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批业与潮商文化源

汕头以商贸立“埠”，以商埠著称于世。这是发生于19世纪中叶中外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1），也是粤东历史大走向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即古代潮州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地位的逐渐东移，而被汕头所代替。也正因为有了汕头，才有“潮汕”这个新称谓。这决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时代之使然。
　　 但值得注意的是，倘若我们把汕头开埠这段历史，放在文化发生学———“文化之源多层次说”的范畴之内进行考察，那不难发现，在古老的“潮”字头文化的基础上，又发生了一个“汕”字头的新文化“层次”，这两个文化“层次”合起来便是我们今天所津津乐道的，源远流长的潮汕文化；更值得注意的是，潮汕文化自1860年汕头开埠至今140多年来，在海内外潮人的商贸互动中，经过了碰撞、整合、融合与演化，从而诞生了一个崭新的文化之源，那便是：潮商文化源。
　　 潮商文化源的根在潮汕。“海纳百川，自强不息”是潮商的精神支柱：“团结乡亲，增进乡谊，弘扬文化，促进工商，服务社会，工谋发展”是当代国际潮团联谊年会的宗旨（2）。现在，就在这样一个被称之为“东方犹太人”的群体眼里，没有不能看见的黄金，没有不可猎获的商机，没有不经涉历的沙漠，没有不敢横闯的商海。这笔融合了东西方先进经济文化的精神财富，已在世界各地绽开了有目共睹的灿烂花朵，结出了众口皆碑的丰硕果实，这不仅是潮人的骄傲，也是的骄傲！
　　 然而，当我们进一步探索潮商文化源的来历和成因的时候，有一个对它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影响乃至起决定性作用的文化现象不容忽视。这个文化现象就是被饶宗颐称为“侨史前导”、被国内学术界称为“海上洋务运动的产物”、被日本商人称为“经济魔鬼”的侨批，我在《论侨批的起源》一文中，曾对它下了这样的定义：“作为一种行业，侨批是出国谋生的潮人，寄回唐山（家乡），瞻仰胞亲和禀报平安的一种‘银信合封’，即所谓‘汇款与家书联襟’的民间寄汇；作为一种文化，侨批却是以金融流变为内核，以人文递播为外象，以心心交感为纽带，以商业贸易为载体的综合体、流动型的文化形态（3）。”倘准此说，那我们便有更充足的理由可以进一步证明，侨批是潮人经商形成规模化、集约化的先导，也是潮商（儒商）构筑“跨国”“多元”经济的前驱。
　　 侨批业是潮人经商形成规模化、集约化的先导。这话必须从潮人出国移民的动机和目的谈起。打开一部潮人出国移民史，字字句句都是血泪史。所谓“无可奈何炊甜粿”，“行到樟林港嘴泪汪汪，何日才能把家还”，所谓“拜别爹娘往暹罗，欲去暹罗牵猪哥，赚有钱银加减（多少）寄，寄回唐山娶老婆”；所谓“海水超超，父母真袅，老婆未娶，此恨难消”……无数潮州民谣，歌哭的都是这样一个主题。这正如英国著名文史学家罗素，于18世纪考察苏门答腊和槟榔屿的橡胶园、甘蔗园后，在《东南亚的华侨》一书中所说哪样：“他们（指潮汕和闽南一带的移民）都是来自一个不持武器而又勤恳的民族。”由此可见，当年的这些移民，连填饱肚子尚且顾不得，至于“经商”，谈何容易？诚然，据现存文献资料可考，远在侨批业尚未真正发生之前，潮人已较早萌发了经商意识，经商活动已取得了方方面面的成就，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但不可能形成规模。即使在明清的年代，往暹罗作大米买卖的，也只能过着“禁”则“盗”，“弛”则“商”的惊心动魄，铤而走险的海上“贩运”生涯，根本也谈不上什么规范化和集约化的“经商”。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侨批业方兴未艾的那个年代，情况便截然不同。饶宗颐在《潮州志·侨批业条》中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记述：“因华侨在外，发达地区居留极广，而国内侨眷，又多为散处穷乡僻壤的妇孺，批业在外洋，代收方法或专雇火伴，一一登门，收寄抵国内后，又用有熟习可靠批脚，逐户按址送交，即收回批寄返外洋，仍一一交还，减少华侨为寄款而消耗工作时间。至人数之繁多，批款之琐碎，即非银行依照驳汇手续所能办理；其信书写简单，荒村陋巷，地址之错杂，也非邮政所能传递。故批业之产生与发展，乃随侨运相成，纯基于实际需求，故不能舍弃现实，拘泥于一法也。”这就是说，海内外潮商审时度势，聪明灵活，在“银行不能办理驳汇手续”和“邮政不能传递”的间缝里，抓住这一大好商机，大兴侨批业。经过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营运实践，终于“首先为和东南亚的经济，开凿了一道商贸的运河，接着掀波激浪，涌进世界的经济大潮（4）。”为所在国和的经济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潮商也因此尝遍了甜头，初步学到了规模化和集约化的经商本领。
