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在北京工程兵大院度过的

1960年我三岁了，父亲因工作需要调到了北京工程兵司令部。父亲独自一人带我先行来到北京，之后母亲才带着哥哥们来京。

初来北京的日子里，父亲要工作，而我也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了，于是我被送进了太平路24号院对面的装甲兵大院的幼儿园，也就是那个时候开始了我的幼儿园时代。

父亲送我上幼儿园的那一天，我的表现和很多孩子一样，因为陌生胆怯，我不愿意进幼儿园，更不愿意父亲离开我半步，我紧紧的抱住父亲的大腿不放，哭得声嘶力竭。就记得当时想用自己的哭声来让父亲把我赶快带回家，离开这个陌生的地方。幼儿园的老师好不容易才把我从父亲身边拉开，催促父亲赶快走。父亲眼含着泪狠狠心扭头就走了，我更加的疯狂起来，不顾一切的跑着追父亲，扯着嗓子拼命的哭着喊着“爸爸，别走。。。爸爸，我要回家。。。”老师拼命拉着我。。。。。。就这样整整折腾了一个来星期，父亲和我也都生离死别般的哭了一个来星期。我才慢慢的适应了，也开始熟悉了幼儿园的生活。胆子也渐渐的大了起来，后面的恶作剧也多了起来，很快成了幼儿园的淘气宝。

幼儿园的生活很简单，但是乐趣却很多，现在想起来精彩的恶作剧，就是我经常在午休时间不睡午觉捣乱的事情。午休时间，老师看着大家的时候，我假装眯着眼睛，安安静静的，做出睡觉的样子来，等听到老师出去啦，我这个淘气宝从被角里面露出两只明亮的眼睛观察着，看老师真的不在了，我就蹑手蹑脚的下床，爬到别的小朋友的床下，然后突然把床顶起来，床上的那个小朋友被吓的哇哇乱叫，我却在那里捂着嘴巴偷偷的乐起来了。老师在屋外听见乱叫的声音，赶紧跑进来一看，藏在床下的我于是被逮了个正着。现在想起来，都会觉得很好笑，天知道那个时候，我是怎么想的？老师为了对付我，开始专门看着我睡觉，可那个时候的我，就是睡不着啊，老师想出了一个绝招，就是用两只手捏着我的眼皮让我睡觉。嗨，这办法真灵，我居然睡着了。

幼儿园的日子过的很快，慢慢的和很多的小朋友成了好朋友，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叫李咪咪的小女孩，李咪咪和我很要好，她的眼睛很小，扎着两个小翘辫，每天打扮的干干净净的，她穿连衣裙的模样很好看.那个时候在幼儿园吃饭，咪咪不爱吃瘦肉就经常把瘦肉就给我，我那不爱吃肥肉就把肥肉给她。

有一次，下午从幼儿园坐车回家，到了大院后，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跟着咪咪去她家玩去了。家里人急的满世界找啊，最后好晚了，我才和咪咪一起回我家门口，这时候，我突然间想到了――咪咪怎么回去呀？天晚了，我得送送她啊！于是又送咪咪回她家。到了咪咪家门口，咪咪又送我回来，就这样送来送去好几个回合。最后，我们决定在中间地段分手，各回各家。一到家，爸爸妈妈还有两个哥哥，三堂会审。当他们知道了情况后他们都笑了起来，原来我那个时候已经会为朋友着想了。父母告诉我，：“以后去哪里都要先和家里人说一下，要不找不到多着急啊！”

就这样在朦朦胧胧中送走了我的幼儿园生活，开始了小学时代。

我的小学先是在北京昌平的军委工程兵子弟学校渡过的，后又转到了大院附近的沙窝小学。

在昌平上学是住校，每两周回家一次。学校条件非常好。有任课老师，还有生活老师。定期洗澡，换衣服，看电影。我依旧是那样的调皮捣蛋，只是我学习非常好。上课时我总爱接老师的话茬，偷偷的从窗户爬出去，爬到树上玩。回到宿舍也不消停，和同学们在楼里玩骑马打仗，吵的整个楼都不安宁。一次生活老师端着一脸盆水路过我们宿舍，听到里面在闹，一脚踢开门闯了进来。不想放在门上的一只鞋子，突然掉下来正好砸在盆里，老师吓得尖叫了一声，连盆带水都掉在地上。同学们看到老师来了都飞快跑回自己的床上，用被子蒙着头。老师大怒，厉声责问是谁干的，大家都不敢吭声。还是老师聪明，问这只鞋是谁的？鞋子的主人吓的，不敢出大声：“老师，是我的鞋。”于是这个同学战战兢兢地把我供出来了。老师气愤地走过来，“呼”的一下子掀起我的被子，一把拎起我来，拉到宿舍门口开始罚站。还好那时只是罚站，但是我心里也明白了事情真的比较严重了，只是自己硬撑着而已。

