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室友的三个名字，藏着一个大秘密！

本文作者：林远

由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

（微信公众号：thelivings）授权转载

换名入学，高中学校能增加一个“本科升学名额”；三本高校靠学生学费生存，多得了一个大学生四年的学杂费；买成绩的人如愿以偿拿到了本科学历，卖成绩的人得到了一笔钱，无非就是再想个名字而已。

——所有人都是赢家，谁会跟钱过意不去？

配图 |《十二个想死的孩子》剧照

2017年底，我陪大学同学许金玉去B市某政府部门办事。许金玉问我要不要找在这里工作的刘军叙叙旧，毕竟是大学室友。可翻了下手机，才发现谁都没有刘军的联系方式。

办事大厅墙上贴着所有工作人员的照片，我们俩一起找了好一会儿，许金玉才指着一张照片，犹豫地问我，“这是不是刘军？”

仔细看了看照片，确实是刘军。他身着制服，样子跟大学时几乎没有变化。但姓名一栏却写着：杨树华。

“到底是不是他？名字贴错了？改名了？”许金玉接连提了几个问题。我却一下想起了多年前的一件事——杨树华，这个名字我以前见过，那还是6年前临近大学毕业，我作为学生干部协助辅导员整理学生学籍档案的时候。

“找他同事问问不就行了。”我随手拦住一名工作人员，说自己是杨树华的大学同学，今天正好来办事，想见见他。工作人员指了指远处的一个窗口，“他在那儿”。

许金玉大大咧咧地把手伸过工作台拍了刘军一巴掌，笑嘻嘻地说：“你小子还真在这儿！一毕业就跟大伙失联，这会儿咋还改名了？”从刘军的眼神看，显然是认出了我们，他愣了一下，半晌却冒出一句：“不好意思，你们认错人了吧？”说完还伸手点了点工作台前的工牌，上面写着“杨树华”三个大字。

许金玉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还想继续说，我赶忙说了句“不好意思”，拉起许金玉转身就走。一走出大厅，许金玉就挣脱了我，嚷嚷着：“他不就是刘军吗？”

“就是刘军，先走吧，路上跟你说。”

我当然知道，那人就是刘军，他刚才伸手指向工牌的时候，我看到了他手腕上的那道疤痕——那是大二时另一位室友的“杰作”，当时还是我陪刘军去的医院。至于“杨树华”这个名字，以及他拒绝与我们相认的状态，也坐实了这些年我心中一个隐藏了许久的猜测。

2007年，我考入山东的一所独立学院。汉语言专业的男生不多，入学当天，大家就在学校门口的小饭店里聚餐。刘军自称来自A市某村，原本被分在隔壁宿舍的小波也是A市人，马上跟刘军叙起了老乡。当晚聚会后，小波就换到了我们宿舍，住在刘军下铺，理由是“老乡之间有个照应”。

我们宿舍一共8个人，除了刘军和小波，我、许金玉和阿龙都来自省城，舍长是B市人，大鹏是吉林人，张磊是本市人，平时不在学校住。

虽然同寝，但我和刘军平时交流很少，我只知道他1985年出生，复读过2年，有个女朋友在临沂读大学，他父母都是农民，还有一个妹妹在A市读初中。

刘军平时一直独来独往，上专业大课时，同寝同学大多坐在一起，唯有刘军，总是一个人坐在教室后面玩手机；下了晚自习，大家经常聚在宿舍里打扑克，刘军也从不参与，要么躺在上铺看小说，要么抱着手机去操场跟女朋友煲电话粥。

那时大家都觉得没什么，毕竟来自不同的地方，爱好、性格各不相同，更何况刘军的老乡小波也不跟我们厮混，他沉迷网游，有空就往学校后街的网吧跑，不过网费花光后，还是会回来参加一下集体活动。

舍长借机让小波“带动”一下刘军，不要整日独来独往，多跟同学们聊聊天。小波却一脸无奈，说自己是真“带不动”。小波说，虽然自己一上大学便主动搬来我们宿舍，但刘军跟他的距离似乎和跟其他人一样远，有时候甚至更怠慢。

