诉我们，执行判决的时候要不要我们去接送？总之我们得把他服务好，双方都不再上诉了。”

我能明显感觉到老阿们对中国人的热情。他们见到我时，大都激动地和我招手，说着“你好”，还有小女孩想和我拍照。认识了阿里之后，我又线上认识了不少对中国感兴趣甚至想学中文的当地阿拉伯人或柏柏尔人，他们热心地帮我学习法语，帮我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

有一次，我们单位集体出行，还遇上了当地警察为我们开路，护送我们去目的地。

“阿尔及利亚是真的好。”同事们看着闪烁的警灯，一边拍照一边说。“老阿人其实挺好的。”

和大部分在海外的中国单位一样，我们吃住和工作都在同一幢楼内。我们单位所在的地方是阿尔及尔最富有、最安全的街区，往右走几步路就可以到网球场，往左走一会儿就到一个小型商业街区。在这一片，路牌上几乎都画着各国国旗，国旗旁用箭头指示着随处可见的使馆，警察时常在这里巡逻。

然而，就算这样，单独出门也是严令禁止的，步行也绝无可能。我问姐姐们为什么，是因为疫情吗？

是，也不是。疫情前，我们单位也很严格，只不过现在愈发严格。“这谁受得了啊？”我问。“习惯就好。”

再说了，你是个女孩——年轻女孩，人生地不熟，法语也不好，更要保护起来。这是大家平常聊天中反复暗示我的话语。

于是我的活动范围就是这幢楼。楼房于2019年修建完毕，没什么特色，像是长方体积木搭起来似的。房东是一位老阿太太，儿子在美国留过学。房子前前后后修了八年，完工还多亏了中国人天天督促。“我们人搬进来了他们才修好的。”一个同事说。“我心想，你们赶快弄好，好收我们的钱啊！”

房子唯一的特色是高，并且罕见地配有电梯。楼一共8层——一楼是车库，往下走，负一负二楼是办公室，负三楼是食堂；往上走则是住宿区：领导住第八楼，女生住七楼，其他男生住五、六楼。

因为建在坡上，我的阳台是七楼高，而大姐姐的阳台只有三楼高。

大姐姐的阳台对面是老阿住的居民楼。有时候她站在阳台上看街上的老阿来来去去，或是看比她矮的楼层里，老阿们在房里走来走去。又有时候，她一抬头，看见楼上的人们也正盯着她。对上眼之后，两人都尴尬地笑了笑，再挥挥手打个招呼。而七楼的我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就连这点联结都让我羡慕不已。

大姐姐早在2005年本科毕业的时候就来了阿尔及利亚，间间断断地离开又回来。一开始，她是为了逃离一段令人窒息的恋爱而来，然后又是为了在适当的时间结婚生子所以离开，再次回来又是因为不幸福的婚姻需要她再次出走挣钱养家，而如今她又因为对女儿的极度思念——以及一些对自由的向往——开始纠结什么时候需要再次离开。

我的阳台不大，大概就3平米，呈圆弧形。阳台从房子的墙面凸了出来，其上方有个灰色、像石头似的拱，为这个露天阳台遮风避雨。阳台上还简简单单上了个围栏，六根弧形、生锈的细长铁条横插墙体，正中间嵌进去一根竖着的铁皮。

尽管阳台本身看起来有些简陋，但由于处在七楼，其视野十分辽阔。低头我看见永远都人流攒动的网球场和足球场。抬头我看见一望无垠、每日都色彩各异的天空。我还能看见时不时飞过的鸽子，划过的飞机，偶尔的日出、暴雨与彩虹。平望的话，我便能看见白色的房屋，以及他们屋外随处可见的、用于接收信号的圆盘。我还能看见清真寺的尖塔。就是从这个尖塔里的喇叭里，我每天从早上5点到晚上8点，不得不聆听五次穆斯林唤礼员高声宣礼。