可惜好景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昌平的学校停办了，我转学到大院附近的沙窝小学。这时的我，已经不是很淘气了，但仍然不是省油的灯。上学能听讲了，但下学没少打架。不过学习还是那样好。一次老师让大家回去读课文，第二天抽查的时候，老师叫了几个人都读不下来。当叫到我的时猴，我一字不落的非常流利的读了下来。老师当场表扬我说：“就应该象他这样回去读课文。”你猜我怎么说？我说：“老师我回家根本就没读过。”老师又气又恼，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坐在我后边的是一个叫靳春萍的女生,她跟我很好。如果我不遵守课堂纪律她会在后边用脚踢我的椅子的,这下可好,她在后面狠狠地踢了我两脚,我顿时老实了.在沙窝小学最令我遗憾的是老师没有让我参加当年在天安门的组字活动，理由是我表现不好。我努力争取了半天，最后，好不容易有一个候补名额，老师还是没有让我去。这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虽然那个时候我还很小，但我还是暗暗的下定了决心，要自己在各个方面好好的表现，争取下次的机会。成年后再次回想起这一幕的时候，内心中不无感慨，曾经的时代和曾经的教育体制排斥了一个天真活泼的孩子，过早的去封杀一颗稚嫩向上的心。幸好这点点的灰色随着岁月的流失淡忘了，没有对我造成什么伤害。我依然是快乐的，好像一只小麻雀。

我的童年时光还有一半是在工程兵部队大院里渡过的。这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大院生活时期。也是我人生历程中最真实，最快乐的时代。那个时候，大院里一帮半大的孩子们，成天的聚在一起，什么都不多想，什么也都不怕，什么也都敢做。一起做游戏，一起看电影，心特别的齐也很抱团，大院里有了我们这帮小麻雀，唧唧喳喳的，着实的热闹啊。印象很深的一种游戏叫骑驴，差不多一个大院的孩子们在一起玩这个游戏，一半的小孩都弯着腰连成一个长龙，另一半小孩里要确保有一个跳的非常远的小孩，不然的话就不可能全体骑上去。即使全都骑上去了。还要猜拳，看谁赢。有的时候下边的小孩坚持不住就趴下了，滚了一身的土，手擦破了皮；还有的时候上边的小孩抓不稳一下子掉下来了，摔倒了，也不喊疼，都赶紧爬起来，顾不上拍打身上的土，又一次的投入到游戏中。现在想起来，自己也都觉得好笑，那份童贞的乐趣真的让我怀念啊。还有一种游戏叫官兵捉贼，好多好多的孩子在一个大操场上，你来我往，好不热闹。非常有趣的是――夜色朦胧的时候当贼被抓住手拉着手连成一个长长的人链时，不知道从哪里就会钻出最后一个贼来。我经常是英勇无比奋不顾身地扑向人链解救弟兄们。第一个被捉的贼和我的手碰上后，贼们一哄而散，解救成功。每到在礼堂看电影的日子，礼堂更是热闹非凡，简直成了孩子们的天下了，捉迷藏的，玩弹弓的。。。淘气的小孩们经常会拿弹弓打人玩，有的是互相打，有的就是打不认识的人。经常可以听到谁大喊一声：“哎呀，谁打的？”小孩们赶紧躲起来偷偷的笑。奇怪的是当电影开始放映了，小孩们也都慢慢的静了下来，被电影的情节吸引了，瞪大眼睛紧紧的盯着银屏，大气都不出，更不要说去捣乱了。

童年时的大院，有组织的业余生活还是蛮丰富的，大院里有一支篮球队和一支足球队，都是大孩子们组成，经常和大人比赛。足球队训练射门时，总会有一帮小孩在后面义务帮着捡球，我也是其中的一份子。因为我踢球技术比一般的小孩好，脚劲也大，所以每次当我把足球踢给大孩子们时，守门员都会非常奇怪的想，“怎么还有这么大脚劲的小孩那？”自然不用多说了，我很快成为足球队的一员了，在以后的比赛中发挥了我的特长，在历次的比赛中，我都勇敢的冲锋在前，战绩不错，在大院里也成了一个小足球明星，让我的两个哥哥羡慕不已。

