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唯一的宗室宰相赵汝愚：在韩侂胄的权力之争中含冤而逝

宋朝对宗室子弟一向友善，基本没有因争权争位而发生流血事件。为防范宗室干政 ,宋朝建国之初即确定"不用宗室为宰相"的祖训，一直被皇家很好地遵循和执行。但在南宋宁宗时期出现唯一的例外,因定策之功，赵汝愚拜为右相，成为两宋唯一的宗室宰相。

赵汝愚以良好的政治风范，成为宋朝宗室中崛起的杰出代表人物。他定策扶危,成功实现光宗传位于宁宗的"绍熙内禅",使南宋政局转危为安。其后他引荐人才，革新政治,成为一代名相。

但在与韩侂胄的权力之争中,引发了"庆元党禁",赵汝愚作为当事者,也被贬出京城，最终客死他乡。他的死因错综复杂，既有相权争夺失败的直接因素，又有党争、理念之争的深层次原因。

一、定策扶危拜宰相

赵汝愚是宋太宗之子汉恭宪王元佐的七世孙。他深受父亲影响，从小至孝至爱，培养了良好的品行。赵汝愚幼时即立下志愿，要治国平天下，人生"得汗青一幅纸"足矣。1166年进士及第，任宁国军节度判官,开始政治生涯。

赵汝愚为官正直敢言,具有独特敏锐的政治眼光。1182年和1190年,分别以朝奉郎充集英殿修撰和中奉大夫的身份先后两次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在职期间，开浚福州西湖,使闽县、侯官、怀安三县上万亩农田深受其利。

推行附籍法,使民众安居乐业。后人评其在福州"百废具举,孜孜国事"，受到福建人民的景仰和怀念。

1185年，赵汝愚以直学士制置四川兼知成都府。对氐、诸羌等少数民族边患实行分别瓦解、各个击破策略,使四川全境重归安宁，孝宗称他有"文武威风"。宋孝宗亲政后,更将赵汝愚选定为推行自己改革的核心人物和中坚力量,在内禅前,急召他入京城,以付重任。

宋孝宗是南宋较有作为的君主,他锐意于"恢复"中原。罢免因循守旧的宰相王淮,积极与朝中理学派士大夫结盟，选用周必大、留正、赵汝愚为执政大臣，而赵汝愚是执行孝宗改革构想最为热心者。

当时金宋定为叔侄关系，63岁的孝宗不愿称金朝22岁的章宗为叔父,就禅位于光宗,自己为太上皇。然而光宗即位后,与孝宗父子几乎视为仇敌。孝宗病逝后，光宗公然拒绝出面主持父亲的丧礼，致使国丧无人。

在以孝治天下的宋朝，光宗的行为使赵宋统治遭遇极大的危机，在这危难关头，赵汝愚作为宗室大臣，决定请高宗吴皇后作主，让光宗内禅。

他与徐谊、叶适等人谋划计定，派遣韩侂胄进入宫内联络汇报，因韩侂胄母亲是吴皇后的妹妹，同时他任职宫门，成为入宫游说的最佳人选。

韩侂胄不负众望说服太皇太后，以光宗有疾不能理政为由，拥光宗之子嘉王赵扩即皇帝位，是为宋宁宗，成功实现皇位交接，史称"绍熙内禅"。

赵汝愚在大变在即之际，定策扶危，成功实行内禅，使南宋政权渡过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功不可没。然而皇位交接，朝廷官员间的争权斗争又硝烟四起，导火线即是定策之功的论功行赏。

尘埃甫定

赵汝愚及其手下的道学家集团是最大的受益者，赵汝愚因为定策之功，在宁宗即位后升为枢密使，一个月后又升为右丞相。他以宗室和执政的双重身份主持全局，开始与道学家集团全面合作，将道学家集团的重要成员几乎都网罗到中枢。

一大批道学家相继得到重用，如章颖为侍御史，黄裳为给事中，彭龟年为中书舍人，控制朝廷的言路，又推荐道学领袖朱熹为宋宁宗侍讲，意图直接影响宁宗，贯彻道学治国的原则。

一时间，以朱熹为代表的朝中理学集团有意识地旗帜鲜明地站在了赵汝愚的一边，与他一起推行新政。

但在内禅中同样立下大功的韩侂胄和赵彦逾等人，在论功行赏时却未能如愿以偿。

事成之后，作为武人的韩侂胄希望得到节度使的头衔，赵彦逾希望成为执政，但赵汝愚却以大家或为宗室或为外戚，不敢言功，不肯满足韩、赵的要求，仅给韩侂胄防御使的头衔。韩侂胄以他功高赏薄，怨恨汝愚，埋下韩赵之争的隐患。

二、客死他乡为哪般

韩侂胄以拥立之功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奖赏，主要由于赵汝愚的阻拦，他因怨生恨,开始千方百计谋除赵汝愚。

韩侂胄利用宁宗的信任，先后利用内批方式，让宋宁宗罢免赵汝愚集团的一批理学家官员，然后以宗室不得为相的祖宗之法攻击赵汝愚，并让人上书诡言赵汝愚对皇位有想法，使得宁宗对赵汝愚产生猜疑。