起初，小波看刘军一个人坐在教室后面上课，还拎着书包去找他，但第二节课刘军要么换位置，要么就翘课；休息时，小波经常邀请刘军一起去网吧，但刘军从没去过，至少从没跟小波去过。

一次聚餐，刘军照例不在，话题渐渐聊到了他身上。有人说可能是因为刘军年龄比我们大些，关注的东西不一样，所以才不喜欢和我们在一起，只和电信学院两个大三的学长走得近。而小波却说出了他的一个疑惑。

之前有几次，小波听到刘军跟家里打电话，说的是方言，可绝对不是A市的。除此之外，老乡在一起聊天，难免会说些老家的事，可每次都是小波不停地说，刘军很少接茬，偶尔说两句，也是驴唇不对马嘴。

“我还见过他爸妈一次，在城里的‘金阁饭店’，那天刚好高中同学来看我，我寻思着在同学面前‘洋火’（ 显摆）一下，就带同学去那里吃了饭。好巧不巧遇到刘军一家，可能是他爸妈来看他。两人的穿着打扮一看就不是在家务农的，而且还开着辆奥迪，B市的牌照……”小波神秘兮兮地说。

小波引起了话头，大家纷纷说起自己看到的刘军的“怪事”。

阿龙说，有次他和刘军两人在宿舍，碰巧学校送桶装水的师傅过来收钱。那次轮到刘军付钱，当时他正在洗衣服，就喊阿龙帮忙从他的钱包里拿10元钱。但阿龙刚从小桌上拿起钱包，刘军突然几步从阳台水池边冲进屋里，一把夺过了钱包。

“为啥？他钱包里有啥？”有人问。

阿龙说没看到，但刘军夺钱包的动作实在太猛，把他的手都划破了。事后，刘军一言不发把钱包装进口袋继续去洗衣服，权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这让阿龙很生气。

大鹏是班上的体育委员，负责组织班里同学晨跑及点名，他也说了一件怪事：“大一刚开学时我领到一份花名册，上面没有刘军，当时我还纳闷，去问辅导员，辅导员查了入学系统，也没发现刘军名字，便打发我先回去了。过了几天又给我一份新的花名册，刘军名字补在最后面。”

大鹏说，起初他也没当回事，但那天临走，辅导员却反复交代，“花名册和电脑系统这事儿千万别声张”，态度很奇怪。后来，有同学从外专业转进我们班，花名册一直没有更新。大鹏去找辅导员更新名单，随口提到“入学系统”，不想辅导员忽然有些恼火，反问他：“什么入学系统？你看过入学系统？”

大鹏觉得辅导员的反应着实有些反常，“其中一定有问题……”

我也想起了一件事，我和刘军都是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社”的社员，这也是刘军唯一加入的学生社团。“邓研社”平时没有活动，只在学期末组织社员开“茶话会”拍照，作为学校每学年社团活动的存档。

大二上学期末的茶话会，我和刘军都去了，那次是我给大家拍照。回宿舍后，刘军提出想看看照片，我把相机给了他，相机还回来，我就随手放进了柜子里。第二天去洗照片，我却突然发现之前选好的那张合影不见了，我急忙给刘军打电话，问他是不是把照片“剪切”到自己电脑上了，刘军突然把电话挂了，过了一会儿才打过来，说照片里面的自己太丑了，他随手删了。

我很生气，但刘军也没多解释，说了几句道歉的话便推说自己在忙，匆匆挂了电话。学校等着要照片，我只好联系社员重新拍照，再给刘军打电话，他就说自己家里有事，来不了。

“后来我翻社团活动的所有照片，没有一张照片上有刘军，我也不晓得是没拍他，还是有他的照片都被他删了……”当时，拍照手机刚流行不久，听我说完，大家纷纷掏出手机查看，这才突然意识到，同寝一年半，大伙在一起拍了很多照片，唯独没有跟刘军的合影。

“这家伙好奇怪，会不会……”有人还想说些什么，但被舍长叫停了，他说毕竟大家都住一个宿舍，背后议论影响团结。

平心而论，那时的刘军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除了独来独往、不苟言笑，以及偶尔行为怪异，倒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也没人因为这些跟他结下梁子。

