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猛：“寒门贵子”光环的背后

“这孩子从小就是块读书的料。”在北京师范大学讲师程猛的家乡安徽的一个小乡村，人们往往这样夸奖那些在学习上脑袋特别灵光的孩子。与之相对应的，是“榆木疙瘩”。

程猛就经历过这样的夸奖，一口气读了20多年的书，从村小读到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他“走出农村，改变命运”的经历，足以令人惊讶和感慨。

大概，在许多人的想象中，这是一个诗情画意的励志故事。但实际上，程猛自己的内心体验是另外一回事。中学时就一个人离家住校，再到城里的高中上学，面对周围的陌生环境和与自己家庭境况迥异的同学，他有过困惑，有过不适，也有过自卑。种种复杂的体验甚至足以压垮一个青春期的农家少年。他说“有时候，我宁愿自己从未走出过家乡”。

读博士时，研究教育社会学的程猛对和他一样经历的农家子弟的成长体验这个主题产生了兴趣，他想知道，“读书的料”们内心到底经历了什么？他想还原这个群体的“道德与情感世界”——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领域。

为了便于研究，程猛将“读书的料”转换为学术概念，限定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生并进入重点大学的中国农家子弟。从2014年开始，他总共搜集了52位农家子弟的教育自传，为了让主题更聚焦，他还深度访谈了36位农家子弟，累计收集了130多万字的农家子弟自传和访谈转录。他的博士论文——《“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当代农家子弟成长叙事研究》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2021年3月，程猛在一次演讲时说：“我今天在这里所讲的‘读书的料’的故事，并不像字面意义上所展现的那样。它不是一个天赋异禀的故事，也不是一个逆袭的励志故事，它是一个农家子弟负重前行、充满矛盾冲突和困惑挣扎的故事，也是一个走出不真实的内心投影、重建自我的故事。”

许多人觉得“读书的料”走的是一条逆袭之路，但程猛希望大家能注意到光环背后的另一面。这些故事彰显的问题也许一时解决不了，但至少值得被看见……

“读书的料”不是天赋异禀

中国教师报：您是怎样从自己的经历走到关于“读书的料”的研究的？

程猛：这里有一个过程。一方面是受英国社会学家保罗·威利斯（PaulWillis）的经典著作《学做工：劳工子弟何以接继父业》，尤其是其中提到的“家伙们”和“循规者”对我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另一方面，读博时的教育社会学方向也总是涉及阶层这个话题，这样的话，在读各种书籍、接触各种理论时，往往会把自己的家庭背景、成长体验、个人经历带入其中，所以慢慢就开始聚焦于与我经历相似的农家子弟，而社会和学界还没有很好地观照到这个群体的成长体验，特别是这些体验的教育意义和社会意义。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还没有太开垦的学术领地，于是就做了这样一个研究。

中国教师报：有些老百姓会把孩子称为“读书的料”或“榆木疙瘩”，这是老百姓用自己的朴素标准把孩子“分层”了。

程猛：这样的词与它们的使用情境相关。在经济条件非常好的家庭，一般是用不到这些词的。但是对于农村孩子来说，因为家里的资源很有限，尤其是经济条件有限，所以父母往往要及早判定孩子是不是读书这块料，越是贫困的家庭往往越需要这样。

这样的环境就特别需要孩子及早展露出自己在读书方面的天赋，从小被认定为“读书的料”，这个孩子获得的支持可能才会更多一些。

中国教师报：您的研究指向的似乎是“寒门何以出贵子”，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程猛：我主要想强调的是在贫寒家庭出生的这些农家子弟，有自己的创造性，也可能会经历一个自我重塑的过程。他们经历了一种特别的成长，自己将自己塑造成了“读书的料”。