刚来的前三天，我得空就坐在阳台上，幻想着自己能够出去。我没想到，自己跑了一万公里，竟仍如同在中国一般：房子内部和现代中国公寓无差，欧标的插座都换上了中国插板。我们有自己的厨师，每天吃的是各种各样的中餐。我们的同事大部分是中国人，一半会法语，一半不会，而我一开始只敢用中文，也就不能和老阿同事们讲话。于是，除了每天五次的宣礼，我完全感觉不到自己已经走出了国门。

此外，由于防疫，虽然我们足不出楼，但我们依然要在楼里戴口罩，因为阿工每天出入，领导和同事姐姐们也需要出去开会。我们仍然实行分餐制，每人有一个盘子和一个碗，每天去食堂打一日三餐，拿回房间里吃。见到不熟悉的老阿来拜访或修东西、送东西，我们员工——包括阿工——都会互相使个眼色，然后把口罩捏紧。

并不是所有在阿尔及利亚的中国人都面临这么严格的限制。比如援阿的医疗队就经常走动，或是义诊或是参观。今年9月到的是第二十七批，他们已经把阿尔及尔转了个遍，我的同事也通过他们的朋友圈跟着云游阿尔及利亚。

在机场遇到的那个哥哥，他的单位出门也没有什么限制，只不过他说，考虑到大家都住一块儿，出去多了有疫情风险，可能会影响到同事，所以自己给自己做了限制。迫切想出门的我想起他说的“遇到问题，随时找他”，但他也只能回复我：“在外面还是要安全第一的。先在现状中发现美好吧~”

我开始向我的朋友们吐槽。和我打赌的美国朋友也惊讶万分：“难道他们还没得过新冠吗...？”

“没呢。”我回复,发了个竖大拇指的表情。

为了能足不出户了解我所处的地方，我只好阅读。黛博拉在《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真实的故事》一书中写道，中国在非洲，除了国企、私企、医疗队之外，还有像我那个出走中国的楷模老师那样的志愿者，虽然我暂时还没接触到他们。“这个人与人之间的项目（译注：中国援非志愿者）与中国迄今为止的主要援助方式——国有公司与其住在栅栏后面默不作声的工人组成的大院——形成鲜明对比。但迄今为止（译注：本书首次出版于2009年），这种志愿项目也是非常小的。相比之下，美国和平队有超过8,000名志愿者在74个国家工作。”我想，早知道做个志愿者也好。

对于疫情，阿尔及利亚一直都比较放开，核酸检测从未普及。一开始，他们实行了一段时间的封控，大家自觉呆在家不出门即可。如果不舒服，就去医院，确诊新冠就治疗。后来，他们的封控逐渐放开，比如，每天下午1点到8点可以出去，直到完全放开。

阿里告诉我，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得过新冠，但是自己确实有两天感觉到非常疲惫，一直腹泻，但很快——感谢真主——自己就好了。阿里觉得，受疫情影响最大的是做生意的人。因为封控，餐厅、市场等等都歇业，赚不到钱。他说，幸好他的父母是为国企服务的，所以还有工资。

“因此我们互相帮助，有钱的人为没有工作的人购买食物。我家购买了些主食放进杂货店和超市里的一些篮子，然后分发给有需要的人。

大姐姐提议让我试着去给领导请假，就说自己有什么东西忘了带需要采购。“要是同意的话，我陪你去。”于是第三天，我拿着请假条，忐忑地在食堂等待着领导们。

“我的鞋破了。”我问了一个看起来比较和蔼的领导（此后就叫他小领导吧）。“我能出去买双鞋吗？”

“急吗？”小领导问我。

“也不是急。但是还是需要。”我面红耳赤。

“不急的话，我们安排了集体采购。过两天一起出去。”

我点了点头。

两天后，采购前，大姐姐说带上我一起陪大领导去见当地高层。于是我穿上自己唯一的看上去略微正式的衬衣，套上一条稍微不那么随意的黑色连衣皮裙，最后再穿上即将破掉的运动鞋，祈祷不会有人看见。穿着高跟鞋、白衬衣、半身裙的大姐姐知道我没带正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带着我去了。

到了政府部门，过了安检，我们就静静地在会客室等待。突然，大领导对大姐姐说：“如果一会儿他们都不戴口罩的话，为了表示尊重我们也摘了吧。”