虽然不怎么与同学打交道，但作为宿舍成员需要承担的义务刘军从不推辞——无论是缴纳电费、网费还是卫生值日，都十分积极。有同学遇到困难，只要开口找他帮忙，他也不会拒绝。时间长了，大家也都不以为意。

小波说，和刘军交好的两位学长都是他高中复读前的同班同学，其中有一个姓唐的学长跟刘军最亲近，也经常来我们宿舍混牌局，大家都喊他老唐。

在老唐跟前，刘军一改往日不苟言笑的样子，不时和他开些玩笑，但刘军似乎不喜欢老唐与我们走的太近，有段时间老唐每天晚上都来我们宿舍打“够级”，刘军从外面回来，见他一次就损一次，有几次话说得明显已经超过了朋友间玩笑的程度，分明就是想赶老唐走。

无奈老唐沉迷“够级”就像小波沉迷网游，我们也不想放老唐走，打“够级”要6个人，小波上网、刘军不玩、张磊晚上回家，老唐一走人就不够了。因此，每当刘军要赶老唐走，我们都七嘴八舌地挽留。刘军也不想惹众怒，看大家都帮着老唐说话，便一个人气呼呼地躺到床上看小说去了。

但大二下学期的一天晚上，刘军还是终结了我们的一场牌局。

那天，老唐论文答辩通过后喝了点酒，晚上过来打牌。刘军也在，依旧躺在床上看小说。我们一边打牌一边和老唐闲聊，聊着聊着便提到了高考的事。

也许是那晚喝了不少酒，老唐说话有些口无遮拦。他先是取笑考过二本线却报错志愿、“掉档”进了我们学校的张磊；又揶揄大鹏，“东北那么多高校，挑来挑去竟挑到了我们这里”；然后抱怨学校各种不好，毕业也不好找工作，等等。

起初，大家还有一嘴没一嘴地和他一起吐槽，最后，老唐竟语出惊人，说难怪自己当年高考只考了300多分，也能进来读书。我们都不信——我们这间独立学院毕竟属于本科院校，高考成绩起码要过当地本科提档线的。老唐虽然早我们两年高考，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用300多分的成绩考上大学。

大家笑老唐吹牛吹大了，但兴头上的老唐说：“300多分怎么了，你们床上那位连300分都不到不照样来了……”

话音未落，我只觉得耳边生风，“哐”的一声，刘军的玻璃水杯就从床上飞过来砸在牌桌上，碎了。一转眼，人也从上铺一跃而下，冲过来便跟老唐厮打在一起。

事发突然，所有人都呆住了。刘军边打边骂，老唐挨了几拳之后开始反击。我们赶紧上去拉架，等把两人拉开时，老唐的鼻子破了，眼角也有血，吃了亏。被我们拉着，老唐还不停地咒骂刘军，说让他“小心点”，“大家谁不知道谁啊！”听到这话，刘军又要上来打老唐，我们赶紧再把两人分开，连推带搡把老唐弄出了宿舍。

老唐前脚走了，刘军后脚就气呼呼地跟了出去，大家拾起撒了一地的扑克牌，改打5个人的“保皇”。一开始，大家都不说话，似乎都在思考刚才那场莫名其妙的架到底是怎么打起来的，直到小波从网吧回来。

一进门，小波便叫嚷着“今天上课，老师有没有点名？”

舍长一把拉住小波问：“在你们老家，两三百分就能考到我们学校来吗？”

小波一脸茫然。

那次打架之后，老唐就再也没来和我们打过牌，有时我们缺人叫他，他也推说自己正忙着找工作，没时间。刘军回宿舍的次数越来越少，他行踪诡秘，时隐时现，有时连续三四天，上课都看不到他。

我们问舍长，要不要跟辅导员说一下情况，舍长让我们别操闲心。大三开学之后，随着专业课程量的骤减，同学们开始忙各自的事情。我、许金玉、大鹏和舍长准备考研，阿龙每天出去做兼职，张磊家里有生意，小波依旧在上网。

不过，老唐一伙毕业之后，刘军和我们交流的次数明显增多了。有时舍长组织大家出去聚餐，刘军会参加，大家还一同去爬过几次山，在宿舍打过几次“够级”。刘军牌技很好，我和他打“对头”经常“开不了点”，也走不了牌。