在我看来，“读书的料”很大意义上并非天赋异禀，或者说，不能只理解为天赋异禀，我们需要看见他们独特的生命体验，看见那些复杂的、难以言明的情绪和情感。

“有重量”的爱

中国教师报：您认为“读书的料”有哪些共同特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点？

程猛：每种特质在不同的人身上的显现是不一样的。比如，他们可能都经历过某种自卑。之前我发表过一篇文章《农村出身：一种复杂的情感结构》，里面谈到农家子弟有自卑的一面，但是他们也有骄傲的一面。与农村出身相关联的是一个复杂的情感结构，而不是说他们都自卑。

在我的研究里，这些改革开放后出生的“读书的料”通过努力学习进入重点大学，身上往往有很强的动力和韧性。这些动力与他们的家庭经验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家庭经验与学校生活经验的碰撞，让他们得以迸发出一种强烈的改变命运、向上攀爬的动力。

此外，农家子弟与家人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结构。因为对钱的敏感、对家人付出的体恤，他们会把学习作为一种道德事务。学校生活中的成绩对他们而言也具有特别的价值，他们依赖通过好的成绩来确证自我，在学校与老师、同学建立一种特殊关系。

中国教师报：您提到这些学生有时会承受一种“有负担的爱”，父母对他们的爱，在他们心里可能会成为一种负担。

程猛：有负担的爱，在我们的生活里有很多。农家父母的爱为什么会让子女有一种“负担感”？其实跟前面分析的钱相关。在我收集的32篇城市中上阶层子弟的自传中，有44次提到了钱，而仅23篇农家子弟的自传中，92次提到了钱。相较而言，多数农村家庭是比较清寒的，子女对父母的辛苦付出历历在目。这种爱里面经常包裹着生活的艰辛，它是有期待的，是有牺牲和负重的，所以有时难免就成为一种重量。

中国教师报：这样的负担可能会让人感觉很辛苦。

程猛：要看见这些爱的珍贵。很多时候，农家子弟父母并不是以一种功利的态度来支持自己的孩子上学，去付出和牺牲，其实还是有一种纯粹的希望孩子好的心态。有时会伴随一些压抑，伴随一些报喜不报忧的关系和疏离感。所以农家子弟的社会流动所要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风险”是内心的风险、道德的风险、关系的风险，自我认知的改变、关系的再造是必经之路。

中国教师报：自我认知的改变、关系的再造具体指什么？

程猛：一些农家子弟会在访谈时谈到，尝试变得报喜也报一些忧，会尝试改变与家人相处的方式，也会调整自己的认知，包括怎么理解自己的成长，怎么理解父母的付出，自己的责任到底是什么，自己内心的那些愧疚感该怎么处理，自己究竟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里有一个自我探索的过程。

渴求教师关注的目光

中国教师报：“读书的料”光彩背后的辛酸、困惑与痛苦往往被人忽视了。您觉得，老师对此是否可以有所作为？

程猛：我觉得这要根据不同的人生阶段来看，这些孩子遭遇到的较大的冲击可能是读中学、大学到城市学校上学时，怎样去适应这样一个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我”，在这里老师的作用就非常关键。老师如果了解农家子弟的成长，他们大概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惑，比如怎么面对与同学家境的落差，怎么化解许多生活上、情感上的困惑。

还有农家子弟的学习习惯，比如他们特别容易在英语这些学科上拖后腿。老师如果能够关注到这些，就可能会给他们很大的帮助。刚到一个城里的学校，可能许多时候是很胆怯的，怎样让他们增强自信心，怎样让他们去跟各学科的老师建立比较好的关系，怎么敢问老师问题，怎么跟其他家庭背景的同学相处……我觉得这些方面老师能够做的有很多。越是更理解这些农家子弟成长的老师，就越可以宽和地对待他们，而且可以为他们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

中国教师报：您特别提到，“读书的料”在中学时往往很渴求教师关注的目光。

程猛：总体来说，老师的目光是稀缺的。一般情况下，老师不可能时时关注到每个人，但是农家子弟更渴求老师的目光，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非常容易陷入一个相对来说缺少支持的境地。

