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德归来话清代内亚帝国的构建（上）

清代的热河巡幸制度有效地将汉满蒙藏四种文明聚拢起来，把一个散装的帝国融合成一个整体，保持了帝国长达200多年的安定，避免了内亚民族王朝国祚百年就分崩离析的定律，同时，也为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版图奠定了基础。不过其经济成本也是巨大的，到了清代中期以后就难以为继，只好废弃。

周末去了趟承德，参观了避暑山庄、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普乐寺和承德市博物馆。这是第五次游览承德市区，至于纵穿承德地界的金山岭至茅荆坝的公路，则全程走过不下五六十次。不过，这次参观热河行宫及外八庙，对于清代内亚帝国构建有很多心得和思考，记录如下。

（一）多首都制是内亚王朝的传统。 承德实质上清代的第二首都，康熙至嘉庆近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皇帝几乎每年有四五个月是在承德度过的。清帝在这里会见蒙古、西藏、回疆各部首领及各国使臣，并且在农历七八月间去坝上围场，举行盛大的木兰秋狝活动。

清朝在热河设行都并非特例，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内亚民族创造的王朝都有多首都制的传统。比如，辽代实行“四捺钵”（“捺钵”契丹语，宫账的意思）制度，除了在首都上京之外，辽帝每年还要到四捺钵巡视居住；元代除了大都外，在金莲川草原建有上都，元帝有“两都巡幸”的传统，时间和清帝驻跸热河差不多。

（辽代壁画《四时捺钵图》，春捺钵在长春州的鱼儿泺，夏捺钵在永安山，秋捺钵在庆州付虎林，冬捺钵在广平淀）

至于为什么这些王朝要设立多个首都，皇帝巡回办公呢？首先，内亚民族创造的王朝一般是包含多种文明，既有中原农耕文明，也有游牧文明或渔猎文明。对于后者，无法用统治中原的行政命令方法来进行有效统治，必须遵循内亚的政治传统因俗而治，这方面，祖上来自塞外的内亚民族王朝统治者们也更深谙其道。

另外，也有很多现实性因素的考量。一是京师夏季炎热，北方民族受不了，但由于北方冬季大雪封路，北方民族贵族只能在夏季来京进贡或值年班；二是中原地区流行天花，而蒙藏地区则很少，内亚民族对天花抵御能力很差（比如六世班禅进京后几天就感染天花圆寂；清入关之初，也有多位王子及其福晋死于天花）。

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中央政府与北方民族的互动，所以，在塞外营建一个行都，显然更便利、高效、安全地与北方民族进行沟通联络，提高对他们的控制力。

在历朝行都中，清代的热河巡幸制度又是做的最出色的，它有效地将汉满蒙藏四种文明聚拢起来，把一个散装的帝国真正融合成一个整体，保持了帝国长达200多年的安定，避免了内亚民族王朝建立百年就分崩离析的定律。同时，也为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版图奠定了基础，这是清朝营建热河行宫的巨大历史贡献。

（二）清代内亚帝国的建构是一个漫长过程，其内亚属性因现实需要而被不断强化。 很多人（包括新清史学派的一些大咖）认为，清朝自诞生起就是个天生的内亚性帝国，这个认识是错误的。其实，作为渔猎民族的满洲人，在入关之初，在建立内亚性帝国还是中华帝国之间，更倾向于后者，这时候清帝国统治的多数人口和土地在内地，这也是现实性的需要。

叛逆心非常强的顺治帝，在亲政后就表现出强烈汉化的倾向。出使北京的朝鲜使臣金汝辉在其 《燕途纪行》中这样评价顺治：“气象桀骜，专厌胡俗，慕效华制”。顺治驾崩后，顾命大臣拟写了遗诏，其中写道“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这显然是鳌拜等满清守旧贵族集团，借用他的口气表达对他汉化政策的不满。

顺治帝对内亚文化习俗的冷漠，也可以从对营建承德行宫的态度看出来。多尔衮在1650年曾经计划在哈喇和屯营（今天承德双滦区）建夏宫，第二年就被顺治罢停。

清朝开始真正形成热河巡幸，与蒙古各部首领会猎的制度，是到了1680年。也就是说，清朝入关36年之久，才又重新拾回过去在关外的一些内亚传统。至于为什么清朝开始重视北方，在制度上不断增加内亚草原传统属性呢？显然跟当时内亚形势的变化有关，一方面是卫拉特准噶尔部在噶尔丹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德高望重的五世达赖也不断以调整者身份参与蒙古事务；另一方面，沙俄也扩张到黑龙江流域，康熙亦担心喀尔喀蒙古扎萨克汗部和车臣汗部与沙俄结盟。

所以，此时与刚刚入关时不同，此时清朝的内亚霸主地位，受到了系统的挑战。而清朝应对危机，漠南蒙古诸部是最重要依靠的援助（清朝组织的历次征服内陆亚洲的大会战中，蒙古军队都是主力，比如，1690年的乌兰布统之战，漠南蒙古参战兵力近十万，而满族八旗仅两万余人），出于现实的需要，统治者不得不需要通过遵循内亚的一些传统，来加强与蒙古各部的联络。