虽然大家的距离依旧在，比如刘军从来不和我们一起去网吧打游戏，当日不能返回的旅行从不参加，出去玩也从不合影，但他起码不像之前那样“透明”了，偶尔还会跟大家开几个玩笑，讲讲高中时的趣事。

这样的状态仅仅持续了几个月，2009年底，电信学院的一名大三学生找到了我们。

那人名叫高程，自称是老唐同专业的学弟，来打听老唐的去处。我们很诧异，说老唐早毕业了，找他干啥。高程说，老唐毕业前以找工作为由，从他和另外几个关系不错的学弟手里借走了1万多块钱，说好1个月之后就还，但现在却失联了。

除此以外，我们还听到了一个更令人震惊的消息——老唐并不姓唐，确切地说，他跟我们说过的一切都是假的——起初，高程等人先是联系了老唐的同班同学，拿到的电话号码已停机，又去了电信学院办公室，但办公室老师查过资料后告诉他们，已经毕业的学生里压根没有老唐这个人。高程甚至去了老唐的“老家”，但对方也说查无此人。

舍长赶紧联系刘军，但刘军说自己在外地。舍长在电话里问他老唐的情况，不知刘军说了什么。挂掉电话，舍长跟高程说，刘军也是来学校之后才认识老唐的，对老唐情况了解的不比他多。

我分明记得打牌时老唐说过，他跟刘军是高中同学，想开口追问，但看舍长似乎有自己的考虑，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高程急得几乎要哭出来，说他和几个同学已经找老唐好久了，我们这儿再没消息，就真不知道还能咋办了，毕竟1万多块钱对于几个大学生来说不是小数，大家谁都没跟家里说。舍长劝他赶紧报警，警察来了肯定能找到老唐的下落，毕竟他在学校读书这事儿大家有目共睹，都知道有他这个人在。

送走高程，我问舍长，“刘军在电话里说了啥？”

舍长想了半天，让我别打听了，“这事儿跟咱们无关，管他说了啥，只要不把咱们牵扯进去就行。”

老唐的事就这么过去了，大三下半年校外实习，我碰巧跟高程分在一组，我问他借给老唐的钱要回来没有，高程说要回来了。

那天，高程上午报了警，下午便有人通知他们几个去校门口拿钱，那人撂下钱就走了，啥也没说。后来，学校有一位老师找到他们，说这事就这样了，以后不能再提。

我有些吃惊，“学院不是说没有老唐这个人吗？为何事后又找你们谈话？”

高程说自己当时也摸不着头脑，他并不认识找他们谈话的那位老师，但依稀记得以前在学校的行政楼里见过。高程还问那位老师，为什么电信学院查不到老唐的名字。老师先说不知道，后来又告诫高程：“钱要回来就行了，搞好自己的学习，不该你关心的事情不要关心。”

再往后，高程他们就没再去派出所了，也不知道老唐的情况。“这人太恐怖了，留给学校的所有信息都是假的，别说同学了，连老唐谈了3年的女朋友都不知道他真名到底叫啥。”最后，高程感慨道。

大三下半年，随着考研时间临近，宿舍的牌局逐渐散场。

我、许金玉、大鹏和舍长一天到晚在学校的自习室里背书复习，每天晚上10点后才回来。张磊退了宿舍，阿龙在外跟女友同居，刘军却在这时迷上了网游，白天黑夜蹲在网吧里。我们以为他跟小波在一起，但小波说没有。

没了专业课，同班同学之间平时见面次数也不多，偶尔有人问起，“你们宿舍的刘军在干啥？”我们只能说不知道。

等到2010年9月，另一件事情却把刘军推到了风口浪尖。

那天中午，同班女生王颖在学校南侧门外的路边遭遇飞车抢夺，当时她死拽着自己的单肩包不放，连人带自行车被拖行十几米。劫匪的摩托车被拖倒，坐在后座的那个劫匪摔断了腿。

这是一起刑事案件，王颖报警后，两个劫匪却咬死说只是交通事故，而且还要求王颖赔偿医药费。由于小路上没有监控，案发时值中午，街上也找不到目击证人，警察有些为难。

王颖想起，自己骑车路过校门时，刚好遇见刘军从南侧门外的网吧出来，两人还打了个招呼，时间前后间隔不到1分钟，刘军肯定看到了她被抢包的那一幕。

王颖找到刘军，刘军先是答应做证，但王颖让他去派出所时，他又反悔了。刘军说，他和王颖打过招呼之后便朝东走了，走了十几米拐向南边的学校后街去买吃的。王颖被抢包时，他已经拐进了后街，既没听到声音，也没看到经过。后来，王颖父母来到学校，甚至来宿舍想找刘军商量一下，但刘军一直没露面，坚称自己什么也没看到，更不可能去派出所。

