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亲自发出“绝杀令”，顾顺章执行，哪位中共叛徒三枪毙命？

1929年8月24日，上海沪西区新闸路，一个商人模样的年轻人，走进了六一三弄经远里十二号，随后快步迈入一栋不起眼的小楼，此人就是乔装打扮的澎湃，这次前来是准备把江苏军委的工作移交给江苏省委军委秘书颜昌颐。

到了楼上，江苏省委军事部长杨殷早已先到一步，此时正在和白鑫夫妇交谈，看到澎湃进来，三人立即起身，与澎湃握手问好，大家寒暄一会后，刚刚落座不久，邢士贞、颜昌颐也陆续到来，会议正式开始。

周恩来

因为临时有更重要事情处理，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这次没有到会，由杨殷负责主持，他叫住所主人白鑫摆上一桌麻将，用打牌作为掩护，会议记录也由白鑫负责。五个人围坐一起，面对面一起开会，开始讨论移交的相关事宜。

谁料刚开始没多久，负责在里弄口放哨的林火同志突然跑了上来，报告称有五辆红皮钢甲囚车闯进了经远里，大家跑到窗户一看，大事不妙，一大群法国租界巡捕和国民党特务早已把小楼围得水泄不通，所有通道全被封锁，众人想要撤退，此刻为时已晚。

没过多久，一帮国民党特务就冲了进屋里，参加会议的五位中共负责人同志全部被捕，就连白鑫夫人也被一起带走。但此事很蹊跷，敌人好像知道这里在召开会议，并且还能照着名单抓人，而我方潜伏在敌方的情报人员，却对此没有任何消息。

澎湃

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周恩来闻讯后，当晚就十万火急赶回了上海，立即组织召开了中央特科紧急会议，积极研究营救澎湃、杨殷等同志的计划，另一方面要彻底弄清这起事件的真相，否则整个上海地下党组织都将面临巨大的危险。

事关重大，为了尽快查明事情原委，在周恩来的批示下，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决定动用“两面人”，就是长期潜伏在隐蔽战线的我方所用的敌方人员。这类情报人员由于已在敌方隐藏多年，而且身居高位，只有经周恩来亲自同意，才能正式启用。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杨登瀛，当时是中统特务在上海的最高负责人，此人头脑活络，交际广泛，虽然是国民党人士，却为中共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营救了多位中共重要人物，中共许多人员安插进中统机关潜伏，都离不开他的帮助。

很快，杨登瀛就给陈赓传来两条重要消息，一条是这起事件是中共内部叛徒所为，正是中央军委秘书白鑫，虽然也一起被抓走，不过是掩人耳目，当晚白鑫夫妇就从狱中释放。另一条是敌人将于8月28日前，将澎湃等人转移前往龙华警备司令部囚禁。

陈赓

经过中共多方面调查证实，杨登瀛提供的两条消息都属实。时间紧迫，容不得半点耽搁，中共特科决定先采取营救计划，同时把一些重要中共机关先进行转移，防止叛徒白鑫告密，国民党特务采取围捕行动，让我党更多地下组织遭到破坏。

周恩来考虑到这次营救任务非常重要，敌方警戒人员较多，为了确保此次任务成功，下令所有上海中共特科会打枪的成员都参与，随后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在枫林桥附近动手，这里也是押送囚车到龙华监狱的必经之路。

当时上海搜查异常严格，参与的中共特科行动成员不随身携带武器，由专人统一运送，这次行动负责武器运送任务的是范梦菊。当时他的伪装身份是“三民照相馆”的老板，接到任务后，立即开始四处联络卖家。

1929年8月28日，范梦菊骑着脚踏车，载着两只大皮箱，赶到了枫林桥附近，与埋伏在这里的特科行动人员接上了头，但是大家打开箱子一看，全都傻眼了，手枪全部都涂有防止生锈的黄油，根本无法立即击发。

由于时间仓促，范梦菊老板通过熟人购买后，也没仔细检查，只能一边自责，一边和大家一起找个隐蔽的地方进行清洗，前前后后耗费了近两个小时，一切准备妥当后，重新把枪支送给其他行动人员时，押解澎湃等同志的车队早已开走了。

澎湃等人被捕地点

陈赓也在附近焦急地等待，很久仍然不见枪支送达，后来才知道因为枪支的问题耽误了时间，为了避免更多的同志无谓的牺牲，只好下令全部撤退，回去以后再从长计议，这次营救行动也宣告失败。

但是，如此大规模的行动，同样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原本有些冷清的街上，突然出现那么多陌生的面孔，虽然是各种不同的身份打扮，但显然比平时异常许多，他们没有动手的原因虽然不清楚，但也怕夜长梦多，立即对澎湃等人开始了严刑逼供。