　　 侨批业是潮商（儒商）构筑“跨国”“多元”经济的前驱。因为侨批业是一个涉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商贸、金融、交通、地域、风土、人情、民俗、道德、理论、教化等的特殊行业。故一发端就呈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跨国”“多元”商业体系的雏形。尤其自19世纪中末叶以来，东南亚为了规范市场竞争的秩序和保护侨民侨眷的利益，普遍制定法律，规定做侨批生意的一律必具备三套本根：一套由银行抵押，一套先垫付寄批人的家属，在承诺上述“二套”本银的基础上，就准许批商把第三套本银用于任何商贸的活动。这样一来，海内外不少潮商如闻春雷喜雨，很多大批局、大银庄纷纷拍档而生，利用从侨批赚来的第三套本银，开拓多种渠道，进入多种领域，如搞大投资，大工贸等等，汕头老市区以小公园为中心的“四永一升平”，和高绳之在汕兴办的“电灯”厂、“自来水”厂等实业，就是当时主要利用大银庄的第三套侨批本银和向社会集资投资建成的。因此，这一“跨国”“多元”体系的经济模式雏形，既是潮商的创造发明，也是潮商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演练场。其成功的文化因子便从此积淀下来。
　　 “守诚笃信，一以贯之。”这一文化基因源于传统文化的儒商。潮商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基因，把它用于“跨国”“多元”的侨批业的框架内，终于获得非常之成功。首先，我们可以从“岭南第一侨宅”—————陈黉利家族发财致富的典型轨迹种了解到。被誉为二战前“列居泰华八大财团之首”、“历五代而至今兴旺发达”的陈黉利家族，堪称近代史上潮商典型的代表，该家族自“船主佛”陈焕荣白手肇基以来，自称“本着儒与商本无二道，诚和信同出一门”、“理财重在生众”、“斥财合于睦姻任恤之义”为其经商之《庭训》（5），使其家业在半个世纪之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中产阶层到富甲一方迅猛发展。陈焕荣自幼家贫如洗，以讨海为生，滚一身泥巴，被人称为“牛屎佛”。17岁于樟林古港当水手，稍有积蓄后，买船往返香港。不几年，慧眼与胆略过人的陈焕荣，瞅中了香港这块宝地，遂与人合伙，开辟香港第一街—————文咸西街（俗称南北行街），设立乾泰隆船务公司，转运泰国大米并营侨批业，获利丰厚。后又登陆曼谷，开火砻业，不久成为曼谷最大的“座山”。其后代陈慈黉、陈守明等，以《庭训》为章，继续开拓，成立“黉利栈”（大银庄），进军金融业。至陈守明时，一跃而成泰华首富，把事业步步向前推进，如日中天。该家族发财致富后，倾巨资回报社会，于泰国和家乡大兴文教、慈善事业，培养人才，奖掖英俊，至今仍备受海内外之赞扬。其时，与陈黉利家族同一代之潮商巨贾，如泰国早期著名金融家郑蟹（蟹爷）、马来西亚大实业家许栳合等等，真是举不胜数，他们都是一代儒商之佼佼者。
　　 今天，侨批业虽然已经淡出了历史，但其“规模集约”、“守诚笃信”与“跨国”“多元”等成功的文化因子，却永远不会褪色，而淀积成为潮商文化源的一笔无价精神财富。
　　 注：
　　 （1）指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被迫与美、英、法等国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天津条约》相继生效，汕头被迫“开埠”前前后后的这段历史。
　　 （2）指国际潮团联谊年会的宗旨（见北京《世界潮商》2007年第6期P1）
　　 （3）（4）陈训先《论侨批的起源》（见北京《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6年第四期P76—P80）
　　 （5）引自陈焕荣之长孙、陈慈黉长子《陈鹤珊（守明）讣告》原件。
　　 （作者陈训先）

作者/来源：大潮汕湾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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