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溺于昔日荣光、不断被时代抛离的法国，未来会怎样？

德雷福斯事件的平反是法国两百多年来最重要的反思之一，正是对左拉的认同和尊重，将这位仗义执言者的遗体请入先贤祠，才让法国一次次避开那些陷阱。德雷福斯的遭遇并非孤例，法国乃至世界从不缺乏那些打着“爱国”等口号来构陷无辜者、隐瞒真相、践踏正常权利的人，但在德雷福斯之后，法国人不再为此纠结，因为他们更相信真理与事实——尽管近年来，许多人曾嘲笑法国人在恐袭和难民等问题上的“幼稚”。

撰文〡叶克飞

“在大革命和复辟告终的两个世纪后，不满情绪充斥着法国，其根本原因在于，法国人坚持维护其世界典范的形象，而这已被不断变化的世界所超越。旧的假设不再有效，但大多数法国人所能接受的现实替代方案仍然付之阙如，而且有迹象表明，他们缺乏有准备和有能力的政治家，在新形势下团结整个国家。法国已成为其历史，以及许多根深蒂固的叙事的囚徒。”

这是《现代法国史：从革命到反恐战争》的最后一段，讲述着法国人两百年来的隐痛，还有似乎并不可期待的未来。

书名：《现代法国史：从革命到反恐战争》

作者：乔纳森·芬比

译者：樊超群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11月

定价：100元

大革命之后的法国，经历无数动荡，拿破仑的帝国曾雄霸欧洲，但最终遭遇滑铁卢。此后的法国陷入纷乱，政权更迭不断，内斗血腥残酷，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严重受创……即使是二战后的法国，安定包容也与种种隐患并存。

《现代法国史》一书的作者是历史学家和评论家乔纳森·芬比，他关注法国逾半个世纪，曾任路透社和《经济学人》巴黎通讯站负责人，也曾在《观察家》和《南华早报》发表和编辑诸多报道。在他笔下，一切从法国大革命开始。这场革命所改变的不仅仅是法国的政治生态，也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制造了大量新问题。后来法国的所有动荡与波折，都可以在法国大革命中找到线索。

从王子总统到皇帝的路易·拿破仑，一生跌宕就与法国大革命后的阶层变化息息相关，也享受着后拿破仑时代的红利。最初，他将自己视为工人的朋友，但又相当巧妙地许诺保证秩序，因此得到右翼支持。作为政治新面孔，他给选民提供了一个逃离巴黎封闭政治圈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他的名字，让人想起旧日帝国的荣光，因为“拿破仑皇帝被热情的乡民所铭记，公务员也珍爱拿破仑时代”。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切多半是假象。

外部环境的改变，很容易造就新的政治形态。正如书中所说，当法国四面受敌的危机解除后，王子总统的日子也变得好过起来。他“在爱丽舍宫举办豪华舞会，向受宠的女伴们张开双臂。1852年秋天，当他在法国中部和南部巡视时，内政部指示省长们分发印有‘国王万岁’的国旗。在波尔多，在雄心勃勃的乔治·尤金·豪斯曼的运作下，路易·拿破仑宣布法国需要的是一个帝国。”

在之后被做了手脚的全民投票中，780万人投了赞成票，25万人反对。“12月2日，在政变一周年，拿破仑一世加冕四十八周年之际，法兰西第二帝国被宣布成立。王子总统成为拿破仑三世。法国可以梦想新的荣耀，许多人更满意王位上的统治者，而不是凌乱的共和国。”

但这样的梦想会实现吗？它最初就受到了质疑，有人担心“这条半新不旧之路，不仅造成保皇派分裂，还击溃了共和派”。

这样的反复，在法国频繁上演，既推动这个国家的前行，也消磨着它的底气。

有时，小人物的命运也会改变法国前行的方向，比如书中提到的德雷福斯事件。

1894年，法国陆军参谋部犹太籍上尉军官德雷福斯被诬陷犯有叛国罪，被革职并处终身流放，法国右翼势力乘机掀起反犹浪潮。此后不久即真相大白，证实德雷福斯的冤枉，但法国政府却坚持不愿承认错误，直至1906年，德雷福斯才被判无罪。

这起案件看起来小，可在当年却造成了法国社会的彻底撕裂。从政府到军队，从传媒到社会组织，从教会到政党，甚至个体家庭，都分裂成了赞成重审和反对重审两派。亲友为之反目，甚至有夫妻为此离婚。

为德雷福斯而分裂的12年，正是欧洲世界的高速发展期，但法国却在无尽争论和内讧中沉沦，以至于国力日衰。

但在这样的分裂中，仍有人性的闪光，并推动着法国的未来。作家左拉为此事发表了《我控诉：致共和国总统的信》一文，此文被视为影响和改变法国历史的不朽之作。

左拉在文中谴责军方高层和军事法庭，认为他们基于反犹偏见、以“爱国”和“荣誉”的名义诬陷德雷福斯。文中最经典的段落，当属“误导、操弄公众意见并使之走上狂热是一项罪行；毒害谦逊平民的心灵、鼓吹反动与狭隘的狂热，自己却躲在反犹主义的堡垒背后，也是罪行。法国是自由的摇篮，若不消灭反犹主义，法国便会灭亡。以爱国为借口增加仇恨是一项罪行；当科学为真理及正义而努力时，将刀剑作为神祇来崇拜，也是一项罪行。”

文章发表后，左拉也遭遇迫害。但也正是这一系列的事件，尤其是军事审判的荒谬，让法国人认识到了制度改造的重要性。1902年获胜的左翼共和政府开始确立政教分离原则，确保法国社会和军队的世俗化。1906年，德雷福斯被平反。1908年，左拉的遗体被法国政府隆重移至巴黎先贤祠安葬，以表彰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崇高品德和贡献。

这是法国两百多年来最重要的反思之一，正是对左拉的认同和尊重，才让法国一次次避开那些陷阱。德雷福斯的遭遇并非孤例，法国乃至世界从不缺乏那些打着“爱国”等口号来构陷无辜者、隐瞒真相、践踏正常权利的人，但在德雷福斯之后，法国人不再为此纠结，因为他们更相信真理与事实——尽管近年来，许多人曾嘲笑法国人在恐袭和难民等问题上的“幼稚”。

这几年的法国，除了在难民和恐袭危机中屡屡失措之外，频频爆发的社会撕裂甚至骚乱，也让人对这个国家的前景担忧。

当然，如果你对法国这几十年的历史有所了解，那么或许不会太悲观，因为法国一向有街头抗议传统，却仍可艰难前行。

1968年的五月风暴，给法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那个纷乱的60年代，法国年轻人与其他国家的同龄人一样，以自己的方式寻找自由。至于那时在台上的戴高乐，让第五帝国延续至今。不过，正如书中所说：“夏尔·戴高乐是一位自行其是的革命者，但即使是他，也没能为一个受困于自身历史的国家建立长久的样板。他所建立的政治体制没有了他——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18世纪末期的旧势力重现——将被证明是一种野兽，难以操控。”

若将一切回溯，法国大革命无法绕过。正如有人所说，法国大革命将法兰西民族推向一个告别旧制度而不得、创制新国家而迷失的悲壮境地。它并未兑现原本志在实现的革命目标，也没有让法国步入现代国家进程。法国人所错过的，并不仅仅是英国那样的先发优势。而那些沉溺于昔日荣光的法国人，又该如何面对眼前这个逐渐被时代抛离的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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