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龙华监狱，戒备森严，有国民党重兵把守，澎湃等人被押解到这里后，仍然向国民党士兵宣传革命主张，同时他们也明白这次被捕肯定凶多吉少，于是，澎湃给中共中央写了两封信，通过秘密渠道送了出来。

澎湃在信里表示，党组织不宜冒险从龙华监狱采取营救行动，如果一定营救同时被捕的5位同志的话，先设法营救其他三人。他和杨殷愿意为了革命事业牺牲，请停止营救，“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不要伤心，请保重身体为要。”

国民党对澎湃多次施加酷刑，试图从他口中获得有价值的线索，但是他坚贞不屈，怒目相视，最后被折磨得体无完肤，每次逼供都会昏厥，然后被抬回牢房。杨殷、邢士贞、颜昌颐也同样遭到严刑拷打，但没有一人退缩，最后都被折磨得奄奄一息。

得知消息后，蒋介石有些恼羞成怒，立即秘密下达了杀害澎湃等人的命令。

1929年8月30日，即将押往刑场前，澎湃、杨殷等四位烈士脱下衣服送给狱友，与他们一一告别，然后高唱国际歌，呼喊着口号，大义凛然赴刑场，就此全部英勇就义。消息很快就被中共中央所得知，大家对此痛心不已。

叛徒白鑫

周恩来含泪起草了《告全国工人农民及其他劳苦群众书》，高度评价了澎湃等四位同志的牺牲精神，赞美了他们为革命主义事业不惜献身的品格，通知各级党组织举行哀悼仪式，同时下达了“绝杀令”，指示立即找到叛徒白鑫的藏身之所，坚决予以制裁！

那么，当时已是中央军委秘书的白鑫为什么会叛变呢？其实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私仇，白鑫在黄埔四期学习时就加入了共产党，曾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随部队撤退到广东，与澎湃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会合。

在攻打潮汕时，起义部队不幸遭遇失败，白鑫的堂弟在战斗中率先逃跑，澎湃对他执行军法，就下令处决了。没想到，白鑫一直对这件事耿耿于怀，从此怀恨在心，总想找机会报复。

二是因为胆怯，当时上海正处于“白色恐怖”时期，有些意志薄弱的同志，对革命斗争的前景失去了信心，从而对当时形势产生了误判，自首叛变的现象也非常频繁，白鑫也不例外，每天在上海的心惊胆颤的生活，惶惶不可终日。

当然，白鑫也知道中共特科“红队”得厉害，这是一队专门惩治投敌叛徒的行动小组，只要被他们盯上的叛徒，全部都没有好下场！因此，自从知道“红队”正在打探他的行踪后，每天吓得不敢出门，觉得在国内躲在哪儿也不安全，总有一天会被找到。

这次抓捕澎湃等人立了大功，南京方面也给了一大笔赏钱，但白鑫担心小命不保，请求蒋介石先让他去意大利避避风头，回来后再对中共党组织搞更大的破坏。蒋介石觉得此人还有利用的价值，也就同意了白鑫的请求，立即命令属下安排他的出国事宜。

上海霞飞路

但有一件事情，白鑫却再也无法忍受，那就是自己身患痢疾，怎么吃药也不见好，他投靠的国民党特务头子范争波几次三番劝说，带他去上海广慈医院看病，白鑫总认为人多眼杂，太不安全，担心被中共特科人员发现，所以一直没有去。

突然想起以前认识的一个叫柯麟的医生，在上海市四川路开了一家私人诊所，白鑫与他接触过几次，长得一副身材瘦削，文质彬彬的样子，怎么看也不像是共产党，自己刚来上海时，找他看过几次病，感觉比较可靠。

于是，白鑫想了又想，决定还是冒险试一下，当即乔装打扮了一下，带了两位保镖就出发了。但他没想到的是，柯麟也是我党潜伏的地下工作者，医生的工作只是他用来掩护身份的，因为与白鑫不是很熟，所以没有给他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看到白鑫突然带人走进诊所，柯麟刚开始也吓了一大跳，以为自己的身份暴露了，前来抓捕他的，等到白鑫告诉此次前来的原因后，才放下心来，一边镇定的询问白鑫相关的病情，一边想着该如何抓获如今这个中共特科的头号目标。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柯麟给他诊断完病情后，找了个自己诊所暂时缺药材的借口，出门去给白鑫找药材，其实是去通知中共联络员。可惜，看到柯麟出去了一段时间都没有回来，白鑫起了疑心，治病的药也不拿了，直接带着保镖就先溜走了。

中共特科情报科长陈赓，很快得知了这条消息，分析以后认为柯麟并未暴露，应该是白鑫沉不住气，犹如惊弓之鸟，自己先跑了，肯定会再次找柯麟看病，让他每天继续照常营业，同时派遣“红队”队员在附近埋伏，等待白鑫自投罗网。