我点了点头，立刻摘了口罩。

大姐姐有些犹疑。她得过一次新冠，总觉得自己已经落下了后遗症，更不想再被感染，但最后她还是取下了口罩。

不一会儿，一群西装革履的老阿领导们走了进来，和我们一一握手。一个领导对我说话，我傻笑。同事姐姐帮我回答，“Merci, merci. Très gentil.（谢谢谢谢，你太好了。）”我继续傻笑。后来才知道他说我像个洋娃娃。然后，一个高瘦高瘦的男人戴着黑色口罩进来了。他刚一进门，一个矮胖矮胖的男人立马指着他开始笑。我看着他们的比划，听着几个我能辨别的法语单词，大概是说：“你生病了？戴着个口罩干什么。”

在阿尔及利亚，戴口罩已经俨然成了笑话。阿里看见我的照片里还戴着口罩，忍不住跑来笑我。

大领导出去和老阿开会时，也都摘了口罩。而在楼里，大家在没人观察的时候，也偷偷露出鼻子或者摘了口罩。

大家都说我运气好，来的时候正好赶上国庆。在我给小领导请假失败之后，小领导当晚在群里通知国庆出游：“大家好！明天早上9点出发去海边运动，请做好防护、注意安全！”

10月1日是我到达阿尔及尔的第四天。也是我首次出门。早上起来，我认真收拾打扮了一番，嘴巴合不拢地笑。姐姐们看见我这样儿也忍不住笑了起来。“你这是要去当公主啊？”

那天清晨，我们驱车前往棕榈海滩，大领导在车上放着“我和我的祖国”。一路上，我都试图把外面的景色全都吸进我的眼睛。很快，地中海露出真容。

我对海有执念，这也是因为我那同样生长在内陆的穷爸爸。疫情前，他几乎每年都提前透支下一年的工资带我去看海。我见过海南、上海、香港的海，见过巴厘岛、普吉岛、苏梅岛、济州岛的海。15岁那年，为了让我去看美国的海，我的父母那年哪儿都没去，找朋友借了不少钱让我出去。现在，我又到了阿尔及尔的海边。

兴许是因为来之不易，我觉得地中海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大海，任何言语的描述都显得无力。我只知道我眼前是一片蓝色，耳边是此起彼伏的浪声，白云挂在天边，海鸥盘旋。我拍了很多照片，张张都如油画一般璀璨。

后来我们连续三天集体出行。

我来的第五天，我们去了当地最大的购物中心集体采购。虽说是最大，其实只不过就四层，入驻的有阿迪耐克，Zara、Massimo Dutti等等。我们一行人像视察工作一样走马观花逛了逛，我也没好意思耽误时间闲逛买鞋。

来的第六天，小领导通知集体去中国医疗队看病。“看什么病啊？”我问大姐姐。

“随便看看。”于是我和大家一起去了针灸队。他们的住所，外面是法式的，里面却俨然是80年代的中国。一些房间里插着小国旗，一位医生身上穿的白大褂上也画着国旗。我们坐在他们的客厅里，圆桌中间放着一些应该是从中国带来的咸菜和腐乳。桌子背后有一面白板，上面是手画的城门，城门左边是手拿“福”字的老虎，右边是长城。在这幅画上面，有16个白底红字：“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

我们一一都进行了中医问诊，有的本来就想来看病的问了下自己的情况，有的以为没病的被看出了点毛病。医生一一开完药之后，又带他们去做针灸或者按摩。

一开始没人注意到最年轻的我。我喝着医疗队的茶，吃着他们的大白兔奶糖、香蕉和桃子，百无聊赖地等着。然后医生忙空了，叫我也去看看。一把脉之后，医生发现，我阴虚，什么阳，什么什么什么……我没听清，也听不懂。我对中医了解不多，但她说的症状挺准。“还有就是要开心。”她说。

她怎么知道我不开心。“多交点朋友。多运动。多听点音乐。没什么大问题。”

第七天，小领导通知我们去动物园。虽然一开始是我天天向老天爷祈祷出门，但到了第四天的时候，我有点累了。

“今天还去啊？”我问大姐姐。

“是啊。我们就是这样。不出去就不出去。一出去就使劲出去。”

