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词论》“骂”尽唐宋词坛名家，李清照为何锋芒毕露？

提起“李清照”这位生活在两宋之交的女子词人，似乎除了“生当作人杰，死后为鬼雄”中偶尔流露出来的刚强之外，流传下来的几乎都是比较婉约风格的作品。

那么，这位“婉约派”词风的代表人物是不是一位性格柔弱、温婉贤淑的才女呢？

实则不然，这位有着“词盖江南，文压塞北”之称的李清照是一位非常刚强的女子，面对诸多词坛名宿也敢下语评论，甚至有诸多抨击之语。

她在其《词论》这篇讲述“词”的发展以及特性的短文中，几乎是“骂”尽了唐宋词坛的诸多名家，从中晚唐数到北宋词坛，诸如蜀中花间、南唐二主，再到欧阳修、晏殊、王安石、曾巩、苏轼、柳永、秦观、黄庭坚等等，都没有逃过她的贬斥。

李清照如何评价其前辈词人？多有贬低之语

受到王国维“一代之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影响，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唐诗”和“宋词”是两种地位相同的文体。其实不是，“词”在古典文学中的地位是远远不如“诗”的。

“词”为小道，乃艳科，是游戏之作，这些身份从“词”的诞生直到古典文学终结的时代都没有被推翻掉，甚至连清朝的文字狱都不会将词当作证据。

所以，李清照在《词论》中对诸多词人进行抨击，其实严格来说顶多让人感觉“狂妄”，但并不会产生特别大的影响。

李清照从“词”的诞生开始说起，提到了唐代之“词”，还保留着其燕乐的性质，多是在宴饮场合充当娱乐性的节目。

认为这时候的词：

郑、卫之声日炽，流糜之变日烦。

简单来说就是表达的都是一些靡靡之音，大部分词作并没有太多的实际价值。《菩萨蛮》、《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等词牌其实都是艳曲。

而到了晚唐五代的时候就更过分了，李清照甚至用了“斯文道息”来评判。其中只有南唐一隅之地，中主李璟、后主李煜以及冯延巳等人的词作还勉强一看，但虽然语调尚可，却是亡国之音，格调低下。

到了北宋初期，词坛出了一位叫做“柳永”的人，变旧为新，词写得还不错，但可惜的是：

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

是说柳永的词虽然音律上比较动听了，但气格荒淫，内容都是流连勾栏瓦肆，俗不可耐，算不上好词。

张先、宋祁等人虽然有什么“云破月来花弄影”、“红杏枝头春意闹”等句子，但也只不过是偶尔才有一二名句，却使得词作整体语意破碎，更是得不偿失。

而说到晏殊、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曾巩这些人，李清照更是毫不客气地指责他们，连写词都不会，根本不算词人。

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

说到晏几道、贺铸、秦观、黄庭坚等人时，对他们虽然表现出更高的认可，但又毫不客气地指出了各自的短处：

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

可以看到，李清照抨击的这些人，无论是南唐君臣还是柳永、黄庭坚、秦观等，都是贬多褒少；而欧阳修、苏轼、晏殊、王安石等更是毫无可取之处。

因此，她的《词论》也被很多人称为“女子妄评”，受到了很多人的抨击。

那么，李清照为何要用如此“狂悖”的言论在词坛上指点江山呢？

其实这也是“故作惊人之语”的做法，将这些人批判一番，自然能引起讨论，具有更广泛的传播性，为李清照随后所提出的“重要观点”做一个铺垫。

李清照提出“词别是一家”的理论，其目的和价值在哪里？

李清照在将诸多词坛名宿逐一批驳之后，紧接着就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观点：

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

《词论》中洋洋洒洒一大篇，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要阐明这五个字：“词别是一家”。

李清照从“词”的起源以及流变说起，认为“词”这种文体不同于“诗”，也不同于“文”，应该另成一派，树立规矩。

这其中包含两重含义：即“词”不应该再走“俗文学”的路子，而应该“雅化”；词坛的正宗应该是“婉约”风格。

“词”的雅化之路在很早就开始了，唐代词作优秀者较少，《菩萨蛮》、《忆秦娥》等作品尚不能确定是李白所作，故不去讨论，但至少到南唐时代，就已经出现了这种衍变的趋势。

中主李璟曾经和冯延巳开玩笑，说：“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

意思是说，这种少女情怀与你冯延巳何干？这不是多管闲事吗？

结果冯延巳回答：不若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

意思是论起管闲事，哪里及得上陛下你这首描写闺中女子思念丈夫的《摊破浣溪沙》呢。

但无论是冯延巳的《谒金门》还李璟的《摊破浣溪沙》，还都是以女子的口吻来抒情。可是到了李煜的笔下，就开始以“士大夫”为中心来叙事了。

可见“词”的雅化之路在此时已经开启，那之后柳永等人的作品自然就属于逆潮流的，对“词”整体地位的提高有负面作用，这也是李清照批判柳永的根由。

而“别是一家”的理论更多的是针对苏轼“以诗为词”的做法。

苏轼将很多“诗”里表现的情怀写入词中，拓展词的表达范畴，目的就是想要将“词”抬高到和“诗文”比肩的地位，这被当时很多人所反对。

李清照认为苏轼这种不通音律之人用作诗的方式来填词，非但起不到抬高词体的作用，反倒会使得“词”失去了其独立性和纯粹性，简直就是帮倒忙。

所以在《词论》里，李清照虽然批驳晚唐词风、南唐君臣以及柳永等人，但只是认为他们写得不好，而到了苏轼等人这里，直接就是驳斥其不会写词了。

有趣的是，李清照和苏轼的目的却是相同的，都有“尊体”的成分在。

苏轼是想要形成“诗词文”鼎立的局面，将“诗言志”的传统赋予“词”，而李清照却想要将“词”变成一种不依靠于“诗文”的另一种独立文体。

客观来讲：

1. 苏轼的方法如果能成功，“词”就会变成文坛主流的一种新文体，但地位比“诗文”要稍逊。

2. 李清照“别是一家”的理论里，“词”不会成为文坛主流文体，但却并不依靠任何形式来存活，有其完整的独立性。

所以，李清照尤为关注“词”的纯粹，即符合声韵格律的同时，也要具有雅致的内容。

“诗”的格律是为了文字的诵读，而“词”的格律却是为了配乐表演，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事物。而所谓的“雅致”自然是指柔美、婉约的内容，配合着词的舒缓节奏，表现出另一番韵味。

这也是“词”一直以来的主流特色，苏轼等人风格较为刚硬的“豪放派”词作只不过是一朵独特的小浪花而已，并没有在词坛上掀起更大的风浪。

而“豪放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辛弃疾却在风格上学习李清照的“易安体”词作，用婉约的风格特性来隐藏豪放的情感内涵，“豪放派”至此才真正成熟起来。

从这一点来看，李清照的词学理论无疑是取得了实质性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