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陈毅在昆明的日子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五六十年代，昆明是我国通往亚非许多国家的主要空中通道。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出访，经常路过昆明，在昆明小憩数日。为了消除疲劳，有时周恩来和陈毅也忙里偷闲，找机会让自己轻松一下。

忙里偷闲，也要做做“思想工作”

云南是我国西南的边境省份，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五六十年代，这里是我国通往亚非许多国家的主要空中通道。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出访，经常路过昆明，在昆明小憩数日。在这里，周恩来仍是日理万机，来自北京的电报、电话仍日夜不断。在此逗留期间，多为出国归来，为了消除疲劳，有时周恩来和陈毅也忙里偷闲，找机会让自己轻松一下。周恩来喜欢喝酒，但绝不多喝，吃饭时喝两三杯茅台就不再喝了。他也喜欢跳交谊舞，看文艺节目。跳舞他花样不多，但舞姿极其优雅。跳舞时他边跳边和舞伴聊天，从中了解到不少普通干部、群众的思想、生活情况和具体困难。舞间休息时，他又抓紧时间和省里的领导干部谈问题。舞场，实际成了他的又一个办公室。

周恩来喜欢唱革命歌曲，《歌唱二郎山》、《社员都是向阳花》、《社会主义好》等许多歌他都会唱。有一次他来昆明时，正是电影《洪湖赤卫队》刚上映不久，可周恩来已经会唱“洪湖水，浪打浪”和“手拿碟儿敲起来”这两首电影插曲了。舞会上，只要文工团员们演唱的歌他会唱，他就要走上去，边双手击拍边和他们一齐唱。每到此时，总是全场欢声活跃，领袖和群众打成一片。周恩来总是礼貌待人，他与人握手，总是两眼注视着对方，以示真诚和对对方的尊重。无论谁为他办了什么事，即便是服务员为他送来茶水，他都要轻轻说声“谢谢”。每次舞会，他都要主动邀请参加舞会的每一位女同志跳舞，从不遗漏谁。有时眼看时间来不及了，在奏最后几支舞曲时，一支舞曲他要先后邀请四五人跳。女孩子们当然希望多和总理跳舞，这时如果哪个跳过的还想“加塞”，都会被有着非凡记忆力的周恩来识破。周恩来会笑着拒绝说：“我和你已经跳过了。”

当周恩来与政府官员夫人跳舞时，则除了了解情况，有时还要通过跳舞和对方交谈，做做“思想工作”，就算是“寓教于舞”吧。周恩来、陈毅访问十四国回来之后，那天晚上有舞会。外交部副部长黄镇的夫人朱霖进去刚坐下，周恩来就朝她走来，第一个邀请她跳舞。随着悠扬的乐曲，周恩来的舞步飘然如风。朱霖有心事，步子有点乱。周恩来奇怪地看了她一眼。她就对周恩来说：“总理，怎么又让我们出去？”朱霖和黄镇大使已在匈牙利、印度尼西亚待过十来年，刚在国内待了不到三年，又要到法国去，孩子们的教育和生活都成了问题，朱霖有些想不通。而外交部部长陈毅也舍不得黄镇离开自己。陈毅曾自告奋勇去向周恩来说情，将黄镇留下。但陈毅走到半路又停了下来，说：“哎呀，我可是在总理面前表了态，说舍得……”想了想，还是朝前走：“不管它，我们权当是总理的参谋，参谋还有三次建议权呢。”但这次周恩来不同意陈毅的请求：“已确定的事不要变了。”黄镇还是要带朱霖去刚建交的法国任大使。

周恩来边和朱霖跳舞边和她交谈，说：“外交人员嘛，应该四海为家，‘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

“我不想出去了。”

周恩来不再说话，眼睛望着空空的地方。

朱霖心想：不好，总理不理我了。第一支曲子结束，周恩来把朱霖送回原位，脸上也没有什么表情。朱霖赶忙说：“好，我就听总理的话，当大使夫人去。”