童年时的大院，孩子们也会打架，不是和邻院的小孩打，就是和院外的所谓“野孩子”打。因为，小野孩老在上学的路上截这些大院的孩子，所以冲突不断，有时大院的孩子们打完就往院里跑，小野孩也没有办法。当时，最轰动的事就是大院的大孩子们把一个叫“小混蛋”的小痞子砍死了。后来，院里也有几个大孩子被抓起来了。孩子们也渐渐的收了心，打架的事情越来越少了。

文革开始后，大院里的快乐生活突然的停止了，大人们在大院里开始唱了主角。小孩子每天都莫名其妙的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恐慌和紧张笼罩着孩子们的心，大院里少了以往小麻雀们的欢笑声，以往的游戏场地变成了大字报的海洋。孩子们经常悄悄的在议论的话题是――谁谁的爸爸被揪出来了，谁谁的爸爸有什么问题。每天满眼看到都是戴高帽子游街的场面，甚至有的孩子在他父亲的批斗会上，跳出来大喊着和父亲划清阶级界限，还“勇敢”的扇了自己父亲两记耳光。我的父亲在那个时代也未能幸免，父亲被揪出来批斗的那段日子，家里少了以往的笑声，妈妈每天偷偷的落泪，我们几个孩子也突然间的长大了，懂事了，哥哥们和我也开始学着做些家务，为母亲分担一些重担。母亲告诉我们说：“孩子们，你们的爸爸是个好人，不要相信外面人话！”从那时起，我们都很懂事的上学放学，回家后很少外出，尽量不出去惹事，尤其是我，已经很少打架了，我不想给父母添加没必要的麻烦了。

下面是谭克明先生写的关于工兵大院的文章，非常细腻地描写了大院生活。

工兵大院：工兵里面文艺人才多

工兵大院，也叫工司大院，曾经是军委工程兵司令部所在地，经过几次精简整编，现已成为一个家属院，但总部机关和到京外任职的工兵干部退休后还是愿意回到这儿来住，叶落归根，这里才是工程兵的家。工兵领导机关成立于1950年12月25日，最早的办公地址在西单报子街59号，现已不存在了。后来随着国防工程和两弹基地建设的开展，工兵领导机关便从西单迁至京西，先是一个院，后又增加了两个院。

难忘的毛主席像

北京太平路46号原军委工程兵毛主席塑像：基座上有字，前面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后面写着：“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总参谋部工程兵部善后办公室／1993年10月”

走进工兵大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毛主席塑像。这座塑像修建于1967年，是北京乃至全国较早的塑像之一，当时作为重要的科研项目，工程兵对塑像的造型、施工工艺进行了精心的设计，特别是对挥手的五个手指怎么分开，既便于施工，又坚固结实，进行了技术攻关。以后，全国的毛主席塑像大致都是这样的造型、这样的施工工艺。

现在毛主席塑像仍是工兵大院的标志，人们早起晨练、晚上散步、谈心聊天，都要围绕在塑像周围，家里来了客人，也要带他们到塑像前看一看，照张相，作个留念。

工兵大院的毛主席塑像为什么建的最早又保存的最好？因为工程兵官兵对毛主席有着特殊的感情。

1931年2月第二次反“围剿”期间，为防国民党飞机轰炸，红一军团指示红军学校工兵连给毛总政委挖个防空洞。当毛总政委了解到工兵战士对成天同石头疙瘩、黄泥块子打交道，捞不着仗打有情绪时，就给大家讲《西游记》里白龙马的故事。从那以后，工程兵官兵就把“白龙马”精神作为兵种精神，一步一个脚印地驮着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后来，毛主席无论走到那里，工兵都要为毛主席修防空洞，延安有、西柏坡有。毛主席从西柏坡来到北京城，先是住在香山双清别墅，为了防止空袭，工程兵为他修了一个防空洞（现已开放供人参观游览），搬进中南海后，也是工程兵在他的住所修了防空洞,毛主席亲自接见了施工官兵并合影留念。为了确保毛主席回韶山居住期间的安全，工程兵在滴水洞也修了防护工程。

英雄模范

1964年6月16日，在北京十三陵军事表演场，毛泽东（前排右二）、刘少奇（前排右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工程兵战术技术表演。

工程兵部队涌现出的英雄模范，毛主席也特别偏爱，在他的鼓励下，工兵班长雷锋和工兵班长王杰的事迹，成了军队的光荣传统继承和发扬。

1965年的元旦军民联欢晚会上，毛主席特别高兴，因为在1964年里，我国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毛主席紧紧握住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的手，并指着张爱萍赞许道：“你们筑窝，他们下蛋，你们都立功了！”这是毛主席对参加“两弹基地”建设的10万工程兵官兵的充分肯定。