1691年多伦会盟后，喀尔喀蒙古（也就是外蒙古）内附，这样蒙古在清帝国中的影响力（也是潜在威胁）更是大大加强。内外蒙古占有的土地面积已经超过中原汉地，成为清帝国领土的最大组成部分，安定蒙古对于帝国安危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清康熙初年的版图，这时候清朝仅占有中国内地、满洲和漠南蒙古三个地理单元，漠北蒙古、西域和青藏高原都在控制之外）

因此，清朝依托热河巡幸统御蒙藏的制度越来越完善，到1703年前后，康熙帝正式营建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中的溥仁寺、溥善寺，这都是为了统治蒙古，将这些内亚传统固定化、制度化的表现。

（三）清代内亚帝国构建完成于乾隆时期，内亚性此时达到顶峰。 到了乾隆时期，各种具有内亚特色的制度设计又进一步大大完善了，这些包括：

1.驻京呼图克图数量急剧增加；1744年，乾隆帝将雍正继位之前的藩邸改建成喇嘛庙雍和宫，同时作为主管蒙古宗教事务的最高机构。在承德则是大力兴建外八庙建筑群，在从乾隆二十年（1755年）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的短短二十五年内，又兴建了九座供蒙古喇嘛使用的皇家寺院。

2.乾隆也开始强调他除了是皇帝之外，还是喇嘛教的护卫者，甚至在颁给西藏和内地藏传佛教寺庙的唐卡上，把自己描绘成佛装的文殊菩萨。这就是“新清史”学派所津津乐道的清帝的多重身份问题。

（乾隆佛装唐卡）

3.乾隆帝还颁布了很多典章，比如《理藩院则例》、《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理藩院》、《钦定回疆则例》、《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将治理蒙藏及各少数民族的规章完善确定下来。其中部分制度今天在边疆治理上，仍在沿袭。总之，乾隆皇帝在制度设计上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为清帝国的边疆稳固和现代中国的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

（满文本的《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理藩院》

如果探究这些制度性变化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清朝统治者变得更聪明了，更完善制度了，还是跟统治内亚的压力增大有关。雍正时期，清朝征服了青海蒙古，也因此获取了对西藏的直接统治权（1728年设立驻藏大臣）；1755年-1759年乾隆帝又彻底消灭了蒙古四大汗国中军事力量最强悍的准噶尔汗国。清朝的疆域又因此扩大了近500万平方公里，此时，蒙古与其有千丝万缕政教关系的西藏，所占有的面积约800万平方公里，占帝国疆域的六成左右。

到这个时候，清朝才实质上扩张成为内亚帝国，内亚疆域的面积远远超越了中原内地，内亚文化对帝国的影响力也空前加强。因此，是否能有效维系内亚蒙藏地区的安定，成为维系帝国安危的关键。清朝统治者们不得不更加在制度上吸收内亚的因素，照顾内亚传统。

（上图是雍正继位时候的版图，这时候清朝已经收服了喀尔喀蒙古，但是依然没有获得青藏高原和西域的治权；下图为乾隆继位时的版图）

（四）再论清帝国的内亚性。 透过康雍乾三朝内亚帝国构建的历程，我们可以对清帝国内亚性的一些反思。

其一，清朝对帝国属性和皇帝身份的塑造是充满弹性的，其中内亚性特色的增加，热河行宫和寺庙群的不断壮大，清帝身份定位的变迁，与征服的内亚土地在帝国版图内的比例不断上升有关。如果清朝从入关后就停止了对内亚征服，那么中原内地将是帝国领土主要组成部分，内蒙古草原不过是边缘外藩，清朝很可能不会营建行宫，不会形成与围猎、会盟的制度，也不会如此尊崇喇嘛教，而是会依照过去中原王朝的汉法来统治内亚民族。

其二，内亚性是短暂的。乾隆之后，清帝国在制度上又逐渐向中华帝 国倾斜，具体表现在： 一方面，随着对边疆的统治稳固，以热河巡幸为代表的内亚特色的制度废弛，乾隆以后的皇帝也不再强调多元身份，而更以中华皇帝自居，甚至满洲官员逐渐视蒙古为落后的“蛮夷”； 另一方面，靠近内地比较近的边疆地区也不可避免地开始内地化，少数民族精英的认同感也发生了变化 。

所以，“新清史”学派一直强调清朝是一个内亚帝国，而非中国化（Sinicized）王朝，是夸大其词的，对历史叙述的一种矫枉过正：它是某个阶段的特征，而不是整个清朝呈现的特色；它一个人为强化过程，而不是清朝天生就有内亚特性。内亚性与中华性是清朝政权的一体两面，任何夸大清朝内亚性，渲染清朝非中国王朝的思想都是罔顾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