周恩来顿时呵呵地笑了。

陈毅元帅性格豪放直率，既有将帅风采，又有诗人激情，和群众很有亲和力。许多军队和地方领导干部都很愿意跟陈毅在一起。陈毅知道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性格活跃，擅长文体，比较喜欢他。淮海战役期间，开会或战斗间隙相遇，有时陈毅就说：“秦基伟陈毅《梅岭三章》，你唱一段。”秦基伟就给他唱《借东风》，陈毅边听边给他打板，唱到高兴处，陈毅还会扯起嗓门喝彩：“不错，唱得好哇!”在五六十年代，云南的交通还很不方便，来云南的其他中央领导人较少。陈毅路过昆明时，省委常找机会请他给省里党政军领导干部作报告，一般陈毅都不会拒绝。陈毅是个演说天才，他的报告精彩极了。他从不念讲稿，报告中能用通俗的语言、生动的事例，把党内国内外大事，特别是那一时期中央的方针政策阐述个透。报告中妙语连珠，幽默诙谐，挥洒自如，常常博得满堂笑声、掌声。许多听报告者都反映：听陈老总的这种高水平的报告，既能受到深刻教育，又简直是一种精神享受，只恨听这种报告的机会太少，每次听的时间太短。

陈老总坦荡直率，潇洒幽默，不拘小节，不讲客套，他的轶事、趣事挺多。

他爱吃肉，可因为体胖，保健医生和他夫人张茜在这方面一直多加限制，而他又总想摆脱这种限制。有时内部宴请时，他看见他爱吃的肉菜上来了，就找个借口把张茜支开，如说：“张茜，我的手绢在外间屋子的上衣口袋里，你去给我取来。”待张茜一走，他就大口大口地吃肉。

陈老总是四川人，对川菜自然情有独钟。省委书记阎红彦家的四川籍厨师做得一手好川菜，特别是腌腊肉，是绝活。周总理、陈老总去阎家吃过一顿饭后，陈老总赞不绝口。以后他再来昆明，只要阎红彦没有发出邀请，他就会用有趣的外交语言说：“阎红彦，明天我去你家看你。”阎红彦当然能领会这句话的潜台词，赶忙让夫人安排，并且每次都让秦基伟作陪。这种家庭宴请其实很简单，就吃点腊肉、腊口条、腊耳朵等腊味和三四个四川家常菜，因为合口味，陈毅每次都吃得很高兴。

工作之外，尽显常人常态

周总理、陈老总也到秦基伟家里吃过一顿饭。那是1964年春天，朝鲜人民军一位高级领导人来昆明养病，军委责成秦基伟负责接待。不久，周总理、陈老总出国访问，路经昆明。他们去看望了朝鲜客人后提出要请他吃顿饭，并决定由秦出面设家宴，他们两位领导人出席，这样气氛显得更亲切些。这样的宴会非同寻常，秦基伟全家自然认真准备。不想宴席上最受陈老总称赞的菜肴竟是按秦基伟湖北老家的口味做的农家菜肉丁汤。陈老总最喜欢吃南方农家食品煮苞谷、烧苞谷，平常吃饭时，只要上了这种东西，他总是抓起就啃。那模样，在外交场合自然是看不到的，让人感到他的真实可亲。

陈毅爱看戏，有一回到昆明，在舞会上他咬着秦基伟的耳朵嘀咕：“老兄，你不要光让我们跳舞，给我演两出小戏嘛!”秦基伟问：“老总，你爱看什么戏呢？”陈毅说：“这就不用问我了，你自己考虑吧!”又说：“你被打倒了没关系，我要被打倒了影响大，你安排小戏给我看，责任你自己负。”秦基伟是个聪明人，一下就明白老总是想看旧戏。当时正是“文革”前戏剧革命时期，那些优秀的传统剧目被改得不伦不类，很煞风景。但是，旧戏都当“封、资、修”货色禁演了，演旧戏是要担风险的。后来秦基伟同阎红彦商量，大着胆子安排了三个折子戏，一折新戏做掩护，两折老戏走过场，陈老总比较满意。

昆明军区的领导因为接待任务，逐渐与周总理、陈毅外长熟悉了，从开始的拘谨变得随意许多。有一次，周总理和陈毅外长出国访问前夕，周恩来问负责飞行指挥的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主任(即后来的昆明军区空军司令员)刘懋功：“刘懋功同志，你看明天的天气怎么样？能起飞吗？”刘懋功说：“明天是晴天，没有问题。”陈毅看着窗外阴沉沉的天空说：“天这么阴，明天会下雨吗？”刘懋功说：“不会!”刘懋功拿着气象图按气象学的理论向他们作了分析，并介绍了云南气候的特点，说明自己的依据。第二天果然万里无云，蓝天如洗。周总理和陈毅外长高兴地说：“好天气!你说的不错。”

在工作之外，陈毅经常说话口无遮拦，海阔天空。1964年1月，他应邀参加肯尼亚的独立节，出国前在昆明停留。刘懋功去汇报专机准备情况时，他问道：“刘懋功，我如果从空中掉下来，你是否知道？”刘懋功连忙说：“陈老总，您不能这样说!”他坦然地笑道：“那有什么关系，咱们共产党人不讲迷信。你说说你能不能知道？”刘说当然知道，并告诉他：“我们这里有一个全国唯一的对空大功率电台，哪怕飞机停在巴黎机场，也可以畅通无阻地进行联络。我们还可以通过电台定向仪随时测出飞机的飞行方位和距离。”陈毅高兴起来：“噢，很先进呦!”第二天，刘懋功去送行，与陈毅握别时，他乐呵呵地对刘懋功开玩笑说：“我这条老命就交给你了!”