赵汝愚被罢免右相，先被除为福州知府，后又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在永州。结果在途经衡州时，被韩侂胄的党羽衡州郡守钱鍪百般羞辱，56岁暴卒于衡州，也有说是服药死亡。

反正按照历史记载，赵汝愚要么是被迫害而死，要么是被加害而死，都与韩侂胄脱不开关系。从直接原因看，赵汝愚的死亡是韩侂胄的打击、报复和迫害所导致的，这是史上公认的，但从深层次看却还有其他的原因。

首先，赵汝愚有动摇皇位另行传承的可能性，于是引发宋宁宗的打击是必然的。赵汝愚是赵氏宗室的一员，具有和宋孝宗一系一样的代表赵氏掌握政权、继承大统的资格。

他经历孝宗、光宗至宁宗三朝，积累大量政治资本和人望，也实际掌握了行政大权。

站在他一边的，是大批理学型官僚及士子，有理学领袖朱熹，丞相留正、周必大，以及叶适、刘光祖、彭龟年等一批朝中高级官员，还有太学生的支持等等，形成了一个朝上朝下、朝廷民间相结合的巨大势力，使皇权感到备受威胁，如此大的力量，一旦高举"恢复"中原、报君父之仇的旗帜，"政变"是有可能得成功的。

赵汝愚在孝宗去世出现政权真空时，以他当时的政治地位、政治能量，是有能力使皇位走向出现其他变化的。

虽然他实际上已经扶持宁宗上位，但朝野又传出赵汝愚"乘龙授鼎"的梦兆，这个梦可以解释为参与定策宁宗即位的大计，亦可解释为承继孝宗光宗而为天子的符谶、预言，这怎能不令宋宁宗大为疑忌。

在皇位的争夺上是没有亲情可言的，赵汝愚既然能一力推动"绍熙内禅"，就说明其只要动心，就有可能做到另一次内禅，宋宁宗的皇位面临着危险，这样的情况只要有一丝可能就必须要消除，于是赵汝愚的被罢相，以及后续遭到的一系列打击就是理所当然的。

其次，南宋政权因长期主张和议，民心不稳，其政治和道义基础十分脆弱，历任皇帝自信心都十分缺乏。于是防止皇帝大权旁落，成为高宗以后各位皇帝的"内心"秘旨。为此，削弱相权，政由中出，重用亲信近习，防范大臣结成朋党，成为孝宗、宁宗掌权之一体两面的特点。

宋孝宗青年时力图"恢复"，后期实际又回到求和苟安的政策，光宗、宁宗也是持有同一政策。当时士大夫执政群分化为"无为"的一派和"有为"的一派。

前者为职业型官僚，"得过且过"、苟安，主张宋金和议。后者为理学型官僚士大夫，主张打破"苟安"，进行一番"大更改"，主张"恢复"中原。

在南宋的"国是"斗争中，理学型官员主张报君父之仇的大义，以主"和议"者为小人，并特别敌视权幸、近习、贵戚的窃权。

这就使得面对现实不可能真正抗战的孝宗、宁宗等当权者，深感道义上的亏欠，由此又反转来愈益依赖权幸及主张苟和。而这又引起理学型知识分子及大臣的激烈反对，从而加剧着皇帝对理学的不满和厌恶。

宁宗时，理学集团以朱熹为精神领袖，以赵汝愚这一宗室为领袖而执政，掌握政治大权，和学界、士子相联结，赵汝愚以宗室不应任丞相却最终持掌相权，在宁宗眼里，他已突破一处禁区，又以宗室而站在理学型官员一边，违反宁宗内心"和议"之心，他又突破了第二处禁区。

而朱熹在宁宗面前又常以"帝师"自居，既严厉又事事过问，引起宁宗对他及理学的极度不满，于是不顾赵汝愚等人的劝阻，直接下旨命其出京。在此期间，赵汝愚想要保护朱熹的举动，再次引起宁宗的不悦。

恰在此时，碰上了韩侂这样的外戚、政治野心家，既有定策大功，且与宁宗为外戚，而那些官僚型士大夫为了对抗理学型官员，纷纷依附韩侂胄周围，相对赵汝愚集团而言，韩侂胄集团遂成为皇权最可信赖的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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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冑发动对赵汝愚及其政治力量的打击，危言耸听，急风暴雨，正是利用了这些历史和政治因素，但其最主要的后盾和支持力量是来自宋宁宗的，事实就是，宋宁宗也不希望赵汝愚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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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结

赵汝愚作为南宋的宗室重臣,在大变在即之际,从赵宋家族的最高利益出发,能够奋不顾身,定策扶危,成功地实现内禅,挽救了危机,使南宋政权转危为安,也为理学争取政治地位提供了契机。

他为相后,大力提携理学家集团入朝,积极推进改革,使南宋政治呈现一派生机。虽然其在与韩侂胄的权力之争中含冤而逝，但历史对他予以公正的评价，朱熹更有"计定一时,功垂万世"的文辞。赵汝愚可称为一代名相，少时青史留名的夙愿终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1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2脱脱，元，《宋史》，中华书局，1977；

3朱熹，宋，《朱熹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