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中国农民的不是所谓三农问题专家，是市场经济

中国固有中国的国情，但特殊的国情也必须遵守普遍法则，“乡村建设运动”的开端和结局，亦复如此。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丨任大刚

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到现在，广义的“乡村建设运动”诸位代表人物，就没有预料到中国农民以主动或被动、一波一波地离开农村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乡村建设运动”这场将近一个世纪的社会运动。

之所以发出这个感慨，一个触发点是，最近一位三农问题专家言论引发争议，这实际上可以视为这场部分知识分子发动的旷日持久的“乡村建设运动”心结终于画上了句号。

另一个触发点是，新千年以来，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后造成农地荒芜，房倒屋塌，一片凋敝，但最近几年，各大中城市不管是近郊还是远郊，一些废弃的房屋被新的城市住户看中租赁后，再次升起烟火，农村不再是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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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建设运动”肇始于1922年2月，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晏阳初离开上海，奔赴湖南长沙，成立了湖南省平民教育促进会，开展平民教育，揭开了全国平民教育实验的序幕。

1937年，晏阳初受到湖南省政府省主席何键的邀请，在湖南实施平民教育和村治实验。他撤销了将近2/3的县级官员，招募了近5000名学者和科学家来参与政府工作。

二十多年间，晏阳初在湖南长沙、浙江嘉兴、山东烟台等地，筹资组建了200所平民学校。据20世纪80年代的统计，晏阳初开展平民教育的河北定州，是河北省内唯一一个无文盲县。

▲上世纪30年代初，晏阳初在河北定县进行平民教育试验（摄/西德尼·戴维·甘博）

1927年，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陶行知在南京组建了著名的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师范；他还创办第一个乡村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1932年，他又创建了山海工学团，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进行军事训练、生产训练、民权训练、生育训练等，并开展“小先生”运动。1939年7月，大量难民涌入四川，陶行知在重庆创办了主要招收难童入学的育才学校——今日重庆名校育才中学前身。

1931年，“最后的儒者”梁漱溟在山东邹平成立乡村建设研究院，当年随同梁漱溟来邹平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知识分子不下百人，他们借鉴丹麦等国的经验，相继组织成立了棉花运销、机织、林业、蚕业等生产合作社帮助农民增收，并成立了农村金融流通处、农村信用合作社和邹平卫生院等，面对面地为民众服务。吸引了大量外宾和要人前去参观。

▲梁漱溟先生（图/网络）

实业家卢作孚效法晏阳初，在重庆北碚进行大规模的“乡村建设实验”。他利用四川省江（江北）、巴（巴县）、璧（璧山）、合（合川）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局长身份，主要从事三方面工作：

一是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建设。包括整治环境卫生、拓宽道路、广植花草树木，据不完全统计，仅1927年到1935年，北碚有统计的植树量即达7万余株；二是大力兴办各种实业。先后投资和参与兴办北川铁路公司、天府煤矿公司、三峡染织厂、农村银行等；三是创办文化事业和社会公共事业。包括地方医院、图书馆、公共运动场、平民公园、各类民众学校等。

时人评价称，卢作孚“把杀人放火的匪巢变成安居乐业的福地”。

但所有这些伟大业绩，随着全面抗战爆发和国共内战，烟消云散，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性成为一种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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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民工潮”忽然兴起。

目力所及，所有知识分子面对这个新兴的社会现象，都是茫然无措的。

历史学家立刻想到的是历史上的“流民”，流民所向披靡的破坏力，让历史学家两股颤栗；文化学者想到的是，原生态的乡村文化被破坏了，是多么可惜；社会学家想到的，是农村社会面临历史性的变迁，以及如何赶紧记录变革前夕的最后样貌；政治学者担心社会失控，以及怎么管控汹涌而入的外来人口；经济学家想到的，是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优势……

▲2010年1月30日，后来被人们称为“春运母亲”的巴木玉布木背着大包、抱着孩子在南昌火车站匆忙赶车（摄/新华社记者周科）

那时候我们在大学里读书，想到的是重新拾起和接续“乡村建设运动”。我们因此成立了学生社团。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成了社团成员的必读书籍，数学系的秀白撰写的《白村农民》，奠定了他社团创始人的地位。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是我们刻意模仿的对象……

作为一个学生社团，我们的影响力是足够的，甚至国务院的某个机构也委托我们做农民工调查。

但说实话，我作为这个社团的领导人之一，并不知道所有这些是否能够改善农民的处境，包括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他们的努力，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努力，实际意义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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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以我实际的生活经验，近百年来，中国农民生活的实质性改善有三次：一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次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一次是2001年加入WTO以后。