刘军不作证，警察也没有办法，好在最后案子还是破了——警察费尽力气找到了一辆偶然路过的汽车，行车记录仪拍下了两个歹徒飞车抢包的影像。

劫匪伏法，王颖不用承担医药费，但看了录像，王颖对刘军的意见就更大了——行车记录仪拍到了刘军——劫案发生时，刘军并非背向王颖走去学校后街，而是面朝王颖，目睹了飞车抢夺的整个过程。

“3年多的同学啊，怎么能见死不救？我不求他当时上来帮我，但后来在警察面前做个证能有什么大不了的？”一直到毕业后很久，王颖提起刘军，依旧气得不行。

也是从这件事开始，刘军在同学中的人缘急剧下滑。以前大家只是说他古怪，不合群，后来大家开始背地里骂他。同是室友，我们不好说什么，只是有一次，隔壁宿舍的同学过来见到刘军，直接问他当时为啥不去派出所作证。

刘军冷淡地回了句，“没看到，也不想去，”便匆匆走了。之后不久，刘军搬离了学校宿舍，说女朋友从临沂来找他，两人在学校对面的小区租了房子，以后不回宿舍住了。

刘军走后，宿舍零星的牌局上有人说起王颖的事情，大家都搞不明白刘军当时为啥拒绝作证。有一次，舍长含混地说了句，进派出所是要查身份证的。大家还是不太明白，问他查身份证又能怎样，舍长却不再说下去了。

直到几年之后我参加工作了，才知道证人作证不止是进派出所说一句“我看到了”，还要出示身份证、登记各种信息，制作出来的“证人材料”也会大概率出现在法庭上——而这些事情，或许是那个时候的刘军不能接受的。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不是临近毕业前的那件事，我可能早已忘掉了这个人。

2011年6月，临近毕业离校，大量学生档案需要整理、转寄，辅导员一人忙不过来，通知学生干部去办公室帮忙。在那里，我无意间看到了“刘军”的档案。但令我震惊的是——他似乎不叫刘军，班里也从来没有“刘军”这个人，“刘军”的照片贴在一个名叫“杨树华”的人的档案上，照片下面的信息我从未听说过。除了性别外，我确定自己并不认识这个名叫“杨树华”的同学。

我赶紧举手向辅导员示意，辅导员正忙得不可开交，看我举手后一脸嫌弃地走了过来，说：“要毕业了，这点事都办不利索”。但当我提出疑问后，辅导员的脸色一下就变了，她迅速抽走了那份学籍档案，然后把所有帮忙的学生干部赶出了办公室，说今晚先忙到这里，之后有需要再通知大家。

大伙稀里糊涂地走出办公室，辅导员又把我叫了回去。她脸上的表情很复杂，小声对我说：“这件事情必须保密，不能跟任何人提起，否则……”

我笑了笑，问：“否则什么？杀人灭口吗？”

辅导员可能没料到我会顶撞她，愣了一下，想发火，但随即意识到此刻她似乎已经没有可以要挟我的抓手，于是换上了笑脸，踟蹰半天，说了句：“档案也有装错的时候，要不怎么会请你们来帮忙整理呢……”

我和辅导员一前一后离开了办公室，在办公楼下分开时我向她告别，她“嗯”了一声便匆匆离开。彼时，她怀里除了“刘军”的档案外，还有另外两个鼓鼓的档案袋。

之后没多久，我们就毕业了。

2014年10月的一天，我趁休假给研究生毕业来省城工作的舍长接风，酒过三巡，两人又聊起了大学的往事。

“你知道当初刘军为啥就是不去派出所给王颖作证吗？”舍长忽然问了一句。我点了点头。

“他的事你都知道了？”舍长接着问。我先点点头，之后又摇头。我说我知道他不叫“刘军”，但我不知道他这样做是为了什么。交了4年学费，花了4年青春，却给别人谋了一纸学历。