但是一个星期过去了，白鑫再也没有出现，大家都有些焦急，难道这个叛徒的病看好了？！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白鑫突然打电话到柯麟的诊所，要他到法租界上门给他看病，面对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柯麟当然同意了。

按照地址找到白鑫的家，两人一见面，柯麟就假装抱怨说：“老兄，你怎么回事啊，我出门拿个药回来，你不打声招呼就走了。”白鑫听了，苦笑着说：“最近倒霉了黑道，他们正四处找我呢？那天临时有事，就先回家了。”

柯麟给白鑫看完病后就离开了，随后立即把这个叛徒所住具体地址，报告给了陈赓。经过一番调查打探，原来他藏在特务头子范争波的公馆里，陈赓查看了周围地形环境以后，派人在对面租了两间房子，进行二十四小时监视，准备一有机会就对他下手。

1929年11月2日，上海国民党机关主办的《民国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白鑫是黄埔毕业生，受人蛊惑加入共党，念其罪行较轻，由蒋主席负责保住，即日将前往南京任职，戴罪立功，以观后效。”

当年上海新闸路613弄经远里12号旧照

陈赓看了报纸后，分析认为这有可能是白鑫故意放出“烟雾弹”，为掩护其潜逃的假消息，但是具体的出行时间无从得知，他立即想到了杨登瀛，看来只有他才能打听到了。

杨登瀛以国民党情报机构上海负责人的身份，亲自登门拜访了白鑫藏身的范公馆，理由也很简单，看到报纸上消息，为白鑫前往南京任职饯行，同时也照顾特务头子范争波的面子，许久没有一起相聚就餐，联络一下感情，毕竟都是为党国效力的人士。

大家坐在酒桌前一起觥杯交错，彼此相谈甚欢，一派热闹的景象。闲聊之余，杨登瀛把白鑫出行的时间打听得一清二楚。原来并不是去南京，而是前往意大利避难，准备在11月11日晚上动身前往码头，等时机成熟后，再返回国内。

从杨登瀛那里得知确切的消息后，中共特科立即召开了会议，一致决定在白鑫出国那天将其处决，绝对不能让这个中共大叛徒逃出国外，否则可能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这个叛徒非常狡猾，平日深居简出，偶尔出来也带着一大群特务，特别小心警惕，让我方“红队”人员一直没找到适合下手的机会。

白鑫为了顺利出逃，也做了周密的安排，不但在范公馆前后门都安排人员蹲守，同时还在附近租了一间铺面，把后门开到另一条巷子，以防街口被堵住后没有退路，但这一切都在中共特科的掌握之中，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决定由顾顺章带队执行处决任务。

当晚十一时左右，人们早已开始进入梦乡，大街上空无一人，显得异常的平静，但是在霞飞路范公馆门前却是一片繁忙景象，前后门都有大批特务站岗，每隔五十米就有特务盯梢。大门打开后，只见特务头子范争波等人簇拥着白鑫走了出来。

但他们哪里能想到，此时由顾顺章指挥的“红队”行动小组早已“恭候”多时了。白鑫与前来送行的众人寒暄话别后，让屋里的佣人和保镖也开始往车上搬运行李，他自己带着几个特务就开始往不远处的停车场走去。

谁知道，白鑫一行人刚要上车之时，范公馆面前拐角处突然传来汽车轰鸣声，一辆黑色的轿车突然启动疾驰而来，径直冲到了他们面前，车门打开后，里面随即跳下三个人，同时扬起左手的手枪，“啪啪啪”三声全部清脆地打在白鑫的身上，这个可耻的叛徒立即倒在地上一命呜呼，身边的几个特务连枪都没拔出来，就吓得四散逃命了。

“红队”突击人员检查确认身份后，立刻迅速跳上车里，消失在夜幕之中了。随后赶来的特务们只能胡乱打了几枪，眼睁睁地看着汽车扬长而去。时隔将近三个月，终于将叛徒白鑫击毙，不仅有力地打击了投降叛变的行为，也增进了上海所有中共特科成员的信心。

这次行动当时引起了整个上海滩震动，多家报纸对此进行了报道，并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详细事件经过，一下子让“红队”的声名大响，不仅那些投敌的叛徒每日提心吊胆，就连平时嚣张跋扈，横行霸道的国民党特务也开始有所忌惮，弄得他们人心惶惶，害怕有一天会找上门来。

历史永远会记住那些难忘的时光，随着时间流逝，这起事件许多人早已不再谈及，但那栋位于上海市新闸路的石库门却依然屹立不动，那里见证了澎湃等烈士最后的革命足迹，也见证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救亡图存、浴血奋战，最终铸就辉煌的革命征程。

1959年，上海市相关部门确定该地址为彭湃等烈士的被捕地点，并于1962年正式挂牌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4月27日，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上海市纪念地点，以此悼念那些为了民族富强，国家兴盛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烈士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