作为他们所处环境中的重要他人，老师的作用特别大，他们会非常渴求老师给予的肯定。因为这些孩子的父母能够给予他们的学业支持往往非常少，也不太知道他们的孩子在经历什么样的世界。对这些农家子弟来说，他们想要获得适切的关爱、鼓励和支持，老师是一个重要的倚靠。

中国教师报：您认为农家子弟上中学与上大学需要的支持区别大吗？

程猛：如果是刚到城市的学校，比如说初中或高中，需要支持的是适应那样一种学习环境、新的同伴关系、新的师生关系。到大学的话，不再简单以成绩论英雄，还需要转变学习方式，不能只是埋头学习，还要试着经济上自立，同时参与更大范围的社会交往。

而且，大学的学习更加强调自主性，比较灵活，也特别强调合作，要能够去跟老师、同学建立良好的关系……农家子弟在学习上可能还是比较自信的，但在其他方面往往缺乏经验，也没什么自信。这需要慢慢培养，积累自信心。

中国教师报：大学老师能给他们提供哪些帮助？

程猛：大学不像高中，老师与学生的关系没有那么紧密，老师有时候也不会管那么多。学生特别需要主动学习，主动寻求帮助和支持。对农家子弟来说，很需要老师为他们提供一些公共的、可参与的平台，比如参与读书会，各种各样的沙龙、讲座、论坛，可以借着这些机会打开自己的眼界，开阔自己的视野。另外就如何适应大学生活、如何解决心理和情感困惑等方面，高校也可以组织各种各样的工作坊和主题活动，帮助这些农家孩子度过最艰难的时间，逐渐适应和融入大学生活，建立自信。

畅通农家子弟向上流动之路

中国教师报：您觉得，您的研究能给一线教师、校长和教育管理部门带来哪些启示？

程猛：前段时间和一些重点中学的校长交流，我问他们：“你们觉得讲这些对你们有用吗？”有一位校长说，以前可能很少会特别关注考到他们学校的农村孩子，听我讲了之后，后续会考虑有针对性地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在这个层面上可能是有意义的。

从管理的视角来看，其实也可以促进我们思考，这些孩子到底在一种什么样的教育教学制度下能够学习和发展得更好？是不是只有毛坦厂中学、衡水中学那样严酷的学习模式最适合他们？他们在苦修式的教育模式下更容易成功吗？倡导探究合作、尊重学生个性和发展潜能的模式就完全不适合他们？我觉得未必。

说到底，农家的孩子与城里的孩子并没有那么大差别，他们的差异是宏观环境和具体家境共同造就的。素质教育的理念肯定是更符合教育规律、更符合人性的，但为什么国家倡导、专家呼吁了这么多年，不管是乡村还是城市孩子都学得那么苦？这不只是教育的问题，也不只是老师理念的问题，是不同位置的社会成员所能拥有的生活与发展空间的差异。

农村孩子肯定是最需要素质教育的，他们最需要去看广阔的世界，更需要培养多方面的能力，激发自己的潜力，问题是他们往往没有这种机会，没有试错和探索的空间。他们常常只能专注于分数，很难停下来想自己真正喜欢什么，究竟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中国教师报：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程猛：农家子弟的社会流动之路会有许多坎坷，这也凸显了他们对强有力的公共支持体系的依赖。农家子弟能否向上流动，是衡量社会健康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一个开放的社会应当使上升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在持续的变革中不断完善各项制度，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具体而言，短期内需要完善包括优质普通高中指标到校政策和高等院校面向贫困农村地区的各种专项计划，持续向农村地区中小学提供优质师资，为进入大学的农家子弟提供适切的支持。从长期来看，畅通农家子弟向上流动之路需要全面提升农村公共教育体系的质量，也有赖于农村经济和社会活力的重新焕发，从而彻底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真正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程猛，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教育学博士，公共管理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教育管理与教育政策。代表作品有专著《“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当代农家子弟成长叙事研究》）

《中国教师报》2021年08月18日第12版

作者：本报记者 崔斌斌 马朝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