1964年6月16日，毛主席带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各群众团体、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区、各军兵种负责人，到十三陵水库观看工程兵部队战术技术表演，这是除国庆阅兵外，少有的一次全党全国全军全体领导同志参加的观摩部队演练的活动。

最美文工团

小女兵们在工程兵大院里合影

在工兵大院的西南侧，有一座礼堂和一栋老式办公楼，那是原工程兵文工团工作生活的地方。工程兵所以成立文工团，主要是因为工程兵直属部队比较多，最多时达到了50万之众，又因为工程兵担负的是两弹基地和国防工程建设任务，保密要求高，一般的文艺团体，即使是部队文艺团体，不经过严格的保密审查也进不了工区，于是大家自娱自乐并逐步发展成为专业文艺团体。

1965年，全国五一联欢会的演出，参加演出的有各军兵种和国家的文艺团体，彩排时，对节目进行了筛选，只保留二分之一，工程兵演出队《欢乐的工地》别具一格，得以保留，给了半个小时的演出时间。

节目一开始，只见炊事班送饭来到了工地，用瓢、盆、勺等炊具，施工官兵用钢钎、铁锨等工具组成一个乐队，连队的风钻手、捣固手、扒渣手等各工种人员，在特殊的音乐伴奏下，连说带唱，载歌载舞，充分展示了施工部队的工作生活场景和精神风貌。五一当晚，联欢晚会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领导人出席，由于《欢乐的工地》太有生活了，给晚会带来了阵阵会心的笑声。

工兵大院人才济济

奇志，原名：杨其峙，1953年生，辽宁复县人。1984年毕业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专业。他是已故的侯耀文先生之徒，成名于湖南，与大兵联手创作了众多相声佳段，深受观众的喜爱。

事实上，工程兵中的文艺人才非常多。写诗的有喻晓、叶文福、韩作荣、刘毅然、王忠诚等，他们都是工程兵战士出身；写小说的有钱富民（前涉），代表作《桐柏英雄》，后改编为电影《小花》；马云鹏，代表作《最后一个冬天》；刘增新、江贤婉是有名的军旅小说作家。写散文的有陈淀国、王耀成。陈淀国是一位多产作家，著有10余部散文集。王耀成的作品——《柿子红了》曾被选为中学语文课本。

写曲艺的有王佩琈、杨其峙、胡自和、张金华、孙常文等。杨其峙（奇志）转业回了长沙，与大兵合作成了南派相声的代表人物。孙常文是高元钧的弟子，说山东快书全国有名，更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儿子孙涛，生在工程兵、长在工程兵、参军又当了工程兵，从基层业余文艺骨干到总政话剧团著名演员，多次拿到全国小品大赛金奖。

作曲的更是人才济济。工程兵文工团解散后，调到总政歌舞团的张千一、孟宪斌、桑叶松，调到二炮文工团的姚鹤明，调到战友文工团的杨林华，调到武警文工团的张国富，他们都是我国音乐界的“腕儿”级人物。

还有会拍电影的牛人

《地道战》是1965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战争电影，由任旭东执导、朱龙广主演，于1966年元旦在全国上映。

拍电影可是工程兵的拿手好戏，《雷锋》、《地雷战》、《地道战》、《破袭战》、《小花》均出自工程兵创作人员之手。

《雷锋》的室内拍摄是在当时的工程兵大院临时搭设的“竹棚子”里完成的。特别是《地道战》，主创人员大多来自工程兵。军事顾问是军委工程兵副参谋长王耀南，他是红军时期的工兵连长，有着丰富的工兵作战经验。编剧有徐国腾、王俊益、潘云山，他们来自工程兵领导机关和工程兵院校。演员有高传宝的扮演者朱龙广、林霞的扮演者刘秀杰、武工队长的扮演者朱启、民兵刘娃的扮演者胡自和、民兵淘气的扮演者于业华、民兵大康的扮演者韩国栋、女民兵毛妮的扮演者袁根娣、翻译官的扮演者李三义、日军小队长的扮演者滑进法、吃鸡日本兵的扮演者田清泉、伪军汉奸的扮演者高学智等等，他们都是工程兵文工团的演职人员。

这部电影发行了8420个拷贝，观众人数高达28亿多人次，创下了两项吉尼斯纪录，成为中国战争电影的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