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如其人”的三个境界——以书品人，以人品书，人书至境

本文转载于《中国书法史绎》（2014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估计就算没有拿过毛笔的中国人都知道“字如其人”这句古话，但可能一万人中才有一人能真正理解这句话，大多数人不知道它原来有这三重境界。

知人论世是中国传统的评价体系，用到文学艺术的批评中大概是说，评价一个人的作品免不了要研究这个人，研究他的生活环境、他所处的时代。《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

对书法进行品评，免不了对书法的创作者——书家进行品鉴，书与人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书法品评史上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这种品评方式是较为常见的一种模式，不仅历史悠久，且一直贯穿书法品评的始终。最终，书与人的关系被浓缩为“书如其人”。

书与人的关系在人物品藻的魏晋时代就已经十分密切，袁昂曾经以“谢家子弟”、“河洛少年”比况著名书家的书法。大概书法风采的描绘不容易落到实处，而人物的存在是确然无疑的，所以，就拿人物来比喻，将人物的风采与书法的神采相对比，借用人的容止、威仪、器宇等来形容书法，力图为品评书法找到一个依托的根基。

有唐一代，“书如其人”这种思想还没有完全成熟，处于形成阶段。要到宋代，“书如其人”才被作为明确的评价体系提出，比如苏轼所谓的“书象其为人”。唐代通过书法推测书写者的情况已经出现其例，而且已经没有魏晋时期的玄学意味，回到平实中来。比如对欧阳询书法的评判已与其形貌联系起来，太宗认为二者并不相符；而苏轼依然用这种方法相比附，得出的结论却是书与长相“相合”。还比如，唐人裴休观李邕之碑，有“观北海书，想见其风采”的感叹。以人物长相猜度书法的风格，或者反过来，以书法风格的特征来推测人物长相，这样的比附在唐代并不少见。

欧阳询像

欧阳询字《九成宫》

由推测长相到进一步，推测人物的性格，也是书人结合这一书法品评方式的一个发展内容。梁启超曾说过：放荡的人，字迹放荡；拘谨的人，字亦拘谨,“ 一点也不能造作，不能勉强”。

“以人品书”，实际上就是以人的长相、性格、器宇、道德、情操来观照书法、品评书法。但需要做深入的研究品评才能有针对性，否则，易流于“贴标签”式的随意比附。比较典型的是对虞世南和欧阳询的比较。唐张怀瓘《书断》对欧、虞进行分析对比时得出结论：“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为优。”

虞世南-内含刚柔

欧阳询-外露筋骨

以人物的道德，器宇评价书法的高下，虞体书法就成为温和、含蓄、合乎君子之道的典型。这与其说是以作品的艺术价值评价书法，毋宁说是以作品隐含的道德标准作为评价的基准。将书法与人的修养结合起来,显示了书法人格化的倾向，为后来“书如其人”论题的提出提供了先导。张怀瓘在《文字论》中就提出“一字见心”的看法。柳公权的笔谏，则借用笔阐释道德问题。

无论是“以人品书”，还是“以书品人”，皆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这便是“道德”和“中庸”。孙过庭评价王羲之书法的高妙之处，是“志气和平”；唐太宗称颂王羲之书法之美的关键，也是符合自己“神气冲和为妙”的审美观。

王羲之（平安帖局部），志气和平

唐太宗强调艺术的情感要“皆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王羲之书法盛行天下，与他书法中表达的中和情感与唐太宗的审美主张一致有关。事实上，不少唐人的书法品评在不知不觉中都是高举中和大旗的。中唐宰相贾耽评虞世南的书法就是这样。他认为虞世南虽然没有能像怀素那样凭借一时的癫狂创作有激情的作品，但是，他的“能方正，不隳倒”的《孔子庙堂碑》同样被世人视为瑰宝。书法的中和与为人的中和已经在评价书法的时候进行了不自觉联接。

怀素（自叙帖局部），癫狂、激情

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局部），温润中和

以书品人、以人品书，自然还会衍生出一个重要的命题，就是“书以人贵”。既然书有高下，而书法又与书法的创作者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甚至书与人有时可以画等号，那么“书以人贵”便一点也不值得奇怪了。那些道德高尚的仁人志士或显赫一时的达官显贵，他们的书法首先受到人们的关注。司空图《书屏记》开头有一段议论，明确谈到书人之间的关系：“人之格状或峻，其心必劲；心之劲，则视其笔迹亦足见其人矣。历代入书品者八十一人，贤杰多出于其间，不可诬也。国初欧虞之后，继有名公。”徐浩曾身居显位，皇帝恩遇无以过之，故虽然他喜爱积财、家室干政，也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他书法的推崇。司空图对徐浩书法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认为父亲先前收藏的徐浩屏风“儒家之宝，莫逾此屏”，字里行间均流露出字以人贵的观念。奇怪的是，唐代没有“人以书贵”的逻辑,这就不仅说明书法之居于“末技”的地位，也说明在“人”与“书”的定位上“人”永远是第一位的。 人可以决定艺术,而艺术只能是人的装点。

“书以人贵”还造成了一个现象，即艺术水平并不高而道德堪为人师者，其艺术照样被给以较高的地位。宋人欧阳修已经说得很明确，“使颜鲁公书虽不佳，后世见者必宝也”，“非自古必能书尔，惟贤者能存尔”中。与“书以人贵”相反的还有“书以人贱”。历史上不乏虽然书法水平很高，但是由于气节、品德、为人等方面的原因，其书法不为人的例子。当然，这还与品评者评判的角度有关。比如，韩愈写过《送高闲上人序》，实际上却不是对高闲的夸赞，而是委婉的批评。韩愈一生，影响了他对佛教徒高闲的书法评价。书史上能享有书名的书家，基本也都是道德思想高尚者。而对于“无节”者、“贰臣”，比如赵孟頫、王铎等人，人们对其书法的评价往往并没有其实际水平高。

书如其人，所以在书法评论者那里，书法的点画、结构、章法隐约间都变成了人的化身。书写时要像端人正士，不偏不倚，所写字迹才能符合“中”的要求，才有助于君子节操的培养。《唐太宗笔法》中说：“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则契于妙；心神不正，字则鼓斜；志气不和，书必颠仆。”

“书如其人”的品评观在中国根深蒂固，影响深远。它将书法艺术、书者的道德品行、圣人之道结合起来，使书法不再仅仅是艺术，还成为中华民族民族性的一个典型体现。“不理解这一点，就很难深层理解中国书法。“书如其人”也许不是科学的界定，但是在中国古代，在以道德伦理为基本规范的前提下，艺术的高下也只能在“人品”的约束之下评判。纯粹从艺术的眼光来看待欧阳询与虞世南的书法，恐怕并不能轻易得出孰高孰下的结论；不了解颜真卿在当时社会扮演的角色，也无法懂得他的书法为何会受到如此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