先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变化。

其一，大部分农村家庭从吃不饱到能吃饱，从一年吃几次肉到每个月、每周有肉吃；其二，居住环境上，农村住房从80%的草房，20%的瓦房，减少为20%的草房，80%的瓦房。

顺便说一句，之前大量草房的存在而导致的大量农村火灾，也因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瓦房的大量增加而大量减少，农民的财产因此被隐形地、大量地得到保护。

图/图虫创意

再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的变化。

全世界的农业都挣不到（大）钱，中国也不例外。十一届三中全会释放了粮食生产，让农民有饭吃了，但农民要有钱，还是得靠工商业。南巡讲话解放的就是工商业，它一下子让外国和中国港澳台地区资本大量涌入，给在沿海和南方地区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全国各地尤其是中西部的农村，大量农村青壮年蜂拥而至，一个青壮年农民在外资企业打工一年，赶得上十年的种地收入。

即便在我们身处内陆的乡下，也可以明显感觉到现代化启动的步伐，也能够体会到，资本哪怕溢出一点，也能激活沉闷的农村经济。

城市餐饮业迅速兴起，需要大量的餐椅，订单大量地进入我的家乡，一家又一家专门制造餐厅椅子的工厂应运而生，经过短期培训的工匠师傅可以迅速上手，凡是家里有人从事餐椅制造，家庭经济因此迅速改善。

图/图虫创意

然后是2001年加入WTO后更大规模的开放，使更多的境外资本进入中国，不仅为中国农民提供了更大规模的工作岗位，本土工厂经过积累，也过渡到资本阶段，本土资本也逐渐壮大起来，两者相结合，中国迅速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与之相随的是，城市化运动蓬勃兴起，数亿农民彻底摆脱乡土社会，进城工作，定居。

困扰中国知识分子整整一个世纪的“三农”难题，被很大程度上消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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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说这三次实质性改善，是想说明，从《江村经济》到《黄河边的中国》、《中国农民调查》再到《中国在梁庄》等等一代又一代“三农”著作以及各种“三农”专家的奇思妙想，它们所设想的解放农民的路径，都跟现实中农民的解放路径，相差十万八千里。

不可否认，所有的三农问题专家，都对中国农民的悲惨处境抱有悲天悯人的同情。同样不可否认，因为占据了道德制高点，他们提出的各种言不及义的方案，就有了天然的正确性。

▲《隐入尘烟》电影剧照（图/网络）

而事实上，这些方案无一个经得起推敲。

第一，反对资本。

不管是外国资本还是中国资本，遭到概无例外的反对。事实证明，没有大量的外国资本进入中国，没有本国资本的成长，如何建得起那么多的现代化工厂，亿万农民去哪里找工作？又怎么在城里挣钱买房安家？

第二，反对或不提城市化，多提工业化。

新老三农专家基本都有意无意地接受了西方的反现代化思潮，带有一种传统的、田园牧歌的文人情结，他们通常希望乡村生活是景观化的，是能够纠正西方现代化误区的，因而很少提出，甚至反对农民应该大量地进入城市生活。

但是他们也感觉到没有工业化，农民是富不起来的。但他们的工业化，是没有大工厂的工业化，是小生产者的小规模工业化。

第三，没有全球化视野。

迄今为止，不仅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变身为产业工人，也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新老三农专家却对全球化是抗拒的，或者是冷漠以对的，他们不觉得中国农民面对全球有竞争优势，他们觉得中国农民是需要提供保护的弱者。

殊不知，今天主要由中国农民组成的产业大军，已经打垮了全球很多产业的竞争对手。

第四，刻意悲情化乡村的凋敝。

不管是上世纪30年代还是本世纪初年，只要是现代工业进入农村或者青壮年离开农村导致传统手工业的凋敝和人去楼空，都会引起新老三农专家的哀叹。

殊不知，没有现代工业的进入，农村的出路在哪里？那些原本就被过度开发的穷山恶水，人离开后重新恢复生态，又有何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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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正是市场经济，解放了中国农民。

站在今天的角度，当然不能苛责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一代人为何不明白，市场经济是解放中国农民的终极法门。

事实上，费孝通在1986年写出《小商品，大市场》，他比一般人更能与时俱进，更有市场意识。

但是当历史的画卷已经展露无遗的时候，解决之道已经清晰无比之时，有人却仍然固守着过去的道德制高点，抱残守缺，改头换面地重复着早已经被人抛弃的教条，到底所为何图？难道只是认知问题吗？

中国固有中国的国情，但特殊的国情也必须遵守普遍法则，“乡村建设运动”的开端和结局，亦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