平静的日子里，我的法语进步了很多，我可以和坐我对面的老阿姐姐闲聊，老先生每天上下班也都会和我说上两句。他趁着出门给我摘这边的茉莉，他给我尝妻子做的北非点心麦考特——这是一种当地的菱形小甜饼，里面有枣子，坚果或杏仁糊。

我继续借着卡顿的互联网和外界联结，线上结交了更多柏柏尔和阿拉伯朋友，也陪伴着海外留学或者国内深夜未眠的亲朋好友。

我试着放空自己，忘掉国内的压力。我重新开始写自己没时间写的小说，重新开始以前没时间看的法国电影。

我也给自己做一些奇奇怪怪的吃的，比如，我把采购来的卡门贝特芝士放在玛德琳小蛋糕上，做出自己的“芝士蛋糕”，又比如，我把麦考特放在酸奶里，让当地人大为诧异。

在阿尔及尔有很多外国美食，姐姐悄悄带我买过意大利冰淇淋、法式苹果塔、中东沙瓦玛。在不能出门的日子里，我把吃的都摆在阳台上，装作自己在户外野餐的样子。

姐姐们也早就找到了消磨时间的方法。她们似乎时刻都在给孩子打电话，亲昵地呼唤着他们的小名。大姐姐还在房间里煲银耳，做酸奶捞，做红豆卷、糍粑、驴打滚……她苦涩地说：“吃好喝好不想家。”

大姐姐有时候给我发这边中国点心的外卖——“一个芋泥毛巾卷就得花100块人民币，还是等我哪天开心的时候再买”，有时候她给我发“24小时地球”的直播——“待在小空间里憧憬大世界”。

我的大世界，在哪里呢？

10月中旬，我来姨妈了，一阵喜悦涌上心头，我从未因这件事这么开心。我敲了小领导办公室的门，说要请假采购卫生巾，很急。领导们马上批准。这是我第一次非集体出行。我和大姐姐一起出去逛了整整一个小时超市，心满意足地吃着老阿哥哥让我们试吃的肉肠。

我继续寻找出门放风的方法。我听见同事姐姐要出去买药，我立马跟着。“遛遛我吧。求求了。”后来，但凡姐姐去买菜，买酒，买电脑，打印……只要出门我都第一时间跑过去跟着。

在药店里，我可以在等候的同时和卖药的老阿姐姐寒暄，带着些比划，我们还能交流药品的功效。在全城找酒的时候，我看见总统的黑色轿车在一群摩托车护卫队中飞驰过去，随后又看见使馆带绿牌的车辆。下车后，我看见突然出现的圣心大教堂和街边那个隐蔽的酒馆。等姐姐买酒的时候，酒馆的的柏柏尔老板和我比划着寒暄。他有个中国老婆，也曾多次前往中国。他用中文告诉我“我爱中国”。我也用法语说“我爱阿尔及利亚”。外面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新奇。

除了做跟屁虫，我也早就向领导提出过拍宣传片的申请，但迟迟未批。10月底，正好赶上非洲大区举办短视频比赛，需要单位提供作品，我立马请了两个下午的假外出，选择了他们不爱去的热闹地方进行拍摄。单位派了司机和男同事陪我。借此机会，我去了大邮局，卡斯巴，非洲圣母院，大清真寺……。

如今，路的两旁已经换上了各个阿拉伯国家的国旗，大清真寺门口也摆满了各个阿拉伯国家的微型代表建筑。此时，整个城市都在紧锣密鼓地为11月1日的峰会做准备，而11月1日也是阿尔及利亚的革命节，是他们民族解放战争之始。

我张大眼睛，同来时一样，把外面的一切记在脑中。然后，我坐上车，返回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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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刚过去的这个春天

新加坡：我们最终都离开了那个小酒馆

里斯本：我在这里成为一名数字游民

在科伦坡，我们都躲不过斯里兰卡的“破产”

微信上2000万人“来自”安道尔，我却真的来这里生活

塞浦路斯：小岛的“分裂”身份

在鹿特丹，买一个100年历史的家

阿姆斯特丹，自由职业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