陈毅从肯尼亚返回昆明后，要接着随周总理访问亚非欧十四国。下飞机后，他要刘懋功陪他一起散步。走到停放里—2飞机的位置旁，他指着里─2飞机说：“明天我去一趟西双版纳，就坐这架飞机，你不要向空军报告。”刘懋功一听吓了一跳。送陈毅到宾馆后，刘懋功越想越不安。里─2飞机比较陈旧，比较小，性能也差一些，送陈毅元帅太冒险了。他立即向空军汇报了情况。值班的副参谋长告诉他，送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李井泉回四川的一架伊尔─14飞机(当时空军最好的客机)正在成都，可以马上命令该机飞往昆明，供陈老总使用。飞机到后，刘懋功立即带上专机保障组人员连夜检查保养，确保没有问题了，才放下心来。第二天早晨陈毅来到机场，见是一架大飞机，惊奇地问刘：“怎么，你向北京报告了？”刘懋功说：“陈老总，我要对您负责，空军也要对您负责呀!”

陈老总从西双版纳回到思茅时，思茅地委的同志请他给干部作国际形势报告，他爽快地答应了。当他讲到一半时，秘书上了讲台，伏在他耳朵边悄悄说：“周总理的飞机已经从上海起飞，下午就要到昆明了。据报告，明天天气不好，不能飞。咱们是不是马上回去？”陈老总点了点头，对听报告的同志鞠了个躬，说：“实在对不起大家!我有个急事，马上得回昆明，话讲不完了。下次来思茅，我一定补上!”半个多小时后就回到了昆明。

陈毅《游击战争纪实》手稿在这回程的半个小时中，陈老总不是“坐”飞机，而是站在驾驶舱里看飞行员驾驶，津津有味地向副驾驶请教一些飞行中的问题。飞机降落后，陈老总走下舷梯，刘懋功看到两个机组人员从机舱里抬下一个铁丝笼子，里面装了一条大蟒蛇。他批评他们说：“陈老总在飞机上，你们怎么敢放这种东西？”机组人员说：“这是西双版纳州公安处同志送给陈老总的。”刘懋功见陈老总没有吭声，也不好再说啥了。

快吃午饭的时候，昆明军区的一位副参谋长给刘懋功打电话，让他到军区招待所去吃蛇肉。刘懋功说他不吃这东西，就不去了吧。过了一会儿，那位同志又打电话来说：“不行，陈老总说了，你一定要来!”刘懋功只好去了。周总理和军区领导同志都在那里吃饭。这条蛇很大，所以做了几样菜，有清炖的，有红烧的。陈老总又吃肉又喝汤，嘴里啧啧称赞说：“好吃好吃，真鲜!”还用筷子夹了两块蛇肉，放到刘懋功碗里，硬让他吃，他只好尝了一点。陈毅问：“味道怎么样？好吃吧？”刘懋功是北方人，本无吃蛇肉的习惯，但面对热情满面的陈老总，只好说：“要不是你下命令，我是绝对不吃的!”陈毅听了哈哈大笑。

坦对婚恋，“不做妻子可以成为朋友”

有一次，陈毅出国访问归来，与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宾馆联欢，吹拉弹唱，跳交谊舞。张茜因担心陈毅的身体，就劝他早些回来睡觉，以养足精神。陈毅也满口答应。但由于联欢晚会散场很晚，陈毅直到凌晨2点方归，张茜生气，一赌气就将陈毅关在了门外。陈毅连连敲门也不开，便真动了肝火，他让卫士找来秘书，见面就嚷道：“离婚!离婚!”

周恩来知道后，便在第二天饭后，请陈毅夫妇、罗瑞卿夫妇一同散步。这时，忽有一只风筝在头顶飘过。望着碧蓝的天空中悠悠飘荡的风筝，周恩来微笑着走到张茜身边，指着天空说：“张茜，我给你提个建议。你管陈老总，也要像放风筝。线头在你手里，你要把线绳拉得不紧不松，如果线绷得太紧，‘嘣’，线绳断了，风筝就会飞了!”

