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上台后采取何种对华政策，国际法教授：这四点必须关注

随着美国总统换届选举接近“尾声”，即将上台的拜登总统将采取何种对华政策，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其是会“继承”特朗普的激进做法，还是会回归传统，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这无疑值得关注和研究。而无论其采取何种立场与实践，都会对未来的两岸关系产生相应的影响，因而值得我们提前研判。

笔者认为，对于拜登当选后的对台政策，可能要事先注意到如下几点：

第一，拜登过往有关台湾问题的相关经历。拜登曾长期担任美国国会议员，更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长期成员；经历过美国《台湾关系法》的立法过程，而且还投下了赞成票，是最初支持美国国会通过《台湾关系法》的一员；2001年访问过台湾，与首次政党轮替后的陈水扁见面；2020年蔡英文当选后，他也曾经推文祝贺蔡英文。2020年10月22日，在竞选美国总统期间，拜登甚至投书台湾联合报系海外版《世界日报》，强调他若选上总统，会深化与台湾的关系。从这些过往经历来看，拜登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一致性。此种特点对于预测他执政后的对台战略是有帮助和借鉴的。

第二，作为属于民主党的总统，拜登应该不会像特朗普一样，在对台问题上坚持完全激进的工具主义外交，但是，却有可能转而采取战略性外交。因此，在具体操作上可能会有一些新变化。但由于美国对台关系的最重要基础是《与台湾关系法》，这也决定了，其在很多方面不会有太多改变。

第三，在特朗普任总统的四年间，美国通过了几部与台湾有关的法律，分别是：

2018年3月通过的旨在促进美国与台湾之间高层级交流的《台湾旅行法》； 2020年3月，简称为《台北法》的《2019年台湾友邦国际保护暨强化倡议法案》经参众两院通过后，由特朗普签署生效。这两项法案，再加上1979年的《与台湾关系法》，就构成了美国对台关系的重要“法律基础”。

第四，民主党相关立场的变化。2020年8月美国民主党在党员大会中，将2016年通过的党纲中“恪守一中政策和台湾关系法”的“一中”移除，只剩下“恪守台湾关系法”，这代表美国民主党的中国政策已经有所调整。

从上述四个方面来看，拜登上台之后，其对台政策可能会呈现出如下几方面的特征：

第一，注重既有的相关法律将成为其制定对台政策的基石。作为一个从政经验丰富的“政客”，在制定对台政策上，其肯定不会延续特朗普的激进实践，相反，其会以前述三项涉法案为基础来制定相关政策。而在这三项法律中，《与台湾关系法》始终是最重要的法律，是美国处理涉及到两岸关系事项时最重要的出发点和依据。而这，既符合拜登过去有关台湾问题的一贯立场，也符合民主党所通过的新党纲中有关台湾问题的政策。

第二，在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上，拜登大概率会改变特朗普时期在台湾“国际空间”问题上关注不多的做法，相反，会加大对台湾国际空间问题的关注。《2019年台湾友邦国际保护暨强化倡议法案》在这方面将可能会发挥相应作用。美国在加大对台湾国际空间问题的关注力度的同时，还会重视与其盟国协同行动。因此，无论是在联合国层面，还是在联合国专门机构层面，台湾国际空间问题可能是未来几年我们需要高度重视和预防的问题。

与此同时，不同于特朗普不重视国际机制，拜登上台之后，会高度重视美国在国际舞台的重新回归和发挥领导作用。在此背景下，就台湾问题而言，若美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CPTPP），它将可能和可以帮助台湾加入。一旦台湾被接纳进《跨太平洋全面进步协定》，大陆方面对台湾经济打压的效果将极为有限。

第三，在对台军售上，拜登应该会改变特朗普在过去四年中的做法。在过去的四年中，美国已经批准10次对台湾军售案，这是台美断交后历届美国总统军售台湾最多的一任。若拜登执掌白宫，美国的对台军售案可能会减少，或者说出售的武器可能会比较没有“攻击性”而是属于防御性的系统。比较适当的预估就是：拜登在对台军售上会改变上一届政府对中国的决策风格，但也不会完全收缩到特朗普执政以前的状态。实际上更可能是二者之间的折中。

基于上述预判，在今后的几年中，我们要重视对台工作的“法律化”，多在法律层面、法律措施上下功夫、做文章。具体而言，可能在如下两方面要切实采取相应步骤：

在国际层面，要高度重视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可以合理预测，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在未来几年内，将会在不同的国际层面多次、反复出现。

在马英九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时期，由于彼此都释放了善意，在逐年邀请的前提下，我们允许台湾方面以“中华台北”的名义、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大会的活动。蔡英文上台后，在每年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层面，台湾的部分盟国均会在其发言中提到台湾“参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问题。其改变了此前的相关实践与策略。可以预见的是，一旦美国等加大了对台湾“国际空间”问题的支持力度，台湾在联合国的“盟友”极有可能再次正式提出台湾“重返”或“加入”联合国的议题。而从我们在过去几年就此议题的发言内容和质量来看，其实是有很大的改善空间的。我们有必要进一步重视第2758号决议，加强对其的解释和适用。要善于利用相应的法律工具来进行预防。

在国内层面，则要高度重视《反分裂国家法》的可操作性，必要时要考虑修改《反分裂国家法》，增强其可操作性。

美国处理对台关系最重要的基础和依据并非“三个联合公报”，而是其通过的相关国内法，尤其是《与台湾关系法》等。由于美方从未将“三个联合公报”视为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更遑论是作为条约对待，这实际上意味着，我们以“三个联合公报”为基础与美国就台湾问题进行交涉，这是不会产生实际效果的，不具有说服力。由于美国依仗其国内法处理对台关系，要有效应对，最有效的方式，也应该是我们自己的国内法。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多考虑如何从《反分裂国家法》的角度去有效应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