舍长笑了笑：“你错了，是别人帮他谋了一纸学历。”

我看着舍长，突然感觉他也有些奇怪，“你以前就知道刘军的事情？”舍长押了口酒，没正面回答我，却反问：“你有没有感觉刘军说话口音跟我很像？”我这才想起“杨树华”的档案，一下明白了舍长的意思。

“反正过去这么久了，有些事跟你聊聊也无妨……在我们老家，是有这么一种操作方式。”

舍长的老家经济状况全省垫底，高考是很多农村青年改变命运的唯一方式。考上本科，是几乎所有高三学生的终极目标，为了这个目标，有人可以连续复读数年。

本科院校又分成一本、二本、三本三个级别，其中三本虽然也算本科，但学费却远高于前两者，动辄一年过万。很多高考生考上三本之后，要么嫌弃学校太差，要么不愿付出过高的学费，便放弃入学，选择复读。当然，也有人不嫌弃三本，他们既不缺钱也不指望名校改变命运，需要的只是一个本科学历，作为毕业后参加公务员、国企和事业单位考试的基础。

因此，那些被放弃的“三本名额”便成为一门生意。

“就这么说吧，几万块，我把你的学籍档案买过来，再花笔钱找公安局管户政的人活动一下，我改成你的名字去上学，你换一个名字明年继续考，反正那年代高考没人查你高中档案，实在不行你还可以说丢了，四五十岁的人不也能参加高考，他们去哪儿找学籍档案？”舍长说。

我说这种冒名入学的情况学校查不出来吗？一查档案全都清楚了，这怎么说？舍长又笑了笑，说当然查得出来，可是谁会去查呢？换名入学，高中学校能增加一个“本科升学名额”；三本高校靠学生学费生存，多得了一个大学生四年的学杂费；买成绩的人如愿以偿拿到了本科学历，卖成绩的人得到了一笔钱，无非就是再想个名字而已——所有人都是赢家，谁会跟钱过不去呢。

“也难为刘军了，这么深的心思，他既没用真名，也没用那个买来的名字，而是胡乱起了一个名字跟我们周旋了4年。”舍长接着说。这个问题他想过，刘军是在本省入学，可能是担心在学校遇到“杨树华”的同学而露了馅，因此才选择这样做。

“他为什么从不跟小波去上网？为什么阿龙那次动了他钱包他的反应那么大？为什么他从不跟我们去需要过夜的地方旅游？甚至为什么坚持在学校默默无闻，连张贴栏里有他名字的布告都要悄悄撕去……你把这些连起来想想，就明白他为什么不去派出所给王颖作证了。”

我明白了，“刘军”当年做的一切，只是因为那张“不能拿出来的”身份证。

“你知道他真名吗？”我向舍长提了最后一个问题，他点点头，说知道，但也没必要再说了，因为那个名字和“刘军”这个名字一样，参加工作之后便没了任何意义。

“那你咋知道的？又为啥要去打听他的真名？”

舍长解释说，毕业前他找到了刘军租房的房东，从他那里知道了“刘军”的真名。“还是老唐的事情给我提了醒，万一刘军毕业前也来这么一出，‘赚一把’再走，我们上哪儿找他去？”舍长说完，把杯中酒一饮而尽。

尾声

听完刘军的故事，许金玉惊得目瞪口呆。

我说你这下知道为啥刚才“刘军”不理你了吧，许金玉点点头，说没想到读个大学还有这么多套路。

“对了，你说当时辅导员怀里除了‘刘军’的档案外还有两份档案，都是谁呀？”许金玉问。

我笑了笑说：“我他娘的怎么知道？要不你去班级群里挨个聊几句，那些不搭理你的八成就是。”

“那些人恐怕早就退群了吧，对咱来说这是值得回忆的青春，对他们来说隐姓埋名可不是啥值得回忆的好日子……”许金玉一边开车一边说。

我点点头。

（文中人名皆为化名）

本文转载自「人间theLivings」