一边的罗瑞卿夫妇不禁笑起来。张茜也马上理解了总理的意思和一番好心，点头称是，心悦诚服。

但张茜还是对陈毅不放心，毕竟陈毅已是60多岁的人了，他白天每参加一场外事活动，总是要提前熬夜、批阅许多文件，做些必要的“功课”。如果出国访问，那又要开许多预备会议，向总理、主席请示许多问题。1965年9月，陈毅又要访问西亚非洲六国。面对这样一个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外事日程安排，张茜流泪了。她思量再三，最后还是找到周总理，要求总理减少陈毅的外事活动，特别是出国访问长途飞行舟车劳顿的外事活动。这倒使周总理为难起来了。但他还是把这件事对随同出访的外交人员讲了，要他们在国外对陈老总在工作和生活方面多加照顾和关心。启程前一天，陪同陈毅出访的全体工作人员开了一次大会。周总理打破常规亲自作了动员讲话。他除了说明此行的任务外，还很有风趣地把张茜如何流泪如何关心陈毅健康的事简单说了一遍。周恩来最后以同情加勉励的口气说，陈老总在百万大军的战场如履平地，大江大海不知渡过多少，怎么在外交战线上，张茜竟动起了儿女之情呢？周恩来又说，这也难免，陈老总的出访任务最近的确是多了一些，但这也是中央对老总的信任和重托。他看了看张茜红肿的眼睛又说：“这个思想工作，还是交给邓大姐来继续做吧。”

轮到陈毅讲话，依然是响亮风趣：“我是总理的兵，总理指到哪里，我就打到哪里，张茜为我瞎操心!”说罢，哈哈大笑，逗得大家都跟着笑了。

婚恋是个复杂的问题。

在昆明，周恩来显示了自己对待曾经的恋人的态度。

1955年4月8日，周恩来和陈毅赴印度尼西亚参加亚非会议途经昆明。周恩来利用这一机会，和陈毅一道，到云南大学会见了张若名教授和她的丈夫杨堃，并一起共进午餐。据当年随同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总理一见到张若名就非常感慨地说：“多年不见了。”然后又说：“我代表小超问若名姐好。”总理还问她想不想回北京工作。在较长时间的谈话中，还谈到他们当时一起闹学潮、坐监牢和在欧洲的一些事。

张若名是五四运动的一名先驱者，也是周恩来早期的战友。

周恩来他们1919年在天津投身五四爱国运动时，邓颖超只有15岁，还没有到谈情说爱的年龄，而且觉悟社组成时是主张独身的。但是张若名已经是19岁的大姑娘了，她只比周恩来小两岁。据周恩来侄女周秉德回忆，“七妈”(指邓颖超)曾对她说，“当时和我们在一起的张若名，和你伯伯接触比较多。当时我曾经以为，如果你伯伯不坚持独身主义的话，和她结合可能是最合适的了。我们周围的人也都这么认为。”后来周恩来与张若名在爱情道路上分手，周恩来转而写信向邓颖超求爱。

当周秉德自己在爱情方面遇到挫折，想听听周恩来对情人分手时的感受时，周恩来毫不隐讳地说：“当然不平静。秉德，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你知道世界上男人与女人的关系，除了恋人，还有友情，不能当妻子，却能继续成为朋友嘛!就说张若名，我们在天津是一块儿坐过半年牢的，我了解她的人品。她自己放弃对革命的追求，但不等于她就一定站在敌人一边，出卖我们，我们还可以是朋友。”

周恩来还告诉周秉德：“张若名后来获得了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的文学博士学位，1931年就与丈夫杨堃回国任教，起先在北京，后来到了云南大学中文系当教授。1955年4月我去印度尼西亚万隆出席亚非会议，回国时从昆明路过，我和陈毅还与张若名夫妇见了面。你七妈还怪我没与他们合个影，都是老朋友了嘛!看看他们现在什么样儿了!”

1928年，周恩来从上海秘密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国内一片白色恐怖，他的行踪高度保密，但途中仍曾被日本水上警察跟踪盘查。他参加大会后返回国内时，为了安全起见，不得不绕道欧洲。周恩来到法国巴黎后去找了张若名。他告诉她，他已经和邓颖超结婚，他代表邓颖超问若名姐好。她告诉他，自己虽离开了革命队伍，但决不出卖朋友和党的秘密，仍然愿意做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革命者，并表示决心，要时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20世纪50年代末，张若名为了表示对党的忠诚，把哪怕一闪而过的“私心杂念”也要向党交心，结果她被打成右派。在不堪忍受批判，不认为自己是革命叛徒的巨大心理压力下，张若名终于顶不住而投水自杀了。“文革”结束后，在邓颖超的亲自过问下，张若名得到平反，恢复了名誉，而那时她已离世20多年了。

共渡难关，“搞这么多楼堂馆所干什么？”

1961年1月2日，周恩来率400多人的友好代表团访问缅甸，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对外友好代表团。陈毅和夫人随行。9日，陈毅到机场欢送先行回国的周恩来。

飞机仍在昆明停留休息。当时我国正处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人民的生活相当艰苦。周恩来住在招待所。看到周恩来比较劳累，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的领导同志想尽量把他的生活安排得好一些，但都被他制止了。他一再叮嘱秦基伟他们，不要为他搞“特殊”，要严格执行生活标准规定。秦基伟虽然感到过意不去，却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一切从简。

当天，军区开文艺晚会，秦基伟去请周恩来参加，他欣然同意了。离开招待所时，周恩来邀秦基伟和他同乘一辆车。汽车缓缓行驶。周恩来拉开窗帘，不时把目光投向车外，向秦基伟问这问那。汽车驶上了东风路，这时，路旁一座即将落成的建筑物映入周恩来的眼帘。他问秦基伟：“这是什么建筑？”

秦基伟回答：“是军区新建的一个国防教育展览馆。”

周恩来若有所思地问道：“你们修这个干什么？”

秦基伟陈述原由：“准备陈列战争年代的武器和战斗英雄、模范的事迹材料，让部队参观学习，加强国防观念。”

听到这里，周恩来不禁蹙了蹙眉头，态度忽然变得严肃起来，说：“北京已经有了军事博物馆，你们这里就不要再搞这类建筑了嘛!现在国家经济困难，还搞这么多楼堂馆所干什么？你们既然搞了，我看就把它交给阎红彦吧。”

阎红彦是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周恩来要秦基伟把这幢建筑交给他，也就是说要部队把它交给地方。当时，军区和省里的关系是很好的，但毕竟各有各的财产。而且，军区修建这个展览馆，既没有向国家要钱，也没有向地方伸手，所花500万元工程费，全部是自己勒紧裤带节省下来的。要交给地方，秦基伟实在有点舍不得。

周恩来似乎看透了秦基伟的心理，没等他开口，就加重语气说：“全国一盘棋，要讲大局嘛!交给地方，也是支援国家建设，比你们留着它用处大。你看怎么样？”

秦基伟听到这里，深感周恩来把道理讲得很清楚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当即表示：“好，我们照总理的指示办。”

第二天，军区党委召开常委会，秦基伟传达了总理的指示。常委们乍一听，开始也多少有点想不通，舍不得。但大家毕竟受党教育多年，懂得小道理必须服从大道理，局部利益必须服从全局利益，这是个原则问题，也是个组织纪律性问题。常委们经过短暂讨论，一致表示：坚决执行总理指示，把展览馆无条件地交给地方。

在节约开支这一点上，还在缅甸的陈毅也是如此。外交部几次要盖大楼，陈毅都没同意。他说得很痛快：“要盖，等我死了以后吧!”周恩来和陈毅领导下的外交部成千工作人员许多年都挤在那幢破旧的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古旧建筑物里办公。

周恩来的工作态度十分严肃和认真，作风细致而周密。在他行将离开昆明之前，当着秦基伟和阎红彦的面，又重提此事，并问秦基伟他们商量得怎么样。幸亏军区党委及时讨论了这个问题，秦基伟如实地作了汇报，阎红彦倒有点不好意思起来，他问秦基伟：“你们真的舍得吗？”

秦基伟真诚地说：“有啥舍不得的，听总理决定嘛。咱们过去打仗还不是这样，一切行动听指挥，执行命令，完成任务，不讲价钱，不打折扣。”

听到这里，周恩来满意地笑了。

后来，为了坚决贯彻落实周恩来的指示精神，秦基伟指示有关部门继续负责把这个建筑面积达六千多平方米的工程全部搞完，做到善始善终，连同地皮一起无偿地交给了地方。省里用这个地方建立了云南省博物馆。这件事，成为云南军区拥政爱民的一段佳话。周恩来表扬他们：“秦基伟风格高，捐了个云南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